方东树《汉学商兑》新论

《汉学商兑》四卷,为方东树的代表作与成名作。是书自面世至今,已有二十余种版本刊行,但迄今尚无一校勘精良的善本。而学术界对该书的评价,亦褒贬不一,莫衷一是。通过对《商兑》全书详悉比勘版本与梳理文献,可知方东树当初并没有编纂《汉学商兑》向汉学家发难的动机,而是在广州受江藩、阮元等人的刺激导致的结果。《商兑》初编于道光四、五年间,至道光十一年完成并初刊,此前并无刻本行世,该书通行诸本以增入方东树《汉学商兑刊误补义》的望三益斋刻本最为权威也最为完备。方东树学宗程朱,排斥他学,有极深的门户之见,加上他轻言易忿、好战斗狠的性格,致使全书充斥着诟詈谩骂之词,令人难以卒读。全书虽征引繁富,但多出于二手材料,只是一部抄撮斗凑、大言自壮、毫无新见的百衲篇。后人谓《商兑》出而汉学熄,并起到了汉宋调和的导向作用,但事实是汉学衰微等与《汉学商兑》并无任何的直接关联。

《汉学商兑》与《儒林传稿》

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是清道光年间在广东出现的理论著作,在晚清学术界影响较大,具有较以往认识的更大价值。《汉学商兑》与阮元的《儒林传稿》有密切关系,其有关议论针对后者的特定内容,整体上对儒林传修撰过程中所涉及的儒学基本问题作出了回应。方东树为道学等名义进行了辩护,批驳了阮氏过分拔高儒的名义的做法。《汉学商兑》显示了《儒林传稿》的重要影响,对理解晚清以来广东学术的重要影响具有象征意义。

《漢學商兑刊誤補義》發微--再論方東樹《漢學商兑》之立意

方東樹《漢學商兑》一書,乃嘉道年間反映漢宋之争的名著。關於其著述旨意,歷來學界多認爲源於漢宋門户之别及意氣之争。近年來亦有學者提出新見,以爲該書實主於張漢宋兼采。本文通過對《漢學商兑刊誤補義》的梳理,從成書的第三階段來考察文本變遷,以探究方氏撰述旨意爲何及態度之前後變化,在前賢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汉学商兑》“集矢于戴震”说

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是以桐城派为中坚的宋学对汉学的系统清算,汉学阵营以戴震为首,那么《汉学商兑》"集矢于戴震"就很自然。中国经学史上对方东树多所贬抑,但梁启超却认为其《汉学商兑》"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故就《汉学商兑》中"集矢于戴震"处加以申说,以对梁启超的评论作一注释。方东树的《汉学商兑》除了门户之见、私人恩怨外,主要还是经学内部的学术分歧。

《汉学商兑》与清中叶的汉、宋之争

嘉道之际 ,学界出现了第一部系统批判汉学的著作即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从而使长期以来的汉、宋之争公开化。此书在为宋学辩护的同时 ,也集矢于当时的汉学流弊。书中方东树对汉学的攻击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即汉学家的治学方法、汉学诸人提出的种种“理”论、汉学繁冗支离、泥古株守之弊以及所谓汉学的超接道统。其中 ,无论是对汉学支离破碎、泥古株守的批判 ,还是对汉学家埋头考据、不通世务的针砭 ,都可谓深中肯綮。然而过分强烈的卫道心态 ,使方东树不能客观地对待汉学与宋学 ,议论往往走向极端。方氏固然揭露了汉学的痼疾 ,但采取了近乎全盘否定的方式 ,甚至抬出皇帝压人 。

《汉学商兑》的发轫、缘起及旨趣

汉宋分争是清学史的大关节,在前人论述中,江藩撰汉、宋学二记及方东树撰《汉学商兑》作为回应一事,是汉宋分争确立的关键。揆诸事实,《汉学商兑》的撰写实非激于江藩的所谓汉宋门户之见。前人认识出现误差,主要缘于眼光多注意成书后的《汉学商兑》,未能考证其发轫、创意、成书的过程,导致诸多联系不能贯通,以此入手分析,自然无法全面认识其旨趣。而考辨其发轫、创意之经过,可确证方东树撰写此书之缘起,进而知其旨趣,明了商兑之所以然。探明此案,不仅可资认识方东树及相关学人在清学史脉络中之位置,更有助于进一步梳理所谓汉宋分争之发生、演化的过程,体会其具体涵义。

《汉学商兑》学术批判方式探析

方东树所著《汉学商兑》的批判对象并非仅仅限于《国朝汉学师承记》,而是以批驳《国朝汉学师承记》为由展开对清代汉学的全面批判。虽说方东树在批驳对手时多主观臆断及肆意攻击之词,但从学术批判展开的具体方式及产生的影响看,《汉学商兑》不失为中国传统学术批评的经典著作。《汉学商兑》在体例选择、谋篇布局、重点议题的选择及论证等方面都与汉学家争锋相对,确有引发学界广泛关注及动摇对方根基的作用。在涉及训诂、制度等汉学家擅长的研究领域,方东树多采取回避、兼采、贬低的方式,少有正面交锋。对于无法反驳的问题,或以"理"压制汉学家,或以朝廷权威威胁对手,将学术交锋转换为政治问题,这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汉学商兑》的学术批判水准与价值。

《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兼论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

《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兼论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黄爱平清代学术以汉学复兴为最大特征，故而人们往往用“清代汉学”一语赅而括之。但实际上，汉学的对立面宋学，亦即理学，在有清一代，却始终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这不仅表现在理学一直高踞庙堂，形式上占据着学术...

标校本《汉学商兑》再订正

方东树《汉学商兑》是清学研究的重要文献。此书的点校本,所知仅徐洪兴标校、朱维铮审核本一种。该本199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收于钱锺书与朱维铮主编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中,附于《汉学师承记》之后。该本出后,颇为流行,清学研究者多有使用。但“校书之难,如扫落叶”~①,其校点难免有可议之处。

江藩的学术思想及汉学与宋学之争

江藩是纯正的汉学家，在经学上依经立说，有理有据。在史学上叙事简明，实事求是，不为个人恩怨所转移。所撰《汉学师承记》，阐述清代汉学家的学术思想、著述及师承关系，条理分明。但为其汉学家法所限，收采过于狭隘。

论方东树《书林扬觯》之“建白”

清代中叶汉宋并立,学术思想派系波澜涌动,桐城方东树激愤而著《汉学商兑》以卫宋学。稍后又撰《书林扬觯》,虽仍出以宋学视角,但摆脱了前书言辞偏激的缺陷。方东树在《书林扬觯》中针对当时学人轻易著书、著书贪多、矜名等流弊,提出著书须有宗旨、有实用、重修身明道等"建白",并借论语录著书与说部著书谈汉宋之学,一改激烈态度,重视汉宋融合,从中可以窥见清中叶学术思潮发展、衍变的轨迹。

浅论戴震的治学思想

浅论戴震的治学思想凌云，敬元沭一由宋至清初，思想界主流绕了一个圆圈：“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程朱理学”。清初学者阎若璩曾在《潜邱札记》中指出清初学风的三个弊病，即陋、俗、虚。为突破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人们思维方式上所设置的藩篱，戴震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大意尊聞》中的方東樹其人其思——以讀書觀和人生感悟爲例

談到清代的“漢宋之爭”,必然會提及方東樹(1772—1851)及其攻駁乾嘉漢學的名著《漢學商兑》。由於《漢學商兑》立場鮮明,不但被視爲清代宋學家的宣言,更成爲學者認識方東樹的主要材料。然而,這種研究徑路其實存在局限,因爲《漢學商兑》實爲一本具有特定目的且充滿攻擊性的學術專著,未必能反映方東樹其人其思之全貌。有鑒於此,本文將目光轉向方氏《大意尊聞》一書。《大意尊聞》雖是其晚年寫予子孫的家誡,但書中内容係與天下後學共勉,代表他對後(5的普遍期許;該書之性質也更像是省身録,較諸《漢學商兑》集中於學術交鋒的詞嚴義正,透露更多私密的觀念與情緒。藉由此書,一方面可認識方東樹與朱子熹(1130—1200)有同有異的讀書法,同時也看到他的自我反思與人生感悟。這些方東樹學思與性格之面向,是無法透過《漢學商兑》識取的。

阮元《儒林传稿》与清代汉宋学术之争

根据阮元《儒林传稿》的学术立场和初始影响,阮氏实是造成道光初年汉宋纷争的关键人物,《儒林传稿》是激化纷争的导火索。阮元本人持"汉学"立场,他在周围某些学人的支持下,将其本人的"汉学"树为清代儒学正宗,并以此为中心编写了清代学术史。《儒林传稿》对江藩的《宋学渊源记》等有直接影响,导致方东树撰写《汉学商兑》。

方东树论

(一)教书卖文,潦倒一生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别名副墨子,晚年慕卫武公耄而好学之意,以'仪卫'名轩,自号'仪卫老人'。他出身於书香门第,曾祖泽,拔贡生,为姚鼐师;祖训,父绩,皆县学生。他幼年即聪颖好学,十一岁时效范云作《慎火树》诗,为乡前辈称赏。廿二岁入县学,为弟子员,补增广生。旋赴江宁,受业於姚鼐执教的钟山书院。先后应乡试达十次,次次名落孙山,五十岁后遂决意不应试。自二十七岁起,为生计而客游四方,先后在江宁、阜阳、六安、池阳、粤东、亳州、宿松、祁门等地书院或幕府,从事教书和著述,并为江宁、广东粤海关修志。八十岁还欣然应邀赴祁门主持东山书院,到任仅两月即去世。方东树可谓毕生不得志,穷愁潦倒,是个以读书、教书、著书为业的文人。主要著作有《仪卫轩诗文集》、《汉学商兑》、《昭昧詹言》、《书林扬觯》、《一得拳膺录》、《大意尊闻》、《待定录》、《进修谱》、《未能录》、《思通居铃语》、《山天衣闻》等十馀种。(二)不忧一身,悲愤时事方东树'多务为穷理之学',①亦即以极为尊崇程朱理学著称。他颂扬其'语之无疵,行之无敝',

从汉宋之争到礼融汉宋——以朱熹晚年的学术转捩为途径

自清中叶以来，考据之学大兴而义理之学弥衰，江藩作《汉学师承记》以扬其流，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以击其波，汉、宋两家几不两立。至陈澧、曾国藩诸家主持调停汉宋，特别强调朱子考据，提出朱熹晚年曾有此学术转捩。此后钱基博、吕思勉及后来的钱穆、张舜徽等均持此见，但应者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