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与务实并举:美国汉学家艾思柯英译李清照诗词译者行为研究

20世纪30年代,美国汉学家艾思柯在《中国女性今与昔》(Chinese Women Yesterday and Today)一书中对李清照进行了介绍和作品翻译,从翻译史来看,这是美国汉学家首次对李清照进行译介。从英语世界读者反应来看,此次译介意义重大。本文借助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从“文本—行为—社会”维度,对其译者行为进行探究。研究发现艾思柯译介李清照是出于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女性的务实动机,艾思柯对李清照的译介秉持务实原则的同时也尽力求真,形式的保留、文化内容的显化以及诗境的再现,都使得译文最大程度地还原原文。不仅如此,艾思柯还利用丰厚的副文本力求李清照女性形象之真。

风景何以进入艺术:西方汉学视野里的中国艺术及其山水经验

风景进入艺术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的深刻变化,使人们审美的眼睛从功利转向非功利,从人和动物转向植物与风景,这是人类美学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革命。风景艺术的产生并非仅仅意味着审美对象和艺术题材的重要变革,对自然风景的欣赏标志着人类的审美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对自然的审美自觉。魏晋时期的中国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都创造了风景文化。山水美学是中国风景文化的结晶,中文的山水不同于欧洲语言的风景,自然审美的伦理化推动中国山水美学形成简淡疏阔的民族特征,为心灵的诗意栖居提供洞天福地,构成了中国山水美学的基本走向。中国先于西方世界形成的山水美学是最具民族性的美学遗产,在世界美学史上具有跨时代的重要意义。

论徽州“三洪”对乾嘉汉学的守成与开拓

文章在深究徽州“三洪”即洪榜、洪朴、洪梧的生平与学行的基础上,展示其弘扬“戴学”与推动乾嘉汉学发展的历史功绩,对彰显“皖派”学风及其通经致用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实证价值和启示意义。

辜鸿铭与卫礼贤:西方汉学、汉学家及汉学批评

辜鸿铭对19世纪西方汉学的批评,集中体现在其《中国学》一文中,亦散见于他的一些西方批评文章,包括与同时代一些西方汉学家的往来信札。在1910—1914年间致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的20余封信札中,辜鸿铭坚持并捍卫了他的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立场,以及他对西方汉学的批评态度,同时较为充分地表现他与西方汉学家进行思想交往与学术讨论的基本方式和关注重点。更引人瞩目的是,在这些信札中,辜鸿铭较为随意地传递出与个人处境、私密情感以及日常生活相关且一般不大示人的那一部分“自我”。这些无论是对辜鸿铭的研究还是对同时期的中西思想学术交流研究都多有裨益。

全球化叙事与汉学的问题意识

自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史研究于国际学界兴起之后,当代汉学与中国研究领域便对之做出了迅速的回应,并以独特的问题意识与叙事方式嵌入这场事关“总局”的研究进程中,不仅重构了人们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也为全景式的全球史研究提供了一颇具分量的侧角。为对这些持续呈现的论述做一系统化的梳理,有必要将之解析与提炼为两个有所分化的视角,即以西方全球化为主导的普遍主义叙述及带有泛亚化特征且“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主义叙述,就此可以见到,尽管后者也构成了与前者的某种互补与抵消关系,但也证明了在对待全球化与中国关系时人们持有的多重立场与态度。在此基础上,也需对一些新近出现的扩充性态势做出补充描述与评述。

怀念波兰当代著名汉学家爱德华·卡伊丹斯基

爱德华·卡伊丹斯基(Edwrd Kajdański,1925—2020)是波兰当代著名汉学家,也是我多年的好友,他虽于2020年9月10日故去,但我对他至今依然十分怀念。多年来,他和我将17世纪波兰来华耶稣传教士卜弥格(Micha? Boym,1612-1659)——号称波兰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并为此作了很大的努力。

学术自觉是开展域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出发点

就中国来说,正是在与世界交往中中国学术才逐步地向现代化形态发展。因此加大对域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推动中国学术界与世界各国汉学家的互动是中国学术在全球展示自己的成果,在文化互动中推进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期讨论的18世纪《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在欧洲的出版,中国故事在域外的传播的论文都说明了这点。

美国当代汉学家桂思卓关于中国典籍研究的诠释方法

美国汉学家桂思卓在中国早期典籍的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中均取得卓越的成绩,本文通过归纳法与对比法,将桂思卓中国早期典籍研究的诠释方法分为解经学、修辞学、翻译学三个层面,并结合文化实践、历史背景、修辞叙事、翻译比对展开论述,以期为国内学界了解中国早期典籍的海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当代日本汉学家中唐诗研究的内在特质——以川合康三、赤井益久与松本肇为中心

川合康三、赤井益久、松本肇等当代日本汉学家对于中唐诗风新变的现象有着探赜索隐般的发现,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的新颖与独特方面:他们从中唐诗歌日常生活题材的拓展、风景象征意义的重构,以及对同时代诗人形象的塑造等方面深刻揭示了中唐诗风新变中个人化、平民化视角所带来的对平淡日常生活的礼赞,以及这种有别于盛唐宏大叙事而关注个人多样性存在的小叙事特点。川合康三认为中唐诗风新变这种文学领域个人化审美的转向,为宋代文学所接受和继承,恰好呼应了史学界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转型说。本文认为,当代日本汉学家的中唐诗研究以小见大,揭示了中唐诗歌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特殊意义,而且在中日诗歌比较研究学术交流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教学相长乐无穷——美国汉学家林顺夫教授教学访谈录

林顺夫教授得益于中国台湾东海大学创校初期实施的富有崇高理想的通才教育,四年的东海大学本科学习经历对他后来“为人师”有重要影响。在林顺夫教授看来,一位理想的老师是课堂里及其他场合的游戏之人。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四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林顺夫教授最特出,也最喜欢的三门关于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大学本科课程是“中国的巨著”(Great Books of China)、“中国的艺术与文艺”(Artsand Letters of China)及“中国传统幸福观”(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访谈详细介绍了这三门课程的内容设计与讲授情况。林顺夫教授推崇与坚守“亦师亦友”、“薪火相传”的师生之谊,他认为这种师生之谊在当下美国校园中也还是能够实现的。

幕末明治期的学术教学与汉学研究

在日本“知”的形成中,汉学既有基础学的意义,也有关于中国学识的意义。在明治西洋化风潮的时代背景下,旧时作为基础学及学问核心的汉学,往往被认为已经衰败,但事实并非如此,而是以另一形式再现且存续至今。该文对幕末明治期近代化进程中的日本汉学动向进行梳理,主要通过教育界代表性人物、以东京大学为主导的教育制度等进行考证,对其摇摆不定摇篮期的学术、教学实态进行扫描,从而论证汉学在日本彰显的与旧时代不同的价值及意义,了解汉学在明治期的传播实态,旨在为汉学与幕末明治学术及教学的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视域和阐释维度。

关于法国汉学与汉语教学学科建设的访谈

中法建交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白乐桑在访谈中指出,中法建交以及两国文化交流是他汉语人生的关键,也是法国汉学与汉语教学研究发展的基础。在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法国汉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内容与焦点话题,并不断延伸、突破;汉语第二语言教学学科在法国得以建立,并在法国汉语大纲编制、中欧汉语水平对标认定、汉字门槛等级设置、“字本位”教学理念等方面,不断结出硕果。白乐桑在访谈中重点指出,汉语已经拥有了国际性语言的身份,学习汉语的目的不止是交际,还有两个目标必不可少:一是培养汉语思维能力,二是培养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能力。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更不能丢弃汉字教学。

在海外发现“新名学”——汉学家论“名”的问题

当代“名学”的研究不能再走以逻辑学为准绳裁度中国传统思想的老路,倘若回到严复和胡适当年设想的以“名”为中国哲学的“方法”的思路,则可以走出一条“新名学”的道路。近年来不少海内外学人正在汇聚到后一条康庄大道上,其中海外汉学家的诸多研究成果引人注目。他们或者从“名”自身的脉络深化问题,或者反思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的“正名”话语,或者将“名”的问题引向世界哲学的视域,展现了“名学”研究的丰富维度。然而,如果进一步将“名”的方法上升理解为中国哲学的“底本”,就会发现海内外的“新名学”未来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法国汉学家雷慕沙汉语词类研究及其学术史意义

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在中法语言对比的框架下,从实词和虚词两个角度划分汉语词类。他对汉语词类的划分参考了法语词类,主要以词的词汇意义为标准,也综合考虑了词与词的搭配、词在句中的位置等情况,并在其汉学著作《汉文启蒙》中详细介绍了汉语名词、形容词、数词、代词、动词、副词、介词、连词、叹词等词类的语法特征。此外,他还对汉语中的“小品词”及其语法特征进行了细致描绘。雷慕沙对汉语词类特征的研究,在当时纠正了欧洲汉学界对汉语的偏见,突破了欧洲中心主义语言研究框架,对后辈法国汉学家汉语词类的划分与研究、中国汉语语法研究的建立与发展都有一定影响,对当今学界反观欧洲汉学家词类特征研究的发展历程也具有积极意义。

嘤鸣会文 叠桥建章——访德国汉学家吴漠汀

一、汉学研究的缘起与德国汉学研究现状杨程(以下简称杨):吴漠汀教授,您好!非常荣幸能有这个机会采访您。首先请您谈一谈为什么对中国和汉学感兴趣呢?吴漠汀(以下简称吴):我是在1987年同中国文学第一次产生联系的。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在我的故乡明斯特参加一个文学活动,这个活动邀请了很多不同国家的诗人和学者。中国是那一年的嘉宾国,中国代表团中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现代诗人——绿原。

融中外之智:汉学家传媒角色赋能助力中国出版“走出去”的价值阐释

汉学家群体的加入极大促进了中国出版的国际化发展与本土化建设。由中国主导的诸多国际出版合作机制激发汉学家的传播主动性与传媒角色赋能,促使该群体在中国出版国际传播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愈加突出,在中国主题图书的选题策划、内容编辑、专业化出版,以及中国主题数据库建设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就。全面阐释这一群体独特的、多元化的国际传媒角色,对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具有重要价值。

德国《袖珍汉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

《袖珍汉学》杂志作为“德国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重要阵地”,共译介70位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266篇,刊发评论文101篇,推介中国名家经典,聚焦比较文学、翻译学、女性文学研究,对中国文学译介接受的多重空间性和历史性,使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创造性的诠释,彰显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语境中的当代价值。

橘枳之间:《三国演义》华裔汉学家群体译者行为研究

在翻译外层面上,1950—2000年间《三国演义》的译介以海外中国文学史为主要载体,以华裔学者为主的该书群体译者亟待重建中国文学史的西传谱系;在翻译内层面上,华裔群体译者具有国际视野,通过语言层面的“转译”和“互文”来实现群体之间的互动,研究视角由重考证向重义理转变,《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在译入与译出翻译环境的更迭中逐渐得到肯定。从群体译者行为视角研究《三国演义》的海外英译动态,对于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国际地位、厘清中国古典文学英译总体趋势与规律、思考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佳译者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尼泊尔汉学的传统与演进

本文通过对中尼两国有关尼泊尔汉学研究文献的深入分析,对中尼交流史以及尼泊尔汉学发展脉络展开详细论述,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尼泊尔汉学研究的历史传统与当代演进。得益于两国的历史渊源, 尼泊尔在早期双边关系以及佛教文化往来方面拥有独特优势,这使尼泊尔汉学在萌芽阶段就有了优秀的学 术成果,形成了以历史考察为中心的研究传统。步入 21 世纪后,尼泊尔汉学开始高速发展,关注领域从两 国关系史延伸至中国社会、经济、外交、文化等多个方面,研究方法与视角也更专业。

重新发现意大利汉学家儒拉

本文基于新近在儒拉故居发现并整理出的一手资料,以及中意两国官方档案馆藏历史文献,重新叙述意大利汉学家儒拉的在华经历及交游情况,诠释其作品内容,还原其创作过程,剖析内蕴思想,从而对儒拉的历史形象及其汉学贡献进行重新评价。在华期间,儒拉凭借医术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不仅成功地融入中国社会生活,还获得了广泛认可,甚至成为清末民初最接近中国权力和文化中心的欧洲人之一,与晚清皇室、民国政要、文化精英等交往密切。儒拉的多重身份和丰富经历可为近代中意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学域外传播史、西医在华传播史等领域研究提供翔实资料和新鲜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