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惠言易汉学背景下的诗赋观念

张惠言的易汉学思维深刻地影响了其诗赋观念的形成。他认为汉末虞翻易学上承孔门七十子之微言,最得圣人之真;虞氏易学的特点是借象寄意,借卦象明人事之理,从而与汉儒礼乐文化相沟通。张惠言不满王弼之后的易学,杂有道家或道教之言,致使圣学不纯。他尊先秦汉魏诗赋为最理想的诗学范式,批评魏晋之后诗赋受释老思想浸染,丢失了比兴传统,成为诗赋之变体。他黜变存正的诗学思路与其易学史观是一致的。张惠言经学倡言复古,诗赋观念较为保守;但他以易汉学"借象寄意"的思维理解诗赋之学,并将先秦汉魏辞赋放在经学乃至整个历史文化大背景中进行释读,对我们重新认识和解读先秦汉魏诗赋有很大的启发。

惠栋《易汉学》的卦气学研究

由于惠栋极力推崇汉易,故其《易汉学》中有关汉易卦气学的考述在文献资料的取舍上有明显的倾向性,且对汉人的有些说法也缺少应有的分析鉴别,这对后人认识有关汉易卦气学的一些问题还是有负面影响的。

由《易漢學》《易例》看惠棟的治《易》歷程

惠棟著《易漢學》,稿凡五六易。其主要版本,按改訂時間排列,有陸錫熊家藏本(《四庫全書》的底本)、復旦大學所藏稿本、王昶藏本、《經訓堂叢書》刻本等。惠棟的改訂,可以分爲以下幾類:條例的增加、例證的增訂、引據文獻的改訂、解釋的改易、出於思想和立場的修改。除了《易漢學》本身的修訂之外,從《易漢學》到《易例》的轉變更體現了惠棟求通、以及求微言大義的經學志向。《易漢學》是惠棟易學成熟的起點,而《易例》並非其終點。

论明代易学的形成、发展和意义

明代易学在理学、心学、佛学三者相互碰撞与交融之学术背景下形成,反映了此一时期学术文化发展的理路与特色。明代定理学于一尊,易学以程朱之说为正宗。然程朱易学在明代盛行之时,又出现了完全不同于程朱易学乃至反对程朱易学的势力：一是心学视域下的易学,一是以恢复汉学考辨传统为宗旨的象学。明代易学经历了由独尊程朱到修正批判程朱即以心学和佛学解《易》,继而转向调和理学与心学、融通儒学与佛学的演进历程,故其易学往往表现出融合象数与义理、心学与理学、道家与儒学的鲜明特点。明代易学的价值在于确立了程朱易学在明清时期的法定权威地位,承传整合了以程朱为主流的宋代易学,在某些方面修正了宋代易学的缺陷,并形成了自己的易学观,推动了易学的发展,是易学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尽管清人对明代经学水平多有非议,我们仍不宜一味抹杀明代易学的学术贡献。

《尚氏易学存稿校理》的新境界

尚氏易学以《易林》为本,于易象多有新发明,新见解。然溯其本原,《易林》并非《易经》之异端,实为古易象之真面目,且“不出于经师之说”,故尚氏用其注解《周易》,成为近代易学大家。然因世事多变,其学或已刊,或存稿,或刊而又校。因而有刊本、校本、稿本、抄本之别,多有脱衍讹误者。有感于此,张善文先生得尚氏遗稿多种,并参照《易林》多种版本及有关文献,从而校理,正误补漏,缀续辑佚者约二千多处,其治学精专如此,不仅使尚氏易学有了新面目,而且开拓了易学研究的新境界。

《易汉学新校注(附易例)》

惠栋撰谷继明点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惠栋,字定宇,一字松崖,吴县人。清代前期,惠栋率先扬起了“汉学”的大旗,开创了新的、以汉学研究经典的学术风气;而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即是《易汉学》一书。此书初名《汉易考》,是一部学案体著作,以搜集、排比汉代易学资料为主。不过,惠栋虽经过多年的研究推求,奈何汉代留下的易学材料实在太少,《易汉学》数易其稿,却仍显得粗略而缺乏系统。这些遗憾部分地在其晚年著作《易例》中得到了弥补。《易例》中,惠栋打散各家,以体例为纲进行纂辑。

略论明代易学的形成、演变及意义

明代易学在理学、心学、佛学三者相互碰撞与交融的学术背景下形成,反映了此一时期学术文化发展的理路与特色。明代定理学于一尊,易学以程朱之说为正宗。然程朱易学在明代盛行之时,又出现了完全不同于程朱易学乃至反对程朱易学的势力:一是心学视域下的易学,一是以恢复汉学考辨传统为宗旨的象学。明代易学经历了由独尊程朱到修正批判程朱即以心学和佛学解《易》,继而转向调和理学与心学、融通儒学与佛学的演进历程,故往往表现出融合象数与义理、心学与理学、道家与儒学的鲜明特点。明代易学的价值在于确立了程朱易学在明清时期的法定权威地位,承传整合了以程朱为主流的宋代易学,在某些方面修正了宋代易学的缺陷,推动了易学的发展,是易学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尽管清人对明代经学水平多有非议,我们仍不宜一味抹杀明代易学的学术贡献。

汉学名义与惠栋学统——《汉学师承记》撰述旨趣再析

汉宋之分争,乃清学史一大议题。厘清汉学一词从无到有之发生,梳证汉学名义因人、因时、因事之演进、递变,则为原始要终、正本清源地认识汉宋问题之入手门径。江藩撰《汉学师承记》,旗帜鲜明地以汉学为名勾勒清代经学师承,突出强调了汉学在清学中之核心位置,引起同时及后世学人的不同反应,是重审汉学名义及《汉学师承记》旨趣之绝佳线索。以江藩所坚持之汉学名义为线索,可证学术史中汉学之称,最早专于《易》汉学与《易》王(弼)学之分别,后经惠栋承袭,加以阐释扩充,独树一帜,影响扩张,遂引发辨析争议。江藩坚执惠栋汉学之名义,不惜显露突兀的门户之见,以汉学通贯不能以汉学限之的清代经学与经师,实因应于戴震一系学人破惠氏汉学之举,并非有意与宋学相争为敌,乃意在为惠栋及其汉学争立学术之正宗与统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