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仁论”诠释视角下的清中期汉宋之争

“仁”的概念在儒学诠释中意义重大。孔子立足于现实生活,以“仁礼互释”赋予了“仁”极大的实践意义,但孔子“述而不作”的态度以及所形成的“六经”为本的诠释方法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诠释。“比类”与“征实”思维的诠释方法在经典解释中较为重要,二者也体现在汉儒的诠释方法中。一方面,在比类上,汉儒注重“类感”的形象思维,而宋儒发扬了“比类而推”的抽象思维。另一方面,汉代以“古文经学”为代表的实证诠释思维即使在宋儒如朱熹者亦有吸收,且对清代汉学立场的经学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阮元作为“汉宋之争”的关键节点,对宋学方法的“臆断”之弊与汉学方法“株守”之害进行了反思,但并未完全否定其中任何一方,而是将“仁”的诠释复归到接近孔子本旨、以汉学方法为基而兼重义理、以“通经致世”为宗旨的“实学”实践诠释中。

漢宋調和的矛盾——丁晏《左傳杜解集正》的方法與意義

漢宋調和論是介於乾嘉漢學與晚清今文學兩大思潮的中介,支持者多以兼采漢宋學所長爲説。然而落實在經典詮釋中,仍往往執此御彼,各有所偏。丁晏雖標榜“以漢學通宋學”的學術方法,但其《左傳杜解集正》的詮釋方針,實質上卻是“以宋學正漢學”,形成“主觀考據”的學術模式。雖然背離了百年以來的漢學傳統,卻給晚清今文經學在方法論上的啓示。

论清代嘉道之际的汉宋之争与汉宋兼采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汉、宋两学关系问题是一重要问题,到清代嘉庆、道光之时尤为引人注目。围绕这一问题,时人聚讼纷纭,其中以江藩、方东树在各自著作中所表达的针锋相对的理念及其所引发的学术风波最具影响力。这固然标志着所谓“汉宋之争”已达高潮,同时它也说明这一时期学术格局有所变化,即汉学虽仍居主导,但宋学的空间已越来越大。宋学空间的得以扩大,与当时学界存在的汉宋调和、汉宋兼采之风密不可分,汉学家与宋学家之间既相互贬抑,又彼此调和,兼采对方之长为己所用。这一切,预示着学术嬗变的契机已显现,学术演进将有新趋势。

桐城派与汉宋之争

汉宋之争,是清代学坛的一椿要案,桐城派与之有着不解之缘。乾隆年间,姚鼐与戴震公开对抗,嘉道年间,方东树与江藩再起波澜,桐城派始终是汉宋之争中宋学派的主要阵营。这既是门户之见使然,更是桐城派尊崇程朱而重治"术"与汉学家尊奉汉学而重治"学"的学术分歧导致的必然结果。嘉道时期的桐城派主张汉宋兼采,表现出开明的学术态度。但是,用汉学之"学"补宋学之"术",汉学为宋学服务,才是他们的最终意图。

汉宋间敦煌家族史研究回顾与述评(下)

汉宋之间的敦煌是个典型的家族社会,伴随着汉族家族的发展,少数民族家族也在崛起,共同生活在敦煌的历史舞台上,对中古时期的敦煌及河西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敦煌独特的地域因素,其家族社会较中原内地更具有代表性,延续的时间比较长;也由于敦煌出土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在探讨中古时期某一地区家族史时更具有典型意义。因此,国内外学术界对敦煌家族史关注甚多,研究成果宏富。本文对汉宋间敦煌家族史的研究状况进行系统回顾,兼作评议,以推动本课题研究的深入。

汉宋间敦煌家族史研究回顾与述评(中)

汉宋之间的敦煌是个典型的家族社会,伴随着汉族家族的发展,少数民族家族也在崛起,共同生活在敦煌的历史舞台上,对中古时期的敦煌及河西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敦煌独特的地域因素,其家族社会较中原内地更具有代表性,延续的时间比较长;也由于敦煌出土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在探讨中古时期某一地区家族史时更具有典型意义。因此,国内外学术界对敦煌家族史关注甚多,研究成果宏富。本文对汉宋间敦煌家族史的研究状况进行系统回顾,兼作评议,以推动本课题研究的深入。

汉宋之争与《四库全书总目》的修撰

自《四库全书》修成以来,关于《四库》馆内的汉宋之争时有论及,多认为《四库》馆为"汉学之大本营",《四库全书总目》亦为汉学之体现。然若以翁方纲和姚鼐为中心,可以发现,为学偏向义理的学者在《四库》馆内通过"正面对抗"和"迂回坚持"两种途径坚持己见。以纪昀为代表的总纂官并没有对由宋学家撰写的、偏向宋学的提要予以批判,从思想的角度说,并没有予以根本改撰。

汉宋间敦煌家族史研究回顾与述评(上)

汉宋之间的敦煌是个典型的家族社会,伴随着汉族家族的发展,少数民族家族也在崛起,共同生活在敦煌的历史舞台上,对中古时期的敦煌及河西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敦煌独特的地域因素,其家族社会较中原内地更具有代表性,延续的时间比较长;也由于敦煌出土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在探讨中古时期某一地区家族史时更具有典型意义。因此,国内外学术界对敦煌家族史关注甚多,研究成果宏富。本文对汉宋间敦煌家族史的研究状况进行系统回顾,兼作评议,以推动本课题研究的深入。

试论汉宋时期农村“计赀定课”的制度性缺陷

从汉代到宋代,“计赀定课”是农村越来越重要的赋役征派方式。迄今论者通常认为,就制度变迁而言,农村的赋税由人头税向资产税转化是一种进步。这是正确的见解,不过尚不全面。事实上,农村的“计赀定课”在制度层面上一直存在着若干严重缺陷,主要是资产评估的法定对象的界定长期不明晰,没有设定免征基数,资产评估方法不完善等,由此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实施的诸多弊端,并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不小的阻碍作用。究其原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不平衡,农村商品货币经济的普遍不发达,是当时的统治集团无法克服上述“计赀定课”的制度性缺陷的客观经济原因。

从晚清汉学区域之发展看汉宋调和

汉宋调和是晚清儒学内部重要的学术思潮,对其时学术格局的转化亦发生重要作用。这一思潮由微趋盛,从学术自身的发展过程来看,与汉学新兴区域在晚清的迅速扩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汉学在晚清的发展不再以苏、皖、京师为限,浙江、广东等省成为新的学术重镇。这些汉学新兴发展区域由于特定的学术背景与学术渊源,学者们基本上都提倡汉宋调和,从而对晚清汉宋调和思潮的盛行起了极大推动作用。

汉宋之争与清代文笔之辨

清代经学领域中汉学与宋学的矛盾斗争在文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反映就是文笔之辨的重提。以阮元为代表的朴学家们企图通过对“文”、“笔”的区分 ,重新界定文学的性质与范围 ,为骈文争正统。而随着论争的不断展开 ,与汉宋调和论成为经学发展的主流相对应 ,骈散合一论逐渐成为影响晚清散文发展的主导观点。

清代“汉宋之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汉宋之争"是清代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从清末民初以来,对"汉宋之争"的研究形成了"政治"与"思想"两种视角,并各自看到了"汉宋之争"的不同面相。今天对"汉宋之争"的继续研究仍然可以借鉴这两种视角。就"政治"的视角而言,更应该将眼光往下看,而不是仅仅注重高层的统治者和统治政策;而采用"思想"视角的时候,则不妨有意识地在"反理学"这个大框架之外,更多地去发掘"汉宋之争"所反映的清代儒学的正面意义。

从“汉宋鼎峙”到“汉宋合流”——兼论晚清汉宋学关系

汉学与宋学之争是清代特有的学术现象。在晚清,随着宋学的"复兴"改变了以前汉宋对峙的格局,出现了有利于宋学的变化。方东树等一派宋学家挺身而辟汉学,汉宋之争再起硝烟。然而,晚清的汉宋之争没有演化成旷日持久的对垒,最终被调和汉宋的潮流所取代。从"鼎峙"到"合流",是汉宋学之离合交融在晚清经历的轨迹。

汉宋之争与经典解释——以阮元、李翱的“性命”为例

李翱尝试取法佛老,以期在形上的方向上完善思孟的心性论,并由此成为宋学的远源。于是,在汉宋之争中,援佛入儒的李翱受到了阮元的批驳。李翱、阮元虽有共同的话语平台,但由于各自对思孟之心性论的定位不同,以致在解读儒家的性命观时,李翱以"心通"解经而发明"复性"说,阮元则认为应以"事解"注经而申明"节性"说。二人的不同解读,引发了一些关于经典解释的问题。

汉宋之争视域下桐城派对韩愈文道观的承变

考察有清一代之文论,不能绕开桐城派文论。在桐城派文论中,文道观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桐城派文道观与韩愈文道观有着非常奇特的关系,即从最初的接近到后来的疏离。桐城派初创期的戴名世、方苞、刘大櫆等人承继韩愈文道观,倡导文道合一,道为根本;兴盛期的姚鼐、方东树、梅曾亮等人稍作变通,坚持文道兼顾,偏重于文;没落期的曾国藩、吴汝纶等人则提倡文道分离,以文自期。三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对韩愈文道观的接受呈现出承中有变,代有侧重之特色。而这种变化过程,也正是中国文论史上的文道关系从混淆非文学与纯文学的矛盾体逐步走向纯文学中和谐统一的过程。其中原因,除了作家自身的因素之外,最大的影响便来自于以"汉宋之争"为核心的清代学术之争。

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与桐城派——以清国史馆《儒林传》初稿为中心

汉宋之争是清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嘉庆中叶编纂的清国史馆《儒林传》初稿,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汉宋学术争论的实况。主张汉学的史稿编修者,效仿《明史》中只设儒林传,不为道学家立专传的体例,在具体编修中将主张宋学的桐城学者列入较为时人所轻视的《文苑传》中,以达到扬汉抑宋、为汉学争取儒学正统的目的,以致时至今日,桐城派依然被主要视为一个文学流派,桐城学者也主要被看做是文学家,他们在古文、辞章之外的其他成就,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陈澧与汉宋调和

陈澧是晚清著名学者,所著《东塾读书记》,蜚声海内,享誉艺林。在晚清学术纷纭变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秉承乾嘉学术优良传统,立足于汉学立场,以古文经学为主,融合宋学及其他,兼收并蓄,独树一帜,提倡一种“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因具有近代科学的精神,对清末民初的学界有重要影响。陈澧被公认为汉宋调和的主将和集大成者。

汉宋楚辞研究的历史转型——以《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为例

《楚辞章句》、《楚辞补注》和《楚辞集注》分别作为汉代和宋代楚辞研究的成功之作,典型地体现了汉、宋思想文化加之于楚辞学的各种影响,以及由这些影响导致的汉、宋楚辞学研究的历史转型:阐释目的由外向经世到内省治心的转变;文本注释由偏重训诂到阐发义理的转变;研究视角由经学原则到文学观照的转变。

清代汉学:“兴奋”与“紧张”之间——读张循先生《汉学的内在紧张:清代思想史上“汉宋之争”的一个新解释》

（近人研究清代学术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清代思想界所谓的＂汉学＂＂宋学＂视为一个客观的、有固定内涵可以归纳的对象,并往往欲对二者＂下定义＂。实际上,清人对＂汉＂＂宋＂的使用分歧丛出,在他们自己便未提出任何客观公认的标准,更无固定的＂定义＂可下.

清代“汉宋之争”的政治因素与学术态势

为了揭开汉学与宋学同为研经之学,却在清代出现"汉宋之争"的原因,对其进行了政治与学术2个方面的研究。分析认为:理学具有治世功能,而汉学具有守平功能,因此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两者有所偏重,遂出现了"汉宋之争";"汉宋之争"的内容虽然主要是两者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研究结果,但是汉学鼎盛是其"实证"方法之有效结果,随后又从"实"至"虚","汉宋之争"最终以理学的复兴为表象,直至汉宋合流,体现了晚清经学致用的学术发展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