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汉将王陵变》人物论析

敦煌本《汉将王陵变》是敦煌俗文化学中经典之作。它的人物刻画性格各别,栩栩如生,令人注目。本文论析了刘邦、王陵、王陵母、项羽四个人物形象。并深入剖析了刘邦与项羽的所作所为而导致的楚灭汉兴的结局。

《汉将王陵变》校补拾遗

王重民等先生编校《敦煌变文集》所收《汉将王陵变》,三十余年来,专家们时有补正。今就以前所写校勘札记加以删削,录出各家所未言或看法有不同者十余条,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1、此是高皇八九年,自从每每事王前。(20页) 《变文集》校记:“‘是’原作‘事’,据甲、戊两卷改。”这样说来,伯3627(一)卷作“此事”,斯5437卷、北大藏太平兴国年索清子抄本作“此是”。如以为原文是说故事发生在汉高祖八九年间,则与史实不符,因为项羽在汉高祖五年即自刎乌江,不可能在高祖八九年尚有刘项相争的事。所以,作“此是”、“此事”均不妥。我们看这段唱词,共为八句。这两句在开头。

《汉将王陵变》《捉季布传文》释读析疑

《汉将王陵变》《捉季布传文》是敦煌变文中的名篇,虽然为之校勘注释之书已然不少,但是"说其本情"、"损动霸王诸将士"、"直拟项羽行无道"、"尘莫天黄物末知"、"连年战败江河沸"、"是朕宽肠未合分"、"勒辔邀鞍双走马,跷身独立似生神"、"乍可遭诛徒现身"等处之解释仍未能餍心切理,当另作他解,文意方通。

试谈《汉将王陵变》的历史溯源与演绎发展

敦煌变文是唐代民间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俗文学形式，历史题材的敦煌变文话本对后来历史演义的影响是广泛而重要的。本文以《汉将王陵变》为切入点，通过对《史记》、《汉书》与《西汉演义》中相关内容进行比较溯源，我们可以看到王陵及陵母故事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一条较为清晰的故事情节发展脉络，并且由简至繁、由精炼的史实陈述演绎成生动曲折、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在故事流传过程中，我们应该重视变文在民俗文化传承中不可忽略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以《汉将王陵变》为中心分析史学叙事与文学叙事的不同——结合《史记》和《汉书》中相关内容

历史叙事以真实素材出发，在“言之有据”的基础上，力求“言之成理”而文学叙事从虚构素材出发，也以“言之成理”为标准，也能达到“言之成理”的效果。具体到《汉将王陵变》这篇变丈，在叙事方法、想象性、细节与心理刻画上都可以见出文学叙事与史学叙事的不同。

略谈敦煌变文《汉将王陵变》

敦煌变文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表现，敦煌变文是唐代敦煌讲唱文学的主要形式。《汉将王陵变》的创作者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内容扩充，增加了细节描绘，充分体现了佛教吸收中国文化后所表现出来的民间文学特色。总之，这篇变文对后世的小说、戏剧有深远的影响。

《汉将王陵变》与《捉季布传文》校注

本文对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的《汉将王陵变》、《捉季布传文》作了校注新议。

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的口承性及其文本属性

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是晚唐五代时期《汉将王陵变》讲唱的写本,是对某一次特定的《汉将王陵变》讲唱的记录或抄写,也是对《汉将王陵变》讲唱传统的记录或抄写。它为探讨王陵故事在讲唱传统与书写传统之间发展演变的规律提供了可能,研究它的口承性及其与书写的互动,以及写本的文本属性,对认识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的生成与文本形态以及拓展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研究的视野,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敦煌变文校注商榷

[两盈]《汉将王陵变》:“见有三十六人斫营,捉得三十四人,更少二人,更须捉得两人,便请同行。两盈不知,赚下落马。”项楚曰:“两盈,指丁腰、雍氏。‘盈’应是指人,俟考。” 按,“盈”字即是“人”字之误。致误原因有二:一是由“人”之音转而讹,今北方口语方言“人”字或读为yin。二是由“盈”字的俗写体与“人”字混淆。《敦煌资料》

敦煌变文“处”字解

“处”是敦煌变文中的一个高频词。钛目乾连冥问救母变文》中18段韵文，有15段用“……处”句式作为引导，如“吸着和尚化为灰烬处”：《降魔变文》有16个“处”字句，如“舍利弗共长者商度处，若为——”。另如《王昭君变文》：“乃哭明妃处，若为陈说。”《李陵变文》：“李陵共兵士别处，若为陈说。”《张义潮》：“汉将雄豪百当千处。”《张淮深》：“不觉流涕处，若为陈说。”《汉将王陵变》：“二将斫营处，谨为陈说。”

敦煌变文新论

敦煌变文新论陈海涛（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遗书中被人们称之为“变文”的俗文学作品，最先引起中外研究者的广泛注意，由此引发的争论也最为激烈。正如美国学者梅维恒所说：“我一接触变文这门学问，便吃惊地发现尽管变文极其重要，但几乎在有关变文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

《李陵变文》补校

《敦煌变文集》中的《李陵变文》对李陵悲剧作了详细的铺陈渲染,慷慨悲壮。千载之后读来,仍可使人泪下。它是以李陵为题材的叙事文学的始篇,也是绝笔之作。可惜原卷残损、字句讹误甚多。变文集出版后有不少学者为它做过有益的补校,但多是零星点滴,尚有不少疑误依然失校,令读者每每为憾。有的校议容或不当,有待榷商。笔者不惴浅陋,试作集中性的补校,以期引玉。议校的例句,原有的讹误已有确校者,迳直采用,不移录原误字,也容恕不注明从何人之校。例句后括注该句起始处在《变文集》的某页某行。

汉初历史小说与戏曲创作的演化

秦汉交替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涌现了无数的风云人物。汉初又巩固或奠定了封建社会的政治、风俗、礼仪制度与伦理、道德、哲学等等方面的文化基础,对后来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因其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具有戏剧性与传奇性,引起了民间艺人、文人的极大兴趣,自通俗文学兴起的唐代之后,小说、戏曲运用这一时代的题材而构制的作品很多。

说唱艺术探源

讲故事的说唱艺术的源头“生于民间”。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引用过《汉书·艺文志》的一段文字,用来介绍讲故事的“小说家”的来历:“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他对这一引文还作了透辟的评解:“然稗官(古代搜集民间传说故事、言谈议论的官)者,职唯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其实,先秦两汉以迄魏晋六朝留传下来的,包括见诸书史文传,诗辞歌赋的奇妙的神话,美丽的传说,感人的故事,隽永的笑谈,又何尝不是“生于民间”。

“次”的时间义及其源流

“次”有“时候、时刻”一义,不为众辞书所载。“次”的这一意义形成于唐代,宋代仍然广泛使用,一直延续到元代。首先看看《敦煌变文集》中的例子: ①更须捉得两人,便请同行,两盈不知,赚下落马,(足胡)跪存身,受口勅之次,便乃决鞭走过。《汉将王陵变》

俄藏“汉王与张良故事”残卷悬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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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煌学的又一硕果──读蒋冀骋《敦煌文书校读研究》褚良才自十九世纪末年震惊世界的两大发现：殷墟甲骨文和敦煌藏经洞出土问世以来近百年，“甲骨热”和“敦煌热”一直绵延至今，经久不息。尤其是“敦煌热”更是遍及世界，人才辈出，成果累累。蒋冀骋先生的大作《敦煌文...

唐代说唱俑

在《汉唐丝绸之路文物展》中,有一组造型生动的唐代红陶说唱俑(图一)。

《敦煌文书校读记》序

敦煌文书是我国语言文字、艺术、历史、地理各方面的瓌宝,自从在莫高窟发现以来,国内外学者都加以研究。我国在语言文字方面,有我撰著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附录《敦煌曲子词集校议》,台湾潘重规先生的《敦煌变文集新书》,郭在贻、黄征、张涌泉三位的《敦煌变文集校议》,任半塘先生的《敦煌歌辞总编》,张锡厚先生的《王梵志诗校辑》等书,在发疑正误和校释方面都有所贡献,有裨于敦煌文书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