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志·诸子略》儒家类“唐虞之隆……已试之效者也”释正

《汉志·诸子略》儒家类的序文所谓的“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其中只有仲尼之业才是被验证的对象,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二者则是仲尼之业被验证有效的表现。仲尼之业,指的是先王之道。至少从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开始,汉人已将学派意义上的儒家学术与仲尼之业(先王之道)及孔子等做了较为清晰的区隔,视之为仲尼之业(先王之道)的派生,被武帝卓然罢黜的百家学术中的一家。

《汉志·六艺略》“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新解

将《汉志·六艺略》的大序所称的“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解为《乐》等五学为人所用或发挥作用时像五行的运转那样更替轮回、循环往复,不能成立。“世有变改”之“变改”指的是五学作为一个整体,随着时代的不同或存在、可见,或灭息不见、隐而不显。“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是指五学作为相须而备的一个整体,因时代之更替,其存在、可见与灭息不见、隐而不显就像五行的运转那样,也更替轮回、循环往复。“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是刘歆从形而上的高度对五学虽经历挫折但最终还是为王者及人们所采用、所重视所做的思考与阐发,反映出刘歆对五学在未来的世代仍会得到采用与重视充满了信心与期待。

论《汉志》“事”“情”观

《汉志》是汉成帝之前的古代文献经过大规模整理和编撰后的新书目录。无论是序文的撰写还是作品的著录,均有编撰者观念的呈现,其中就包括对“事”与“情”相关问题的认识,并由此产生了特有的“事”观念与“情”观念。

论《汉志》“六艺”观

《汉志》专设“六艺略”,尤其是序文体现了对“六艺”的理解与认识,大致包括五方面:“六艺”称名取代“六经”称谓;《易》作为“六艺”之源;《乐》《诗》《礼》《书》《春秋》与仁义礼智信相对;“五学”载道及“犹五行之更用事”;习“六艺”者经“存大体”与“务碎义”两个阶段,由此呈现了《汉志》之“六艺”观。

《汉志·诗赋略》收录辞赋标准蠡测

由于《汉志·诗赋略》叙论的缺失,致使前四赋的分类标准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所记辞赋数量庞大,作者众多,出现诗赋名称颠倒和作家作品混乱的情况。鉴于汉代“品第论赋”的主观模糊性和辞赋范围的宽泛性,班固只得根据讽谏精神和学术源流依次划分为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四大类,未能细分其中小类,其中渗透着班固自身的分类思想。

《汉志·诗赋略》分类论略

《汉志·诗赋略》分类义例等问题为后世论争焦点。返归历史语境考索《汉志》分类的基本义例,整体观照并辨析《诗赋略》涵盖的文体、归类方式及内部之种属关系,探讨《汉志》的流变,可以廓清《诗赋略》原本源于《诗》的荀赋、杂赋,肇端楚辞的屈赋、陆赋,乐府采录的歌诗三类编目之事实。

《汉志》班注“省《太史公》四篇”考释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著录司马迁《太史公》(即《太史公书》),班固有两条注语:一是“《太史公》百三十篇”条下,注云:“十篇有录无书”;一是“《春秋》家”小计语“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下,注云:“省《太史公》四篇”.

《汉志》“诗赋”内涵辨析

《汉志》中的"诗赋"并非字面所见"诗"与"赋"两种文体的简单叠加,而是歌诗、文人诗、赋(颂)等文类的集合。这些文类有一共同特点:在内容上以体物态写情志为主,文辞上有美丽夸饰之观,以游意娱情为目的。

从《汉志》小说观看史志小说家混杂面貌的历史成因

中国古代小说数量众多,历代史志小说家面貌庞杂而混乱。从目录学角度来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列有小说家,只能说明小说家是诸子之一,具有与诸子一样的性质,是一种学说派别。《汉志》小说观强调的是作品之“用”,而并不关注作品的题材类型、写作手法等文体因素。《汉志》小说观给后世小说目录以深远影响,历代史志小说家的芜杂面貌和作品收录上的混乱可以在《汉志》小说观中找到历史原因。

论《汉志》《隋志》小说作者观的嬗变及其意义

《汉志》视小说初创者为"千虑而有一得"之"狂夫",《隋志》则认为其乃具有神秘色彩的预言家"舆人"。《汉志》认为小说著录者为地位较低多活跃于乡间里巷的"稗官""小知",《隋志》则意指其似直接服务于最高统治者的王官。《汉志》定位小说创作活动云"君子弗为",《隋志》则以为其是"圣人之教"。《隋志》还认为小说家地位远非当时商人及手工业者所能比。在《隋志》影响下,有唐一代,特别是武德、贞观以后,出现小说家辈出的盛况。

从《汉志》看西汉解释学规范的建立——《汉志》文化价值研究之二

仔细研读《汉志》 ,可以得出下述结论 :西汉之际的学术创造经历了由先秦诸子自立学说到经生借助于注解儒家经书而立说的转变 ,实为一次含有深远目的的学术调整。它一方面和政权的统一有关 ,同时也意味着学术典范和价值结构的相应性变更。于是 ,确立解释学规范遂成为西汉经生们的努力方向。在其中 ,“以孔子为宗” ,恢复“秦火”后不复仲尼法度的学术统绪是其最高理想 ,而作为工具理性存在的文字训释等具体手段则被设定为学术思考的前提。

《汉志》与《隋志》的道家文献目录比较

《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的道家文献有很大的差异,二者在数量、种类、形式、收录标准、注解等方面的不同,体现了道家的影响从黄老道家向老庄之学的演化。

从《汉志》“小说家”看中国小说概念及文体的生成

《汉志》"小说家"及其"小说"是在战国时凭藉文体自身潜力发展起来的、在"说体"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体。虽不属规范的文学体裁范畴,但也并非仅如《汉志》"诸子略"其他九家一样的文体那样重义理,也不如史家之记实,而是一种包括叙事内容的实用文体。《汉志》对"小说""迂诞"、"依托"的定位为"小说"文体艺术虚构的发展预留了空间。《汉志》"小说"源自民间智慧,是本土小说的早期形态,具有重要的小说史价值。

《隋书·音乐志》引沈约“向《别录》”考辨--兼论引《别录》而以《汉志》代

《隋书·音乐志》引沈约"向《别录》……《龙氏雅琴》百六篇"云云,其中的"向《别录》"可以理解为沈约据刘向《别录》引文。然"向《别录》"实为沈约以《汉志》而代《别录》,也就是在引用《别录》时以《汉志》而代替。文章对之进行了解析,并指出:古人引《别录》而以《汉志》代替并非孤立的个案,弄清这点对理解古人对于《别录》《七略》及《汉志》三者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别录》与《七略》的亡佚情况及其原因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全汉志传》与《两汉开国中兴志传》的成书

本文通过对《全汉志传》、《两汉开国中兴志传》、《前汉书续集》的相互对照及文本细读,发现《全汉志传》并非成书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明代嘉靖、万历间不同作家编创而成,其中部分内容承袭了宋元平话,部分内容则是作家据史而成。该书在两汉故事发展史上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而《两汉开国中兴志传》主要抄袭《全汉志传》和平话,并在文句上作了些修饰润色工作。

楚水漫漫 吴波漾漾——由汉志三江沿革看皖南与长三角历史地理相关性

论文在论述《汉书.地理志》中的北江、中江、南江等三江方位及其历史沿革的基础上,分析皖南与苏南历史地理的正、负、互补三种相关性,认为"汉志三江"、"魏晋江东"、"唐宋江左"与"明清江南"区域皆"因水而兴",自然含有现代皖南、苏南和浙西三地,其中水系相通,源头皆系于皖南,所以广义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应该包括整个汉志三江流域。

从集部目录的流变看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以《汉志》《隋志》《总目》为例

从集部角度比较《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三部目录从诗赋略到集部的嬗变,既是文学观念逐步明晰的过程,也是目录学对文学客观认识的演进过程。从屈原赋之属到楚辞类,楚辞逐步走向经典。别集类的立类及书目传承一方面展示出作家主体地位逐步凸显,另一方面也反映文学正统观念的加强。

目录学视野中的子学演变——以《汉志》《隋志》《四库总目》之子部书目为中心

由《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的子部目录出发,辅以其他公私书目,通过对部类成立、类目调整现象的考察,发现子学具有如下演变规律:先秦九流学说走向没落;"小说"实现古今名实合一;实用技术类书籍地位提升;由汉至清目录编者对子学、子书的评价逐渐降低。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中国古代子学演变过程中所体现的学与术,学术与思想,学术思想与社会文化的种种关系。

《汉书艺文志举例》与《汉志艺文略》的关系

《汉书艺文志举例》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孙德谦的重要著述,关于其成书,向无论述,《汉志艺文略》一文所论与《汉书艺文志举例》相仿,经详细比对发现《汉志艺文略》乃是《汉书艺文志举例》的最初之稿。

从《汉志》诸子分类说到百家异趣中的思想趋同

对于战国诸子及其著作的思想归属，《汉书·艺文志》做出了明确的划分。后世对此有许多批评。诸子思想本是丰富多彩的。硬性把一个思想家归入某一类，削足适履在所难免。放开看去，诸子思想之间本来就存在着许多融通之处，儡、墨、道、法、名、阴阳诸家思想交互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思想趋同是战国时代百家异趣主旋律中的一个重要音符，纯而又纯、绝对对立的两派思想本来就不存在。从庄子、荀子、韩非子、司马谈直到班固，上古时代的学术批判有认同，有别异，别异的任务重于认同，而别异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排斥异己乃至于消灭异己，因此对诸子之间的思想趋同自然不太留心。趋同与异趣并行不悖。这才是战国时代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真实景象。共同的社会历史性是思想趋同存在的根本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