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命名新解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名称涵义之争已经构成了一段学术公案。该书为鲁迅1926年在厦门大学的讲义,其油印本中缝题名的迁变与厦大课程体系改革相关。事实上,鲁迅自题的"古代汉文学史纲要"是其最为认可的讲义名称。回到鲁迅的用词语境,"古代"或指远古到东汉末年,或指上古至隋。鲁迅所用"汉文学"实际上指汉字书写的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及中国境内古外族遗文之研究的兴起,促动了鲁迅"中国"意识的调整与文学史著作名称的变更。"中国文学史略"改作"汉文学史纲要"是带有开创性的文学史实践,却被长期忽视。

《汉文学史纲要》之成因及其文学史意义

《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先生的文学史名作,也是一部未竟之作,颇具检讨价值。第一,是书未能写完有主、客观方面的多重因素,它并不能完全代表鲁迅的实际学术水准。第二,是书书名导致了种种歧义,歧义发生的根源在于鲁迅自己的不缜密界定。第三,是书对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借鉴甚多,但不赞成其文学观念;鲁迅的文学观念有其进步性,但在处理中国上古文学的实际时,也有局限性。第四,是书与胡适《国语文学史》在文学史观念上颇有差异,鲁迅对胡适文学史观有部分否定和间接修正。

日本狂诗创作的三次高潮——从东亚汉文学史的发展角度着眼

狂诗作为一种特殊的汉诗创作,在日本近世诗坛上有着突出的表现。江户明治时期狂诗的盛行,印证了汉诗扎根在不同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其形式及表现内容都可以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从而演绎出汉诗风格样式的丰富多样性。在长期接受中国文化熏陶的过程中,日本汉诗人不仅创造出了传统形式的日本汉诗,而且还在努力探求汉诗与日本俗体诗的结合之途。日本狂诗表现出了鲜明的艺术特色,其成功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滑稽和俚俗两大要素的巧妙融合。日本狂诗的演变过程中出现过三次创作高潮期,对市民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近世日本汉诗的一大新变,对近代东亚汉诗发展贡献独特。

20世纪的日本汉文学史

日本是世界上现存汉文学作品最多的国家之一。日本汉文学作品是指日本人用汉字创造的汉诗、汉词、汉文小说、汉文散文游记等。对于日本来说它是日本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来说,这些用汉字记录下来的文学作品不仅在情感上令人亲近,而且通过对日本汉文学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宽中国文学的研究视野。主要对20世纪的日本汉文学通史进行总结与评析,并对21世纪日本汉文学史的研究进行展望。

论鲁迅的汉语言文字“功”“罪”观——围绕《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的考察

《汉文学史纲要》是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教学任务时所撰的讲义,其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虽仅有2200多字,但内涵丰富,对于语言文字问题作了提纲挈领的精辟阐述。通过《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鲁迅打破了文字的神圣论,探讨了文学的起源等问题,为科学地认识汉字、使用汉字以及现代汉语文学语言变革指点迷津,由此对于书面语和口语、文言和白话也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思路。而且,在言文一致的讨论基础上,鲁迅重申了文章的思想表达必须要通过文学修辞来间接地传达,以“美”熏刺人心。作为学者的鲁迅的缜密扎实的学术研究,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决绝言论,都是为了摆脱传统桎梏,实现个人、民族和文学的现代转型。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情感内蕴浅析

鲁迅是我国新文学的奠基人,他一方面执著于对封建文化痼疾的抨击和解剖,另一方面又以顽强的毅力、谨严的态度、持久的热情从事国学研究。《汉文学史纲要》这部讲义,凝聚了鲁迅对历史的深刻见解,对历史人物的深深的悲悯情怀,同时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作者内心深处那种浓重的悲凉感。

日本汉文学史续论

在漫长的中日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日本出现了大量的汉文学作品。所谓日本汉文学作品是指日本人用汉字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的语言艺术,包括汉诗、汉词、汉文小说、汉文散文游记等。汉文学是日本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汉文学史则是20世纪初在西洋史学影响下的新兴产物。主要梳理了20世纪日本汉文学断代史及分体汉文学史,并对未来日本汉文学史的发展进行展望。

一部研究暧昧邻邦的良史——评陈福康教授的《日本汉文学史》

陈福康教授的《日本汉文学史》是中国人撰著的第一部全面研究日本汉文学发展史的著作,是考察日本这个暧昧邻邦的一部良史。而所谓良史,主要体现在"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材料搜集与使用以及"不虚美,不隐恶"的著史态度上。《日本汉文学史》做到了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较好的统一,是域外汉籍研究的一部力作。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命名问题再探讨

《汉文学史纲要》因其作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其内容的未完成性,其名称的数次更改而引起许多当代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在自建国以来的历次重写《中国文学史》的讨论中,屡被拿出来作为讨论的话题和资源。文章通过对《汉文学史纲要》命名历史语境的回溯,并对鲁迅在其各类文章中对民族问题态度进行考查,相互印证,进而对《汉文学史纲要》是否具有多民族文学史意义做出较客观的评价。

鲁迅关于《诗经》相关问题的评述——以《汉文学史纲要》为视角

关于《诗经》的成书年代、内容分类等问题在学界已有定论。鲁迅先生在其《汉文学史纲要》中就上述问题也阐明了观点,其中有一些对于我们今天研究《诗经》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儿岛献吉郎《支那文学史纲》对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学术影响

从学术渊源的角度考察“学者鲁迅”编撰《汉文学史纲要》受何人之影响,目前较少学人关注。《汉文学史纲要》的学术属性是中国文学史讲义,借鉴他人的学术观点在所难免。鲁迅在第二篇到第九篇的文末对于儿岛献吉郎《支那文学史纲》的引用频次高达44.4%,主要体现在内容编排、观点借鉴、人物品评等三个方面。

“东亚古代汉文学史”简介

2019年,以南京大学文学院卞东波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古代汉文学史"(19ZDA260)获得立项。该项目旨在从东亚汉文化圈的视角发出,对前现代时期的东亚古代汉文学史进行重新书写。一、本课题的学术价值前现代时期的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琉球诸国同属东亚汉文化圈,共享汉字、儒学、佛教、律令制等共同的文化平台。

从割裂到统一：日本汉文学史的书写——兼论狩野直喜《中国小说戏曲史》的意义及不足

日本汉文学史的书写自明治维新以来层出不穷,对其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很有必要。重点对狩野直喜及其俗文学研究在其间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进行评价,并对其《中国小说戏曲史》一书的内容进行简要讨论。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校勘札记

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的《汉文学史纲要》注释和文字错误进行辨正,共指出并纠正存在的事实、文字错误20余处。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所受章太炎影响述论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写作,一方面说明鲁迅与章太炎在文学观念上相差甚远;另一方面也说明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与深层影响。鲁迅关于文字之观点,以及汉文字与汉文学的内在关联,处处可见受章太炎“文字文化论”与“文学复古”思路之影响。但鲁迅从来不是被动性地接受,而是体现出作为一名文学史家的学术“主体性”。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楚辞书写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楚辞书写,在文学史观与研究方法上受到"西学东渐"的时代影响,并参考中、日两国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在史料甄别与具体叙述上援引古籍文献,并吸收游国恩《楚辞概论》、谢无量《楚词新论》的考订与分析,取舍、镕裁而成。但其中也展现出独到的史识与评价,是一部"后出转精"的中国文学史著作。

试用席勒美学观分析先秦汉魏文学历程

全世界人类艺术的发展尽管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但是其本质几乎是一致的。席勒对于人发展三个阶段中审美活动的界定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中国文学发展初期即是在经历审美教育的发展之后用理性感情的指导不断追逐美的最高理想。本文运用席勒的这一美学观点分析了中国先秦汉魏时期的文学发展历程。

2008年鲁迅与学术研究述略

与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研究相比,作为学者的鲁迅研究亟须进行。2008年鲁迅与学术研究主要在四个向度展开:对于"抄袭"公案的考辨、对于《中国小说史略》的批评与指正、对于《汉文学史纲要》的阐发和对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研究。

《出关》的互文:“历史中的老子”与“漫画化的老子”

在小说《出关》中,鲁迅对老子的改写态度一直是被讨论的焦点。小说以《史记》《庄子》为故事依据,重点对老子和众人的语言及形象进行改写,最终将老子漫画成一个徒作大言的“空谈家”形象。联系鲁迅的老庄研究专章《汉文学史纲要·老庄》,将其笔下作为客观历史人物存在的老子与被漫画化的老子形象进行对读,还可构成重新解读《出关》文本的互文角度。在两篇文章中,鲁迅分别就老子的“无为”表达了自己的肯定与批判态度,看似是两次相互矛盾的评价,实则展现了鲁迅对老子思想的整合认识。比起思索过去,鲁迅更急于将历史打破,寻找于“现在”有利的药方,而《出关》即是在《汉文学史纲要·老庄》基础上的一次颠覆与整合,并将抽象的传统哲学纳进现实作最后的观照与探索。

千载英雄泪 万古浩然风——《史记》悲剧人物任务(群)设计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发愤著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司马迁如屈原,在茫茫暗夜,仗长剑仰望星空,不屈的灵魂时时闪烁出悲愤的电闪雷鸣,惊世骇俗,光耀尘寰!他不拘《春秋》之义,奋笔疾书,横扫人间不平,刻画了许许多多的悲剧人物,满腔的悲愤充溢于字里行间,而昂扬向上的生命意识也迎面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