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古代汉文小说背后的文化影照——评《朝鲜古代汉文小说中的中国文化因素研究》

《朝鲜古代汉文小说中的中国文化因素研究》是孙惠欣教授历经数年研究推出的又一部关于中朝比较文学的学术专著。著作兼具深度和广度,通过丰富的史料和严谨的论证,巧妙地揭示了朝鲜古代汉文小说在内容、形式与风格等方面所折射出的中国文化印记,并进一步探讨朝鲜古代汉文小说对儒释道等深层次文化元素的吸纳与融合。孙教授的新作为学界提供了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新视角,不仅对理解东亚文化圈内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具有重要意义,还能更全面地了解东亚文化圈内的文学传统和美学追求。

胡仁乌力格尔对汉文小说《说唐全传》的蒙古演绎

胡仁乌力格尔是蒙汉文学艺术交流的结晶,是中国各民族文学文化互鉴融通的范例,其既展现了汉文小说对蒙古族文学的影响力,也体现了蒙古族对汉文小说吸收和消化的能力,以及其间蕴藏的美学情趣和创造精神,对引导中国各族人民生动而深刻地认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具有独特的价值与示范作用。布仁巴雅尔说唱的胡仁乌力格尔《隋唐演义》按照蒙古族民间叙事传统的惯例对汉文《说唐全传》的结构体制进行适应性的调整,根据蒙古族的社会风俗、日常生活经验及审美情趣重构了汉文“说唐故事”的叙事资源,使其说唱的人物和情节内容具有鲜明的蒙古族文化特点和审美特色,为汉文小说在蒙古族民众中的传播与接受注入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现实依据和文化支撑。

越南汉文小说使华故事的情节类型研究

使华故事是越南古代汉文小说的重要题材,也是越南使华文学的组成部分,反映了越南民间在对华邦交上的集体想象。“急智斗胜”“骋才登科”“羁留迫害”是使华故事的三种主要情节类型,以程式化的方式对东亚邦交场域、中越邦交关系做出文学形塑和文化反馈,显示出对华心态上自我优越感与屈辱感的复杂交织、受仰慕的与受迫害的自我形象的矛盾叠加。使华情节类型受到民间文学的孕育,存在衍生与置换形态,但牢固的中越宗藩关系促成了情节类型的稳定。

韩国古代爱情家庭类汉文小说用典解析

韩国古代爱情家庭类汉文小说对中国典故广征博引,经史子集无不涉及,其用典文梓共采,技法纯熟。用典取材钟情于颇具意象色彩的典故,如《诗经》中描写男女爱情的歌谣,以及中国神话传说类事典等,以情感类比,寄托旨意。用典方式既有直接照搬尽得其意的,又有巧妙化用尽显其情的,可谓形式丰富多样,但也存在典故滥用或堆积,甚至错用典故之瑕疵。对此类汉文小说用典进行分析,不但对探究作家生命体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研究中韩文化交流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本的回流:由《东海遗闻》看域外汉文小说的传播与接受

《剪灯新话》在东亚汉文化圈的传播与影响问题学界已有一定的研究,可是《剪灯新话》东传后的“回流”作品--《东海遗闻》却少有人知。《东海遗闻》由清末民初文人尹蕴清编译,共收录36篇域外汉文小说,其中有两篇故事取自朝鲜王朝汉文小说集《金鳌新话》。《东海遗闻》作为中国小说被改编成外国小说后重又进行中国化改造的个案,对考察古代文言小说在东亚汉文化圈的跨国传播及文本“回流”现象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通过《东海遗闻》与《金鳌新话》的作品比较,重点分析尹蕴清对原文进行的个性化、本土化改编与再创作,并从文学传播学角度,对社会变迁对文学传播与接受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讨论。

韩国古代汉文小说“预叙”与中韩文化的融合——以近古时期爱情家庭类小说为例

同样在汉语文化圈,韩国古代汉文小说在叙事艺术、思想主旨等方面都对中国古代小说进行了很多模仿和借鉴。汉文小说中的预叙(闪前)叙事模式常常借助梦境预示、仙道佛僧预言、近亲魂魄预示和禽鸟动物预言等结构模式展现。预叙模式与叙事特点的外结构对应衔接以及汉文小说包孕的深层文化精神都表现出与中国儒道释理念的深度关联。

朝鲜李朝汉文小说写本俗字研究

亚洲汉文学,亦称东亚汉文学、域外汉文学,特指古代朝鲜半岛、越南、日本以及琉球等地区的各非汉民族作者用汉文创作的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简称"亚汉文学"。朝鲜李朝是汉文小说十分兴盛的时代,汉文小说写本拥有丰富的汉语俗字资料。文章主要依据金起东所编十卷本《笔写本古典小说全集》,对朝鲜李朝汉文小说写本俗语字通例进行探讨,研究其文字系统、文字生态、简体俗字等。加强域外写本汉字研究,不仅是古籍整理和文学研究之必须,也是构建汉字写本学必走的一步。

越南汉文小说对中国文学的吸收和改造——以《状元甲海传》的流传变异为例

越南汉文小说大多是在中国文学/文化影响之下的本土化创作。笔记类小说《状元甲海传》的主体故事即是在吸收中国传说《白水素女》及《柳毅传》的基础上,糅合了越南本土的传说所进行的本土化创造。《状元甲海传》在越南经过一百多年的流传,到了20世纪初又出现了不同的版本《甲状元》。《甲状元》的故事主体与《状元甲海传》已有很大不同,其传奇故事已由神仙之"奇"置换为凡人之"奇",中国传奇故事的原型已不见踪影。由《白水素女》及《状元甲海传》的流传变异,反射出18-20世纪初中国文学文化对越南文学的影响及其兴衰。

朝鲜汉文小说宝物母题的叙事功能及民族性认同

朝鲜汉文小说中的宝物可分为器物、灵丹妙药和动植物生命体三类。选取标准相对宽泛,而内涵的不确定性与叙事策略的随机性对应,也与泛灵论民俗潜意识反应有关。母题叙事功能在于:宝物作为故事演进、人物命运改善的关节点,宝物成为主要人物的附加物,其神奇力量增强了人物的身份地位与行动力量,是故事中特殊人物特殊身份的象征物。宝物及其叙事功能生成的文化动因较为复杂,既有朝鲜半岛土著巫教的深在影响,也有儒教、佛教精神和中国民间崇拜信仰的浸染,也较大程度地受容中国古代小说叙述套路。与明清小说宝物叙事相比较,汉文小说较多关注宝物的世俗生存价值,忽略宝物本身生命魅力以及宗教门派精神皈依的超物质凝聚力。

越南汉文小说的异国文化特色

越南汉文小说主要由历史演义类小说及传奇类小说组成,这些小说在体制方面大都采用章回体形式,作品旨趣与明清小说颇为接近,但同时也表现出了鲜明的本土特色。越南汉文小说的创作环境及作者身份与中国小说有很大的不同。越南汉文小说并没有像中国小说那样经历过从说话艺术到书面文学的长期过渡,而是直接借鉴和模仿了中国小说创作观念及语言结构形式。但总体上看,越南汉文小说作品的最为成功之处并不在于对中国小说叙述方式的悉心模仿,而是大量运用越南的人物、场景及历史文化背景材料,编写出来具有本土文化色彩的故事情节,越南汉文小说异国身份及独特艺术价值也往往表现在这些方面。

朝鲜古代汉文小说雏形《新罗殊异传》中的女性形象

朝鲜古代小说的滥觞,是9至10世纪的《新罗殊异传》中的志怪、传奇一类的作品,如《竹筒美女》《首插石楠》《虎愿》《仙女红袋》(又名《崔致远》或《双女坟)》等。在这些作品中,《仙女红袋》和《金现感虎》(又名《虎愿)》中的女性形象在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体现了善良、宽容的品质和忍辱负重、坚韧持守的精神。

朝鲜朝汉文小说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

汉文小说的创作贯穿了朝鲜朝500年的历史,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在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从当时汉文小说的创作群来看,都是男性作家,这为男性目光中的女性形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本。深入解读小说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发现,男性作家笔下女性形象构建的深层动因主要是对具有传统美德特质女性形象的恪守,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写真以及难舍玉洁冰清。

传教士汉文小说的发展及其作为宗教文学的启示意义

传教士汉文小说由晚明耶稣会士开启先声,西方传教士以中国古代小说之形叙写基督教文化之实,模仿中国古代小说体例和语言,又在其中融入西方宗教和文化内涵,构成新的小说文本在中国流传。传教士汉文小说是将宗教与文学结合的范本,传教士努力跨越横亘在中西文化之间的鸿沟,试图在文化冲突中实现平衡,对于宗教文学的研究和跨文化的宗教传播不无启示性。

越南汉文小说《传奇漫录》本事考

阮屿的《传奇漫录》是越南小说史上第一部汉文传奇小说集,具有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开启了越南传奇小说创作的高潮。在情节内容、艺术构思和语言等本事方面,《传奇漫录》主要模仿、借鉴了《剪灯新话》,同时也借阮屿非凡的文学才华和超群的艺术想像力进行了创新,在融合民族文化和民族思想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越南古代汉文小说中的中国人形象研究

越南古代汉文小说既受中国古代文化和小说传统的深刻影响,又是越南民族文化的自我书写。由于历史、地理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中国人形象作为越南社会的整体想象大量出现在越南古代汉文小说中,并显示出在东亚汉文化圈内部、中越关系的历史语境下其独特的生成动因与建构过程,寄托了越南民族的主体性思辨与多重阐释,是越南民族建构自我形象的复杂投射。

略论成岛柳北及其汉文小说《柳桥新志》——兼论日本19世纪的花柳类汉文小说

我国清代的笔记体小说《板桥杂记》传入日本后,对日本花柳文学的繁荣产生了巨大影响,19世纪花柳类汉文小说的大量产生便是这种影响的集中体现。这些汉文小说在题材、文体、著作体式、创作旨归和行文风格等方面都显示出了受《板桥杂记》影响的浓厚痕迹,同时又蕴涵着本土的文化内质,带有日本汉文小说惯有的双重属性,值得探讨。其中,寺门静轩的《江户繁昌记》和土居香国的《鸭东新话》是比较典型的作品,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成岛柳北的《柳桥新志》。

从越南汉文小说看儒家“华夷观”在东亚的接受与影响

越南作为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之一,历史上深受儒家“华夷观”的影响,其在文学和历史书写中往往以己为“华”,以周边为“夷”,包括对西方国家,也一律以“夷”视之,其与文化母国——中国的关系则十分微妙。在特殊情势下,“华夷之辨”又变成“华夷之变”:即在越南国内政局动荡时,尊崇中国为“天朝”,并乞求出兵相助;而当两国关系紧张,尤其是兵戎相见时,则视中国为“贼寇”。政治上的独立和文化上的认同,使中越两国在历史上不时呈现出一种复杂而敏感的关系。

《聊斋志异》对越南汉文小说《传记摘录》的影响

《聊斋志异》对外国文学的影响深远 ,可惜目前研究仍有不足 ,例如它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 ,学界所知仅限于翻译与出版 ,至于越南文学的创作如何受到《聊斋志异》的启迪 ,则不甚明白。本文作者专研中国古典小说 ,且长期涉猎域外汉文学 ,特以越南汉文小说《传记摘录》为例 ,先简介其版本、作者与内容 ,进而考证出这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河内佚名作者撰述的《传记摘录》,十三篇文言短篇小说中有许多篇章的写作 ,跟《聊斋志异》里的《书痴》、《巧娘》、《产龙》、《棋鬼》、《葛巾》、《黄英》、《香玉》、《韦公子》等等 ,密不可分。本文在肯定越南汉文小说《传记摘录》具有原创性的同时 ,也凸显出《聊斋志异》对它的强烈影响 ,并希望藉此呼吁学界重视中国域外汉文小说的整理出版与研究讨论 ,以期未来还会发现更多《聊斋志异》在外国传播与影响的事实 。

中国文化对朝鲜朝梦字类汉文小说创作的影响

由于朝鲜与中国地理上唇齿相依,文化上血脉相连,几千年来,朝鲜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是全方位的,并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创作。在朝鲜古代小说中,以梦为素材,或者以梦幻构造为根基的作品占据了不小的比重,梦字类汉文小说是最具代表性的。这类小说在心态文化、制度文化、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都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文化在域外传播的过程中,朝鲜民族对其的看法、取舍、评价及再创造,了解朝鲜民族的审美心理及其特征,这对正确把握朝鲜半岛汉文学的文化特征、所蕴含的社会理想和审美意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两班阶层道学假面的撕破——朝鲜汉文小说《乌有兰传》《钟玉传》中的女性形象

崇尚儒教的朝鲜朝,其日常伦理意识也同样作用于男性,特别是两班士大夫们,他们往往将对女色的渴望隐藏于内心,以示自己儒士之风范。朝鲜后期的汉文小说中出现了泼辣狡诘、率性大胆的女性形象——如幼妓玉香兰(《钟玉传》)、妓女乌有兰(《乌有兰传》)。她们极尽所能,施展性魅力,撕破了伪道学的不近女色的假面具,将这些士大夫的真面目公布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