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赎刑渊源的考察——西周至两汉

传统刑事领域包含两种意义上的“赎”,即制度(或法典)赎刑和权宜之赎。制度赎刑始于《吕刑》,“刑疑赦从罚”是在罪行已彰而刑罚适用方面存有疑问时,以罚当其罪为目的引入的财产性责任方式,它突破了“刑”所固有的局限性。权宜之赎为管子所倡导,是刑罚的变通执行方法。汉文帝刑制改革使得赎刑作为独立刑等的必要性丧失。作为代用刑的“赎”,逐渐融合礼教、等级特权等内容,形成唐以后法典内的代用刑制度。

汉代迁徙刑形态之变——从“迁者所包”出发

迁徙刑在汉代表现出形态的变化,其变化原因或可追溯至汉文帝刑罚系列改革中对缘坐法的废除。在秦及汉初,汉代迁徙刑的主要形态表现为“迁刑”,其刑罚内容除本身作为正刑的“迁”之外,尚具有“包”作为其缘坐刑罚。而文帝废除连坐法,或将作为迁刑缘坐刑的“包”一并废除,此举即对迁刑的制度功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使得此后的汉代迁徙刑呈现出以“徙刑”为主要内容的形态。而迁刑之所以会受影响,与迁刑本身的刑罚功能有着很大关系。

试论秦汉刑罚中的司寇刑

秦和汉初的司寇刑一般是耐为司寇刑的简称,属无期徒刑。获刑者有立户、名田宅等重要权利,但刑徒身份使之处于里中社会生活的边缘位置。司寇的劳役主要有侦捕疑犯、监管刑徒、传递文书和运送物资四类,这与徒隶内部各级刑徒的劳役已经混淆的状况不同。此时司寇的社会地位在逐渐下降,是为汉文帝刑罚改革的重要背景。改革后的司寇刑因性别不同而异名,男性的刑名是耐为司寇,女性的刑名是作如司寇,都是二岁刑。至迟在公元91年二者又重新统称为司寇。此时司寇刑的惩罚措施主要有限制自由、取消户籍等七条,但并非只针对司寇,说明刑期的长短已经成为衡量刑罚轻重的主要标准。秦汉时期的司寇刑经历了从兼具社会身份、劳役属性到只有劳役属性的转变,这种转变对秦汉时期的社会性质和刑罚体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秦汉的盗赃等级及其对应刑罚

一、从秦制到汉制:汉文帝刑制改革前后的“盗赃”近年,简牍的发掘和出版正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增长。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在荆州胡家草场发现的12号西汉墓,出土了4642枚简牍。仅在发掘的一年之后,即2020年整理者就发表了发掘简报和简牍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