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时期龙首柄立凤式铜熏炉初探

湖北襄阳菜越三国墓等地出土的龙首柄立凤式铜熏炉造型别致、立意复杂,此类铜熏炉在汉末三国时期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其基本器型可能受到了汉代行炉型熏炉的影响,柄部弯曲程度过大可能与所燃香料种类有关。熏炉盖顶的衔珠凤鸟与胡人造像体现了东汉时期以西方昆仑和西王母为中心的神仙信仰,佛教元素的出现则说明早期佛教信仰主要依附于传统的神仙信仰之中。

地理环境因素与汉末三国历史进程

自然灾害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恐慌、混乱是导致汉末战乱乃至中央王朝崩溃的重要原因;华北、江东、巴蜀迥然各异的地理环境是三国局面形成的基础。三国军事成败中,地理环境是一重要影响因素,诸葛亮利用秦岭山地地势交通险阻的特征成功地阻挡曹魏铁骑于秦岭以北,使蜀汉国祚延续半个世纪;孙吴长于水战,因而能有赤壁、夷陵之胜;曹操长于平原作战而疏于山地用兵,故有汉中之败和放弃西进征蜀这一战略失误。三国兵家对地理形势的利用得当与否,有时直接决定着战争的胜败。汉末三国时期频繁爆发的疾疫不仅对赤壁之战等战役有重大影响,也直接促成了天师道等民间宗教的诞生与盛行。

汉末三国文化与诸葛亮之侠风

围绕"三国"诸葛亮这个人物,从唐代到近代,曾经有很多故事情节、很多独特形象被创作出来。《三国演义》把诸葛亮塑造成理想化儒家文臣,其他作品却突显他身上的侠风。揆诸汉末三国历史文化,诸葛亮身上有侠风是可信的。对诸葛亮形象特征及其创作背景的认识,应该深入历史文化分析,以使我们的认识得到深化。

汉末三国魂瓶图案民俗意蕴探微

魂瓶是汉末三国时期具有特色的随葬明器之一,是当时民间寄托某种期望的神圣场所和民俗文化空间。它的图案形象地的反映出当时灵魂信仰的演变过程,映射民间信仰与佛教的融合的现实轨迹,也表明佛教在汉末三国某些区域已相当流行并渗透到民众的灵魂世界和丧葬习俗。

论汉末三国民间灵魂信仰的现实性

东汉末降及三国之际,是中国民间信仰极为混乱的一个时期,此时也是我国古代信仰交融和重构的重要阶段。灵魂崇拜是民间信仰传承原始思维的根基和核心,与人类精神生活密切相关并受到高度重视。通过对汉末三国民间灵魂梳理,旨在揭示灵魂崇拜背后民众精神世界和生命意识的深刻内涵;自然灾害频发,道教和佛教迎合了民众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尤其是对死后生活世界渗入极大的关注,显示出灵魂信仰的现实性。

浅析汉末三国时期“宗族”的涵义

'宗族'二字殷商甲骨文中均已出现,并屡见于先秦诸文献中.'宗族'连用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宗伯>'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关于'宗族'的涵义,古人今人也多有诠释.<尔雅·释京>以'父之党为宗族',杜预在注<左传·昭公三年>时称'同祖为宗'.而今人一般则认为宗族是'带有氏族家长制残遗的以血缘相联系的大小家庭的组合','是农村中最牢固的组织'.[1]或日宗族是由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2]还有的则以为'宗族'是一个社会单位,为了生存和安全目的,由几个核心家庭(总人数一般不超过30-50人)松散地组成[3]等等.

论汉末三国时期易代模式的演进

“禅让”与“革命”是中国古代王朝改易的两种基本模式。随着王朝正统性论证的强化,通过“革命”模式完成易代的难度越来越大。“袁术僭号”是汉末时期“革命”模式的唯一尝试,其失败结局宣告了“革命”模式的“此路不通”。曹操父子通过对“革命”模式的隐晦践行和“禅让”模式的折中,成功地完成了汉魏易代的操作,实现了“禅让革命”的模式融合。“禅让”与“革命”的逻辑衔接,实现了“应天顺民”的易代合法性论证。“禅让革命”自此被奉为圭臬,在后世易代中广为沿用。

《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编年》评介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袁济喜先生编著《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编年》一书，改变以往将魏晋作为主要框架探讨中古文论的思维模式，以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为始基、晋恭帝元熙元年（419）为终结，以编年通论体例展开对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的研讨。该书在动态历史变革之中，爬梳中国古典文论从其他学科逐渐剥离而独立之过程，探清风俗审美、文学批评转变之际的诸多端绪，

浅议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宗族与家庭的关系

汉末三国时期 ,宗族内部个体家庭已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核心 ,宗族已从组织退变为父系血亲的聚居群体。宗族瓦解 。

汉末三国时期的荆州经学

荆州经学因《易》学成就,以及对魏晋玄学的影响而受到后人重视,故常被学者误以为仅是一个讲《易》地方学派,其实不然。《易》学成就之外,荆州学派对中国学术的推动还表现在:在经学整体衰微的情况下,刘表却五经并举,集合诸多儒生共同改定五经章句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开唐修纂《五经正义》之先河;其注经一改汉末经学繁琐之风,不重训诂而重义理阐发,以创新和注重经世致用为特点,体现出经学风气的一大新变;其习经多以古文为主,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古文经学的兴起和影响。

汉末三国铭文铜镜的民俗功用探微

铜镜是古代社会广泛使用的日用生活器具,其通灵的特殊功能,已经延伸到汉末三国墓葬文化中。铜镜集驱邪镇恶、象征日月、助人复生等多重功能于一体,满足了民众功利性的心理,受到高度重视,并产生出如此强大持久的生命力和超自然力,铜镜的图案也具有丰富的审美价值和艺术特色。

汉末三国时期的“质任”制度

一 “质任”,是君主为防备臣下反叛而拘押的人质。它的起源很早,不过,作为一种比较完备的制度,是在汉魏之际形成的。 汉末三国的割据战争里,军阀们为了扩充势力,纷纷招贤纳士、揽用英才。但在乱世之秋,许多人的野心被刺激得膨胀起来,“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昨日赫赫称雄的枭杰,今天就可能身败名裂,无家可归。

汉末三国丧葬中若干问题考论

中国古代表现在丧葬制中的厚葬与薄葬、礼俗的繁芜与节俭,因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特点。前辈学者对丧葬问题通常将两汉和魏晋划分开来研究。然汉末三国时代的丧葬习俗,是整个封建社会最为简朴的,自有特色。尤其值得注意是各集团的统治者对自己的后事均提倡薄葬,崇尚简朴,给当代人树立了节俭的榜样。而这种耳目一新的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又有深刻的社会背景。

汉末三国的游学

汉末三国,政局动荡,战乱频繁,然向学之人仍为学而东奔西走。本文对此期的游学情况加以探讨,论述了游学者的概况,介绍了各地为发展文化而有计划地组织人员游学的情况,并探讨了游学大潮中出现为名利奔波的现象和由此形成的社会弊端,对游学者的目的地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游学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汉末三国婚姻不重门第初探

薛瑞泽先生在《三国婚姻重视门第说商兑》一文中已对三国婚姻重视门第说提出质疑,他认为"三国时期的婚姻并非极重视门第,门阀等级内婚仅仅处于萌芽阶段"。实际上,汉末三国时期的婚姻不止是"并非极重视门第",而且是根本就不重门第,通过对汉末三国时期嫁娶不重门第的婚姻案例作一梳理,同时对不重门第的原因作出剖析,特殊的年代门第失去了它的实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才是不重门第婚的主要原因。

从《三国志》看汉末三国时的人口迁徙

在汉末三国时代,诸侯混战,天下大乱,人口迁徙活动频繁,《三国志》作为一部记载三国时代历史的专著,不仅含有大量政治、军事以及人物等史料,而且通过其书也可了解当时的人口迁移活动。

汉末三国的统一观

东汉末年,社会出现了大动荡,大一统王朝变得支离破碎。在“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的情况下,国家随时面临被彻底分裂的危险。然而,分裂带来的灾难让人刻骨铭心,人们维护统一的观念反而更为坚定和执着,反分裂、谋求统一,始终是那个时代最强的声音。不弃凉州秦朝是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它统一了中国,奠定了中国的基本版图。汉朝建立后,大一统王朝得以延续,尤其经过文景之治、汉武盛世、光武中兴等治世和盛世,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疆域面积都得到了巩固。东汉时,全国分为13个州,

汉末三国的历史变迁

东汉末年天灾频发、疾疫流行,民众生活苦不堪言。豪强竞逐与土地兼并,加剧了普通百姓的负担。汉灵帝中平元年,不满于残酷社会现实的民众,汇聚在天师道的旗帜下,以张角为首领,着黄巾而起义,掀起了反抗东汉统治的大运动。黄巾起义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东汉的统治也一蹶不振。朝堂上宦官与外戚的平衡被打破,他们的斗争迎来了一次总爆发,并最终导致了东汉政权的名存实亡;地方上各种力量并兴,割据为王,群雄逐鹿的局面再一次出现,由此揭开了三国时代。

深造自得抒己见——读《从孔融到陶渊明——汉末三国两晋文学史论衡》

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汉末到东晋是一段很有特色的时期。其间战乱频仍，朝代迭更，瘟疫流行，民生凋敝，文人死于非命者屡见不鲜，幸存者亦多感彷徨、无助与痛苦。而能纾解苦闷、浇消块垒者，惟酒与药及诗文耳。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在文人的苦难与挣扎中放出一段异样的光彩。

带头大哥

汉末三国,英雄会聚。有想匡济天下的曹操,就有想改朝换代的袁绍。建宁四年(171年),26岁的袁绍终于脱下孝服,结束了匪夷所思的六年丧期,从家乡豫州汝南郡来到帝都洛阳,发起成立反宦官团体——帝国精英小密圈,张邈、许攸、伍琼、刘岱以及曹操等人相继加入。作为带头大哥,长得帅是必须的,《三国志》和《后汉书》均夸奖袁绍“姿貌威容”。袁绍大哥不仅形象好、气质佳,还特别有钱。他出手阔绰,周济朋友,馈赠礼物,十分潇洒。相比帅气的外表和花不完的钱财,袁绍的家族背景最是羡煞他人。袁绍出身于东汉帝国中晚期最显赫的家族——汝南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