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末诗潮的情感表现

如果说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是对诗歌创作动因之合理表述,而在汉代浓厚的诗歌氛围中又以“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对人情加以限制,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诗情的表现,那么,中国诗歌创作发展到汉末,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之文人五言诗潮的出现,则意味着诗歌艺术中人生情感的一次解放。而作为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独特的文学更新力量,汉末诗潮不仅在创作上使自东汉中期以来文人之个性情感意识从潜滋暗长发展到汪洋恣肆,而且在思想观念上改变了汉儒说诗重教化之风气,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以“情”为主体的表现理论。

中古“学人之诗”的类型与诗体革新

中古"学人之诗"有三大类型。一是思考自身命运式的汉末古诗;二是自我理论思辨式的东晋玄言诗;三是展现自己知识式的永明体。"学人之诗"的三大类型都具有引领诗歌发展的意义。"汉末古诗"的不入乐,不受乐府机关管束,整齐的五言,也利于自由地抒情。玄言诗多用雅正的四言,显示出高门士族对文化的垄断。典故的运用,既是"学人"不直述对象的内敛,又是"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的张扬,丰富了诗歌的内涵。"声律入诗",使诗的诵读在脱离了音乐性之后有了极致的发挥,"学人之诗"以学人之所长为诗歌制定规则。

陈子昂《感遇诗》成因漫议

本文论述陈子昂创作《感遇诗》的历史契机之一，是其时文坛上已滋生了一股反弃陈、隋余习，批判浮华绮靡文风的力量：并探讨《感遇诗》与汉末古诗、刘桢及左思诗歌之间的影响关系。又认为《感遇诗》的出现与陈子昂个人的因素，特别是他的性格气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风度及其心态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风度及其心态张英基魏晋时代是一个“充满战争和饥馑，阴谋和残忍，悲歌慷慨和背信弃义，寻欢作乐和潇洒风流”的时代①。由于社会的动乱，礼教的虚伪，不少士人为了逃避现实而信奉老庄，寄情山水。他们蔑视礼法，追求虚静超然的境界，于是玄学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