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缛富艳:汉末魏晋易代文学的才情底色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建安时期,曹操三次发布求贤令,打破了汉代以道德文章为标准的程式化人才选拔方式,大量辞章氤氲而又个性鲜明的文人脱颖而出。曹操、刘备、孙权政治集团,尤其是在曹氏父子麾下,聚集了众多擅长文学、辞采斐然的士人,由此形成汉末三国以文采见长而精彩纷呈的文学画卷。三家归晋,能够和敢于入洛仕进的“亡国之余”,唯可凭借的即是自身的才学,而个体的才华和能力大多体现在文辞富艳、辞采华美、深情低回的文学创作乃至文学风格上,由此出现了晋世群才雕采饰藻、挺拔峻峭的文学特色。时代不幸诗家幸,汉末魏晋易代的人才流动,因才情为文学,呈现出传统中国文学史上色彩斑斓的文学景观。

汉末魏晋绘画功能论的演变

汉末魏晋时期,绘画功能论发生了由重视绘画的“教化”功能向重视其“畅神”功能的演变,这一演变与汉末魏晋时期的政治、文化、哲学思想息息相关。分析汉末魏晋时期哲学思想的演变,并探讨绘画功能论的演变对中国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创作、对中国画美学思想和哲学内涵产生的影响。

汉末魏晋时期的瘟疫与道教

汉末魏晋时期的瘟疫 ,对道教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道教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决瘟疫之灾 ,它为战胜瘟疫之灾提供了技术系统和信仰主义两种解决之道。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题材的情感模式及文体特征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的同题之作,大都表现出丽色-爱悦-自持-分离-怅惘的情感模式,反映了人神邂逅之际或人神爱慕之时,一种来自生命本能的爱悦与内心礼防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一冲突下不得不分离的怅惘。这种脱却外在政治寓意与伦理道德的情感主题,在志怪小说中因“志怪”的外衣而得到更加真实的再现。这一时期的辞赋作家将辞赋虚构的文体特征与创作主体第一人称叙述模式相结合,利用赋体的铺陈功能以及颂与讽的表达效果与模式,让辞赋适时地承担了这种情感主题的表达。随着南朝诗坛声色大开、宫体诗兴盛改变着人们对女性的审美态度,此类辞赋创作在南朝逐渐衰弱。

汉末魏晋复肉刑之议论析

复肉刑之议是中国古代法律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场讨论。本文对这场争议之缘起、内容及其影响作了梳理和分析 。

汉末魏晋的名士风度

汉末魏晋的名士风度姜广辉一、名士流变汉末魏晋时期，“好名”成了士林习尚，出现了所谓名士现象。名士现象是重名社会的产物。名士派代代有之，但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当推汉末魏晋时代。在这一时代中，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名士派也发生演变，而具有不同的特点...

汉末魏晋疾疫发生与文学思想转型

东汉中叶以降,频繁发生的疾疫、战争、水旱灾害使整个社会笼罩着愁苦悲凉的气息,对于文人的心态、观念、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汉末魏晋是一个彷徨忧郁的时代,政治和文化精英们必须直面个体生命的存在与死亡问题,文章不朽以及衍生的“文以气为主”,就成为一个时代的命题,文学由此进入突破儒家反情合志思想控制的自由发展期。战国时期没有完成的哲学的突破有了新的转机,强调自然、本我,要求打破名教束缚的玄学成为魏晋哲学的主题。个体的“人”被彻底解放出来与自然等观,尊情、任情、尽情使得魏晋人放诞、轻狂而又洒脱飘逸。一个充满深情的时代必然产生钟情的文学,“诗缘情”是文学自然的召唤,绮靡的六朝文学风格应时而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正是不可预知的疾疫所造成的死亡,加速了汉末魏晋社会、思想以及文学的主动变革,推动了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促进了文学思想的转型。

论汉末魏晋诗歌的生命情结

汉末魏晋时期,文人的主体生命意识觉醒,一直不被文学关注的生死问题,已开始受到文人的普遍重视。汉末魏晋文人在死亡的阴影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有关死亡和命运的忧思,他们叹惋生命的无常、伤感人生的短暂、探寻生存的意义、期盼生命的自由律动、悲悯民生的疾苦与不幸……“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于是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就充满了一种普遍的生命情结和深邃的生命气息。

试论汉末魏晋文人的世纪病心态

汉末魏晋,世纪末思想弥漫,究其原因,不外三点:首先,东汉末年,大疫流行,死人如麻,引起了士人集团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其次,汉末政治,宦官横行,党锢之祸,士林血腥,有识之士已经洞观天下将乱,这更进一步加深了士人们的世纪末恐惧心理。此后,黄巾揭竿,董卓乱政,军阀混战,政治血腥,战乱分裂持续了80余年,整个中原大地千里坟场,万家丘墟。这种惨象使建安、正始文人,触景生怀,伤心绝望,慨叹人生苦短,生命无常。

汉末魏晋诗人的时空慨叹

汉末魏晋诗歌重思辨，善于从时空的高度探讨人生的意义，追寻生命的本源。从《古诗十九首》到建安、正始诗歌，诗中充满了对人生苦短、时流倏忽的慨叹，诗歌风格苍凉而幽愤。及至东晋，王羲之、陶渊明用对自然人生的彻悟和特有的审美观稀释了人生短暂带来的痛苦，时空意识逐渐趋向和谐、宁静。

汉末魏晋南朝江陵城又称“荆州城”、“南郡城”考释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江陵城作为荆楚地区的中心城市，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梁元帝时期以前的江陵城，在文献中往往被称为“荆州城”、“南郡城”，弄清它们与江陵城之间的关系，确证其所指，以及区别其异同，不仅是研究江陵城的基础工作之一。

汉末魏晋文人生命意识的演进

汉末魏晋是文人生命情绪勃发与生命意识高扬的时期。这时期的文学 ,可称为是一种生命的文学。《古诗十九首》对人生有绝望的悲吟 ,而缓解的方法不免消极 ;建安文人忧生叹死 ,而引发出的是建功立业、拯世救物的积极人生态度 ;正始文人对生死有深度的焦虑 ,而缓解的方法是更关注自我 ,消极避世 ;西晋士人在人生态度上虽然入世 ,但心灵鄙俗 ,行为逸出常轨 ;只有陶渊明勘破生死 ,自觉把握人生 。

汉末魏晋挽歌及其流变论——兼谈挽歌的产生

尽管挽歌产生的确切时间和原因今天已很难说清,但到汉末魏晋时,葬礼中使用挽歌以助哀已成惯例,却是不争的事实。汉末魏晋人除了在葬礼中使用挽歌外,他们还喜欢在“宾婚嘉会”之际或日常生活中于酒酣之后吟唱挽歌,但已明显不以助哀为目的,相反,崇尚“以悲为乐”的审美时尚,表达身处乱世的人们对于生命危浅的惶惑和忧惧,追求行为的放诞和风流,则成为汉末魏晋人喜欢在非葬礼场合于酒酣之后吟唱挽歌的原因和目的。汉末魏晋人喜欢在非葬礼场合于酒酣之后吟唱挽歌,这实际上是以助哀实用为目的的葬礼挽歌在本时期产生的“变调”亦或说流变。

解构悲怨情结 抒写生存困境——论汉末魏晋六朝的悲怨诗歌

悲怨诗歌是汉末魏晋六朝诗歌的主旋律,它解构了诗人的悲怨情结,抒写了人们的生存困境。文章列举了嗟生怨、贫贱怨、仕宦怨、羁靡怨、离别怨、闺阁怨等悲怨诗况,并从时代气运、文化背景、文学风尚等角度对怨许成因进行了层层剖析。

从音乐社会学角度分析清商乐于汉末魏晋时期流行的原因

清商乐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一种集艺术性、审美性、娱乐性为一体的音乐形态,在汉末魏晋时期发展并流行,为我国民间传统音乐文化的保存及隋唐歌舞大曲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本文将从音乐社会学的角度对清商乐于汉末魏晋时期流行的原因进行探讨。

从时代变迁论汉末魏晋的哲学思想发展

汉末魏晋时期是我国思想文化的一个繁荣期,玄学、道教以及文学在这个时期都有着精彩的展现。尽管不同的社会思潮展现了不同的人对时代变迁的不同感受,但都是对当时社会的真实展现,只有将它们视作发展变化的统一整体才能得到更为全面的理解。这样一种思想上的发展是在一个方向上的连续推进,并与社会的发展相一致。总体而言,汉末到东晋的社会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动乱到局部和平的变化,这个时期的思想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从宗教到理性再到经验的推进过程,思想的追求逐渐从形上世界向形下世界推移。

试论汉末魏晋辞赋之“向内转”

"向内转"既是汉末魏晋文学总貌的新质素,也是该时期辞赋发展的基本趋势。该趋势在东汉后期已见先绪,在辞赋价值理论以及表现领域均有体现。情感化与玄理化成为汉末魏晋辞赋"向内转"的两个具体向度。汉末魏晋辞赋的"向内转",继承楚骚传统,创造了一片有别于汉代辞赋追求外在世界的审美新天地。

汉末魏晋文人五言诗人文意蕴探析

汉末魏晋动荡乱离的社会现实提供了文学发展的丰厚土壤,文人士子们在诗中或抒发昂扬奋发的热情、显露英雄气概,或抒发壮志未酬的苦闷、失意的无奈,或悲叹时光之飞逝、生命之短暂,或留恋物质生活的享受、流露及时行乐之情,或自然流露男女之情、真诚表白相思之痛,或走向自然、回归自我,或超然物外、追求玄思妙理。这些情感均来自他们的真实感悟和亲身体验,反映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生活,构成汉末魏晋文人五言诗特有的人文意蕴。

汉末魏晋时期青兖徐士人群体的政治动向及原因探析

主要探讨从东汉末年到西晋一统百年间青兖徐士人群体的政治动向。从汉末到晋统一,青兖徐士人的政治动向有一定的规律可寻,他们经历了从汉末的"低调",到晋朝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局面。

试论汉末魏晋南北朝临终诗文的艺术特色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死亡无处不在,据现存文献记载,时人临终前留下不少诗文。临终诗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创作,具有情感真挚动人,用语通俗明白,典故的固定使用,理性的随处显现等独特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