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隶书对篆书的影响和改造——以汉篆疑字释读为中心

隶书在秦文字的基础上产生,在汉代发展成熟。隶书形成后会反过来影响篆书字形的写法,使篆书讹变,产生一些疑难字。隶书对《说文》小篆的影响在于许慎采用了隶变后的字形进行构形和六书分析,并确定字形的分合,这是不符合文字发展的客观实际的。隶书对汉篆的影响在于将已经隶变的偏旁或笔画转写为篆书,形成了一些与原本篆书不同的写法。本文从篆书化修饰、有理据替换、无理据改造、部件趋同和误用文字的角度,分析汉隶对于汉篆的影响和改造,并对疑难字进行释读。

赋德钟以神韵,化翰墨为真情——紫砂“德尊汉篆壶”创作漫谈

紫砂泰斗顾景舟曾在其主编的《宜兴紫砂珍赏》中提出"德清俭素,儒雅中和,与壶有缘之人,若有缘遇见此尊宝器,定能心生正气,肃起恭敬之心。如此造型的砂壶,其称谓大致有:"德钟、钟德、德中、中德之名"。"德尊汉篆壶"便延续了"德钟壶"的器型精髓,比例协调,结构严谨,尽得经典神韵。壶身刻"南粤鹏城数风流人物,特区四十载光辉照耀",两行十八个字,道明了这把壶的创作背景,即鹏城四十周年纪念这件事,同时内容也传达出整把壶的真切情怀,使之能够产生情感共鸣。

两汉篆额的书法艺术

有人说：＂篆止于秦,隶止于汉,楷止于唐＂,意为秦代代表了篆书的最高成就,汉代代表了隶书的最高成就,而唐代则代表了楷书的最高成就。纵观整个书法史,似乎确是如此,但深入地看,此言却显得过于绝对。撇开隶书、楷书不谈,单就篆书而言,秦代篆书的艺术成就固然很高,但汉代篆书也有其特有的艺术价值。

吉光片羽透射的历史清晖——汉缪篆印:历史的去蔽与历史的多样性

人们常根据一个时代数量上占优的艺术品类进行时代风格的界定,再根据这一标准进行艺术史的建构,这样做易导致对数量上居次的艺术品类的忽略。在某些历史契机中,这些一度被忽视的艺术品能重新得到观照和重视。汉缪篆印就曾被忽视和排斥,现在得到了肯定,获得了它在篆刻史上应有的位置。论文梳理了学者们对汉缪篆印的观点和看法,认为在历史的去蔽与重写中,汉缪篆印有效的凸显了汉印风格和汉代文化的多样性。

汉篆基调

隶书是汉代的主要书体,但不是唯一的书体,在符玺(符信、符契、印章)、幡信(官号、职衔、旗帜)、题署(匾额、碑额)、瓦当等方面还使用篆书。从文化角度来说,篆书形式上的浓缩,有利于在方寸之间表现抽象的审美意识;制作工艺上的实用,有利于篆刻印章表现"取信"的社会功能,特别是篆书在有限的空间里有着装饰与排列的优势,这是隶书、楷书等无法与之抗衡的,因而篆书在这些方面始终处于独占一方的地位,并一直延续下来。

汉碑三品

一、碑上书艺和碑后人生提起汉碑,一般都会想起隶书,用篆书勒碑的很罕见,《袁安碑》《袁敞碑》两通汉碑,就是著名的汉篆碑刻。袁安、袁敞父子为东汉一代名臣,《后汉书》有传。《袁安碑》直到民国时期才被人重新发现和记载。马子云《碑帖鉴定》说：“（袁安）碑出土时间不详,于明万历二十六年移至偃师西南新村牛王庙中,作为香案。因碑阳向下,故不知是碑。至1928年初,该庙改为辛村小学,石案仍置原处。

篆书笔法浅探

篆书体系是各书体中最为复杂的,有甲骨文、大篆、小篆、鸟虫书、汉篆等等。但较为重要的当为3种,即甲骨文、大篆和小篆。甲骨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以象形字为主,其形体有着类似于图画的物象生动之美,可视为自然之美。从物象到字形,有一个提炼、概括和加工的过程,所以象形字的自然美又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人工美。象形字,在很多情况下它的部首构件已约简成符号。更有甚者,一个字就是由纯符号非象形部首构成的,毋庸置疑,这样的字已具有一定的抽象性。

渭南市博物馆收藏的七枚秦汉铜印章

渭南市博物馆收藏的七枚秦汉铜印章,均出土自渭南市境,是研究秦汉时代渭南历史的物证,现将这七枚印章叙述如下:

篆刻小议

篆刻艺术是我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篆刻二字,顾名思意,是篆书与雕刻的结合,它是随着印章的使用而发展起来的。我们知道,汉字是由绘画发展而来的以线条组成的方块字,商周到春秩战国的金石器物中的篆书,已经具备生动丰富,气象万千的艺术趣味。古代印玺。

河北康保县发现宋代铜印

1986年,河北康保县文化馆文物干部在土城子镇小庄子村调查文物时,从当地村民手中征集到一方铜印。 铜印近方形,长5.6、宽5.3、厚1.4厘米。印钮为长方形竖钮。钮长向两侧抹削成“(?)”形,长2.8、宽1.1、高2.4厘米。印正文为汉篆字“剩员指挥第六都朱记”。印背面钮顶刻楷字“上”,钮右侧竖刻楷字“太平兴国五”,左侧续刻楷字“年七月铸”。 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为宋太宗赵光义之年号。宋代军制以“指挥”为军队的编制单位,其上为厢、军,其下为都。一都五百人,置正、副都头二人、节级四人,五都为一指挥,统兵官为指挥使和副指挥使。“剩员”当为禁兵、厢兵、士兵因年老或疾病,不能任征戎的,保留其军籍,削减军俸,

许慎的《说文解字》及其评价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康殷先生释辑、顾颉刚先生题字、北京荣宝斋出版的《文字源流浅说》(以下简称《浅说》)自一九七九年出版以来,在读者中流传较广泛,且有一定的影响。《浅说》用浅近而直接的方法,介绍了今日常见的千多个汉字的发生、构成及其变化,并尽量加了示意性配图以助理解这样就使殷甲骨文、殷及西周金文、秦篆、汉篆这些一向被人看作古奥玄妙枯燥乏味,似乎只有少数几个人才懂得的神秘学问,变成了生动活泼、浅显易懂的知识。读者对这样的通俗读物是表示欢迎的。《浅说》为了便于说明、比较、理解,把字形上有些联系、内容又相近的字尽量集中“以类相从”,分为表现人的文字、表现生产的文字、表现大自然的文字、表现阶级斗争的文字、

《说文》释字考误

东汉时,许慎著《说文解字》所分析的字体以小篆为主体,而且列出了和小篆写法有差异的大篆或籀文,以及当时他所能见到的“古文”。《说文》序里虽提及鼎彝,却没有采用一字。甲骨文的发现、汇集、整理和研究,是近百年的事情,许慎无法利用。由于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制,许慎解释古文字难免会出现错误。这类错误需要用甲骨文、金文未加以校正。现把《说文》释字错误分三类,举三十一例来予以纠正。

甘肃省庆城县博物馆藏新莽铜诏版铭文研究

本文主要通过对甘肃省庆城县博物馆藏新莽铜诏版铭文的释文句读、特殊字型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通过与秦小篆、其他新莽铜诏版的字形结构、风格特点进行详细的对比后发现:新莽铜诏版铭文书法结构精巧,运笔流畅,章法匀称,其中出现的特殊字型还丰富了汉代文字学的研究资料。该新莽诏版不仅印证了新莽时期文化的复古倾向,更预示了汉代金文由篆书逐渐隶书化的发展趋势。

篆刻意境的实现

邹涛:朱培尔老师在书法篆刻界大名鼎鼎,是出道最早的篆刻家之一,在国内影响非常大,属于书法篆刻界的先锋人物,一直以来参与国内'国展''中青展''篆刻展'等大型展览的评审工作。他在《中国书法》杂志,从编辑到副主编再到现在的主编,见证了中国书协、书法发展到今天的历程。无论对于同龄人还是后辈,他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篆书体系有待拓展

这次征稿要求每位作者每种书体只限投一件作品,在这种情况下,篆书收稿近三千件,应该说数量并不算少。但从以往的展览作品集,特别是近期的几个展览情况看,篆书风格不够丰富,小篆居多的现象仍然比较明显。所以,在评审之前和评审期间,评委就达成一个共识：要放眼整个篆书的渊源与流变,注重篆书风格的多样包容,因为篆书距今时间久远。提到篆书时,很多人狭隘地只知道小篆。其实整个篆书的体系非常博大,

敦煌酥油土汉简

简介:西汉昭帝至王莽时期简。包括汉篆、隶书、章草三体。出土七十六枚,多为胡杨、红柳木简。该简虽多数残断,字迹不清,但却包含有诏书、律令、檄书、屯戍簿册、字书、兵书等多种内容。一九八一年三月,在敦煌县西湖酥油土以北的D38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现入藏于敦煌市博物馆。甘肃人民出版社《汉简研究文集》有专文刊载。从书法角度发表尚属首次。

满文篆书简论

满文篆书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之一。然而,自创立以来,其应用范围却比较狭窄,加之记载此种文体来源和规律诸方面的著述甚少,因此,对满文篆书的研究,至今在学术界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笔者在接触清朝印玺、特别是沈阳故宫博物馆所藏清朝帝王、后妃等各种印玺中,所见者多数是以满汉合壁之篆书刻印的。征集的清代官印中。

书画篆刻家李莹波

因为担任《艺术中国》杂志主编和做收藏的缘故,经常有朋友问我：＂你最看好的湖南艺术家是谁？＂每次我都会毫不犹豫地说：＂李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