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图书馆所编早期汉籍目录初探

自17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欧洲共有6个国家的图书馆,先后为其所收藏的汉籍编制了总计25部目录。通过对此批早期汉籍目录进行分析,其特色在于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编纂活动具备连续性,以汉学家为编纂主体,以西方学科体系作为主要分类依据。在研究汉籍传入欧洲的历史,了解欧洲现藏汉籍的总体面貌,访求流散于欧洲的珍贵汉籍方面,均有较高价值。

西方早期汉籍目录的中国文学分类考察

西方汉籍目录的编纂与中国文学的西传几乎同步,是早期西方学界建构中国文学知识谱系的重要途径。它将中国文学纳入西方学科体系,小说、戏曲、民歌等文类作为"文学"分支,文献意义得到肯定,学术地位得到提升。中西不同文学传统在汉籍目录中交汇,导致文体错位、文体概念并用、术语交叉混用等现象发生。中国原有文体概念在与西方文体对应过程中,外延被缩小或扩大,同时被植入西方内涵,转换生新,演变为现代文体概念,体现了中西文体之间的相互对话与改造。考察西方汉籍目录与近代中国文学分类的历史生成与文体重构,有助于厘清近代中国文学演变的复杂学术理路,揭示近代中国文学观念、文体界定、知识体系发生的深刻变革。

书山有路“目”为径——《日据时期朝鲜刊刻汉籍文献目录》的学术意义

日据朝鲜时期(1910~1945),朝鲜总督府接管了李氏朝鲜王室所属奎章阁及其藏书。为了将朝鲜半岛民众同化为日本天皇的二等臣民,消除半岛民众的抗日独立意识,日本殖民当局在引入中国传统汉籍文献的同时,编辑出版诸多美化殖民统治和篡改历史事实的汉籍图书,禁止传播与其奴化统治相悖的书籍。《日据时期朝鲜刊刻汉籍文献目录》反映了该时期在朝鲜半岛流通的汉籍图书概况,对相关领域目录学与索引学研究来说是一项补白,也是研究日本殖民史与韩国独立运动史的重要参考工具。在日本殖民当局严格的出版审查缝隙中,汉籍图书(含禁书)的流传,一方面暴露了朝鲜总督府对半岛人民的殖民同化与思想禁锢,另一方面展现了半岛民众的独立复国精神,赓续了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间的文化交流。

穆麟德兄弟与高第汉学目录之争考

19世纪70年代,两部西方全面汉学目录相继问世,即德国人穆麟德等的《汉籍目录便览》与法国人高第的《西人论中国书目》。二者均是由侨居中国、从事实务的西方人编写,因编纂条件、理念等方面的差异而呈现不同面貌。自前作刊前,两书编者间即有争论,此番论争在技术层面之外,也牵扯到学术的国别之争、人的意气之争等非技术因素。本文拟通过追溯两位编者、两部作品的互动,一窥西方汉学目录作品的生成史。

皇家亚洲学会所藏中国古典小说及其书目研究

皇家亚洲学会是西方最早的汉学研究机构之一,汉籍典藏丰富。其所藏中国古典小说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多康雍乾嘉时期的刻本或稀见版本,与国内现存版本可互为参照。皇家亚洲学会汉籍目录的编纂和修订,则反映了19世纪欧洲文学体系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框范,体现了中西文学观念的差异,具有学术史的研究价值,是考察中国近代文学观念转变的一个重要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