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辽代契丹作家汉语创作的特色

契丹人在学习并熟练掌握汉语的基础上进行大量创作,由于其文化、性格、教育、仕进、宗族形制等方面与汉人不同,从而使其文学豪健张扬,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契丹文学。辽代契丹作家汉语创作的特色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皇室首先参与并积极推动,二是诗文结集与家族文学的出现,三是女性文学创作成就突出。契丹人的汉语文学创作,使中华文学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特点得以充分体现,同时也为推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进程做出了贡献。

身份·视角·对话——浅论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

在文学领域,语言的选择不只限于工具性的意义,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民族作家采用哪种语言作为创作语言,除了一般采用本民族母语外,更多地受到主体民族的语言价值、社会功能的掣肘。本文试图从双语身份、民族双重视角和文化对话等三个方面分析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当代藏族作家以双语身份活跃在中华文学百花园中是历史的必然。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写作,客观上体现出一种双重视角,表现为不同文化的对话与交融,集中体现了当代藏族作家当下的"在场"意识,以及对自身民族文化身份的确认与重建。

论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创作

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创作应该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理应指称新时期以来二三十年间存在和活跃于我国文坛的一种文学现实。它有其特定的内涵:少数民族作家在熟练运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高扬着自己的民族性。它的兴盛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给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言文学带来了不少变革,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当代藏族作家汉语创作管见

当代藏族作家汉语创作自新中国成立伊始,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各行各业、老中青四代作家共同写作的创作群体。这些作家以记录藏民族在祖国大家庭中的生活和心路历程、提供给藏民族丰富的精神食粮为崇高使命,反映出藏民族文化的活力和多重价值。由此,可以看到少数民族文学在丰富和拓展中华文化、文学的版图,形塑崭新的人文精神,建立文化自信,构建多元文化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全新的资源。

当代藏族女作家汉语创作概略

当代藏族女作家汉语创作一方面开辟了藏族女性集体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先河,另一方面,她们在不同阶段所体现出的创作特征亦基本符合了中国当代主流文学所具备的特征。与此同时,这些藏族女作家们不断摸索着在族裔、宗教、性别等多元维度之间建构创作特色和精神独立的可能性。藏族女作家们的这种努力大致呈现出了四个历史阶段的分期和特点归类,她们的汉语创作也经历了由初兴到嬗变的过程。

传统形象与现代阐释——论当代藏族作家汉语小说创作中的人物类型

当代藏族作家汉语小说创作塑造了各种各样形态丰满的人物形象。在繁杂的形象中有三组身份、地位比较特殊,既充分展示藏民族传统文化内涵,又能够在现代视域下彰显独特个性的人物类型。不仅赋予了文学作品以别样的形象魅力,具有较强的神秘色彩和陌生化效果,而且成为作家表现民族文化心理,进行民族文化认同,审视民族现代生存境遇的有效途径。

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开拓与探索——当代蒙古族作家的汉语散文创作

蒙古族散文的汉语创作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和积累,已取得丰富的创作实绩,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路径和艺术特质,在蒙古族文学多元化发展和文化影响力提升方面具有较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尝试在对1949年以来蒙古族散文汉语写作文本进行历时性梳理的基础上,理清其发展脉络与走向,并开掘其独特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

余宏模汉语传统诗歌创作论

余宏模作为贵州毕节余氏彝族土司后代、学者型诗人,秉承家族先贤传统,业余时间坚持不懈地写作传统诗歌,并取得了突出成就,产生了较大影响。余宏模诗歌分为五类,主要特色是:丰富的生活内涵与积极的人生态度;厚实的文化底蕴和突出的学理特色;浓郁的民族风情及独特的地域呈现;华美与质朴并重的语言风格;不以律害意的诗学倾向。

叙述语境中的故乡写实——论蒙古族汉语散文创作的审美真实

无论是古代散文还是现代散文,均遵循“说真实、写实物、叙事实、抒真情”的散文传统。蒙古族汉语散文的创作在恪守散文文体“非虚构性”的限定法则的同时,在其故乡写实中尝试着另一种散文叙述方式,以创作的真实、情感的真实、意味的真实增强了其散文审美的厚度。

阿库乌雾汉语诗歌承载的文化记忆

阿库乌雾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中用汉语进行诗歌写作的杰出人物,成绩斐然。其中以汉语创作的代表作品有《走出巫界》《神巫的祝咒》《阿库乌雾诗歌选》《混血时代》等。从他的诗作中,后人可以探析当代彝族文学的发展历程。有关记忆的研究由来已久,最早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法闺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一书。

《尘埃落定》语言特色探析

用汉文写作的藏族作家阿来,其小说《尘埃落定》独特的语言魅力引人注目。除了汉文化、西方文化的滋养,小说还深深地打上了阿来的母语文化、母语思维和表达方式的印记,有着深刻的民族自我意识。《尘埃落定》因此也就具有了来自藏族文化影响下的一些独具魅力的语言特色。

《时间悄悄的嘴脸》之嵌套叙事研究

阿拉提·阿斯木是一位用汉语创作的维吾尔族作家,他的叙事语言别具风情,叙事艺术风格独特,其小说《时间悄悄的嘴脸》运用嵌套式的叙事结构,展现了丰富的生活图景和人物群像。“嵌套”最初指图形的嵌合,后来被引入叙述学,运用到了叙述模式中的叙述分层问题上。叙述学中的“分层”问题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法国文学批评家热奈特给出了叙事层次的定义:“叙事讲述的任何事件都处于一个故事层,下面紧接着产生该叙事的叙述行为所处的故事层”①,如果分层之间体现出极强的相似性,而且分层自然化,就被称为是“嵌套”叙述。

明代少数民族诗文创作叙论——中华文学交融一体的历史缩影

明代在重视兴办学校和“教化为先”理念的影响下,各民族文化交融日益深入,少数民族诗文创作进入了繁荣期,各民族文学的交融进一步深化。在中原文学的影响下,明代少数民族文人队伍持续壮大,以汉语诗文创作为主要形式的书面文学渐成主流,并以家族文学为单位呈现出团块式发展的局面。文章在介绍明代多元化的少数民族作家、家族式的文学创作群体等明代少数民族诗文创作概貌的基础上,试图再现明代少数民族诗文创作体裁多样、题材广泛、地域特色鲜明、诗歌创作中的宗唐倾向明显等风貌,并从民族文教政策、边地移民政策及科举制度等方面对明代少数民族诗文繁荣的人文生态进行考索,以期描绘明代中华文学交融一体的缩影,再现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片段。

论汉语作品权利限制条款的适用范围

“汉语作品权利限制条款”是我国《著作权法》特有的。对该条款中“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的解释应该严格按照文义,只能解释为文字作品或口述作品,而不能包括影视作品等非语言文字类作品。因此,该权利限制条款可以适用于电影作品中角色对白的畚译,但不可适用于电影作品本身,否则可能与该权利限制条款的立法初衷相背离,也可能导致对电影作品著作权人利益的严重损害。

叙述的轻逸与存在的沉重——论格绒追美长篇小说《隐蔽的脸》

当代藏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源头和文化资源,是有着悠久历史和深远影响的藏族民间文学。在现如今的当代藏族文学中,无论是藏语文学,还是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除个别作家的个别作品外,绝大多数都会涉及这一精神源头和文化资源。当然,在不同的作家那里,如何借鉴、化用这一精神和文化资源,如何在具体的情节结构中串联、编排、改造、内化这些丰富驳杂、斑斓多姿的文化艺术资源,以表达作家个人设定或预想的文化题旨、审美趣味和思想主题,是有着各种各样的或显著或微弱的差异的。

民族历史记忆中的藏地书写——以梅卓长篇小说《月亮营地》为例

梅卓出生在位于汉藏边界的安多地区,从小便以藏族身份接受汉文化教育,多用汉语进行创作,是用汉语创作的藏族女作家。面对藏族文化发展困境、西藏文学沉寂期,梅卓在前人贡献的基础上也奉献了自己的力量。梅卓多重身份的优势为其进入藏族文化空间提供了更多便利和可能,她擅长将藏族文化置于藏族历史长河中去描摹,极力使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融入宏大历史叙事语境,以此来观照历史和现实,力图阐释民族文化中的痼疾,重塑历史,重铸民族品格和民族灵魂。

斟满人性温情的《凹村》——读雍措的散文集《凹村》

阿来说:"当文学的眼睛聚光于人,聚光于人所构成的社会,聚光于人所造应的历史与现实,历史与现实生活才焕发出光彩与活力。也正是因为文学之力,某一地域的人类生存,才向世界显现并宣示了意义。"①雍措正是通过她的散文,将四川康定这一地域人类的生活和生存向世界宣示了出来,显示了文学记录历史和现实的意义。雍措,藏族,四川康定人,凭借散文集《凹村》获得2016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是首位获得骏马奖散文类奖项的用汉语创作的藏族作家。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中,小说和诗歌的成就斐然,散文创作相对薄弱,这是因为藏族地区流传着格萨尔王史诗、佛教故事,藏人富于艺术才情,擅长叙事和直抒胸臆。散文文体要求纪实性和记事性,对想象力有一定的限制,因此藏族作家中致力于散文创作的并不多。

地域性的当代多样形态与少数民族作家的现实主义书写--以甘南藏族作家为例

今天,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书写的回归已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话题,特别是在以“民族性”“地域性”为主要辨识度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如何将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方法与对地域性的彰显有机融合,创作出既富有地域特色,又具有深刻的时代特征的优秀文学作品,已成为少数民族作家们自觉的创作追求。长期以来,“地域性”已经在众多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考察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地域性现实主义”创作实践.甘肃甘南部分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无疑是比较适恰的样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