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学的现状和愿景

主要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讨论最近5年(2000年至2004年)汉语方言学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地理、历史、方言学史、方言课本、方言比较等方面。二、根据方言学的现状,对汉语方言学研究提出几点建议,并对汉语方言学的发展前途,以及今后五年的发展方向作出预测。

汉语方言学在语言学上的意义

汉语方言学在过去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是因为汉语方言的研究,跟对语音学、音系学、语法、语义、历史语言学、文字学、社会语言学、语言变化等范畴都重视不够有很大的关系。由于过去缺乏全面的调查,以及对方言学认识不足,汉语研究的其他环节便也无法受惠。我们要抓紧机会,多收集材料并进行分析,否则在不久的将来,当许多弱势方言消失以后,很多宝贵的资料也会因此无法寻回。

汉语方言学史上的又一座丰碑

本文以回顾汉语方言学发展史上的丰碑式作品为背景,分析詹伯慧、张振兴主编的《汉语方言学大词典》出版的重大学术意义和当代价值,指出这是汉语方言学领域一部全面镌刻既往丰碑的丰碑。

地方高校“汉语方言学”本科课程建设的探索——以凯里学院为例

汉语方言学是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课程之一。相对于部属重点高校,地方高校开设此课的时间不长,课程建设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考核、教学团队等方面都应该根据其自身的办学条件和特点开展课程改革,使之服务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要求,体现地方高校的“地域性”办学特色。

关于高校汉语方言学课程建设的几点思考——以华侨大学为例

汉语方言学是一门在华侨大学文学院应用语言学专业开设的专业基础课程,文章论述了该课程设立的必要性、课程建设的内容及课程建设的要点。

浅谈汉语方言学与音韵学研究方向

历史层次分析方法改变了传统的汉语史观。高本汉后,汉语的研究在总体上说已经开始接受西方的理论体系。比如说,高本汉认为,在汉语的使用地区的方言是以"切韵"作为母语的,并且以这样的史观对中古音进行构拟。本文将根据笔者多年的研究经验,详细分析汉语方言学与音韵学。

浅论实验语音学在汉语方言学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以音系调查为例

音系调查是方言调查的开端,也是方言学教学实践的重要一环。在听感判断的基础上,借用实验语音学的技术和手段,辅以音系实验,可提高方言学教学实践的效果,丰富方言学教学实践的手段。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七届学术讨论会在青岛举行

由山东大学主办的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七届学术讨论会,今年7月21日至26日在青岛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与香港、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省的专家、学者12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80多篇。代表们围绕方言辞典编纂、方言志编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钱曾怡教授与汉语方言学研究

钱曾怡教授,著名方言学家。1932年出生于浙江嵊县,195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30多年来,呕心沥血,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汉语方言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钱先生现为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在方言学界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和声望。曾连续参加承担三项国家“六五”、“七五”重点科研课题。

《汉语方言学大词典》隆重首发学术座谈纪要

2017年9月26日,暨南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广东教育出版社在广州珠岛宾馆联合主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方言学大词典》首发座谈会.这部汉语方言学专业百科全书（上下两卷）的出版,是中国方言学的盛事,也是整个中国语言学乃至人文社会学科的盛事.来自全国各地的80多位汉语方言学者、出版界人士参加.两位大词典主编詹伯慧教授与张振兴研究员对词典的组织、立项、编纂的曲折和艰辛过程和感人细节作了报告.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会长刘丹青教授、广东省社科联主席王晓同志、暨南大学副校长饶敏到会表示祝贺.负责该词典项目的广东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周伟励和责任编辑黄倩对该社组织项目、协调出版以及学者参编的动人细节情况作了报告.

求新务实——黄景湖《汉语方言学》评介

黄景湖副教授编著的《汉语方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8.)是国家教委颁布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此书为作者长期教学实践的回顾与总结,且能博取众长,吸收科研新成果,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与实用性。方言学家黄家教教授看了这本书后激动地说:“如今正式出版,高校开方言课有了好教材,可喜可贺!”此书采用灵活自由而又富有弹性的编写体例。每章均由正文和参考资料(包括附录图表)两部分组成。作者将基本内容放在“正文”里叙述,参考资料编在后附。正文部分简明扼要,重点、难点突出,对学科领域里普遍接受的事实与原理作了较为全面而有条理的介绍,抉择精当且间有创获,独到之处甚多。资料部分则择优选录前辈、时贤对有关问题的论述(部分为作者本人的著述)和重要资料,作为正文的补充,既增大了教材容量又不囿于一家之言。资料与正文互相呼应,相得益彰。这种新的编写尝试目前国内尚不多见。

现代汉语方言学著作出版传播回望

从1923年至今,中国现代汉语方言学著作出版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追溯其出版历程,从最初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开创性著作出版,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一次全国性汉语方言普查成果规模化出版,到改革开放后汉语方言学著作多元化出版,再到新时代“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启动暨第二次全国性汉语方言普查工程化出版,这对于不同时代学术出版的价值体现和汉语方言学科从初创走向成熟意义深远。回望现代汉语方言学著作出版传播历程,在为汉语方言学科的学术传播探索出更多可能性的同时,也为新时代的学术出版探寻新的发展道路。

从语言研究的制约因素看汉语方言学

语言的研究方法主要受四个方面的制约:研究目的、背景、体系和语言本体,而方法又是进行研究的重要手段。本文选取了汉语方言学史中的一些材料和片断加以简要的分析,大致揭示了汉语方言的研究及其制约因素间的关系。

汉语方言学家詹伯慧

詹伯慧,1931年生,广东饶平人。195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师从语言学大师王力教授和著名方言学家袁家骅教授。历任武汉大学助教、副教授、教授30年,1983年调入暨南大学,1985年任暨大复办后首任文学院院长。现为暨大中文系教授,汉语方言研究中心主任。1990年被国务院学位办评为博士生导师,在暨大中文系建立第一个博士点:现代汉语博士点。

高本汉对汉语方言学的贡献及相关问题探讨

文章认为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对汉语方言学的贡献主要有六方面:首创用现代方言语音拟测古音;首创舌尖元音音标■,■,■,■;始用■音标;首倡用?表示喻母和影母,或者音节的喉塞尾;确立宽式标音和严式标音的概念;确认穆德麟首倡的吴语的地理范围。文章还探讨与之相关的方言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