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语语用学研究:现状及启示——言语行为系列研究之一

《中文作为本族语和目的语的语用学》一书是海外汉语语用学研究最集中的成果,分别研究了请求、拒绝、埋怨、报告坏消息、反对、表扬等言语行为,对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对汉语语用学研究,尤其是对汉语言语行为的研究有若干重要启示。

形式语用学研究综论——兼论汉语形式语用学研究的发展思路

语用学研究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而逻辑方法的渐趋成熟为建立形式语用学奠定了基础。国外对形式语用学的探讨为我们开展面向汉语的形式语用学研究提供了参考。文章全面介绍了形式语用学的起源、发展和现状,给出了形式语用学的定义,评述了国内在形式语用学研究方面的工作,并集中讨论了面向汉语的形式语用学研究的总体发展思路。

中国语用学研究状况与发展方向

自1979年许国璋先生摘译发表A ustin的著作以来,语用学研究在中国经历20多年的发展,从最初对语用学理论的引进、评述、修正补充,到结合汉语实际开展语用学理论和应用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绩。本文从语用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运用,以及汉语语用学研究状况和发展方向等方面,全面介绍了语用学在我国20多年的发展和现状,并首次对国内形式语用学研究状况作了述评,最后讨论了汉语语用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孟子的语用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通过对孟子语用思想的梳理与总结,指出孟子的语用观已经触及到了当代语用学科的诸多范畴,从而说明,中国的语用理论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资源丰富,对它们的深入开掘,对建构汉语语用学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语用学发展历程看中国语用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语用学研究在中国经历20多年的发展,从最初对语用学理论的引进到结合汉语实际开展语用学理论和应用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绩。本文先全面扼要地回顾了语用学在我国20多年的发展历程,包括语用学理论的引进、修正、发展和运用;接着介绍了汉语语用学的研究状况;并首次对国内形式语用学研究的起源、发展和现状作了全面评析;最后从哲学思辨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语用学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

林立衡是林家的“未亡人”吗?

众人皆知,林立衡是林彪的女儿。熟悉“文革”历史的人也都知道,1971年9月13日,林彪携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由山海关机场乘“三叉戟”专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林家三人魂丧大漠。从此,林立衡就成为林彪家唯一健在的成员。也许就是基于这一事实,有人称林立衡为“林家唯一的未亡人”。如《中华儿女(国内版)》2000年第12期一篇回忆“林彪事件”

是“鱼龙混杂”还是“鱼目混珠”?

“北京绿色食品鱼龙混杂。”这是2001年5月2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30’”的一个新闻标题。“北京减肥药市场鱼龙混杂。”这是当日北京电视台晚间新闻中的一则新闻标题。这里的“鱼龙混杂”用得恰当吗? “鱼龙混杂”是比喻好人和坏人混杂在一起;凡难分好歹、真假,嘱人提高警惕,可用此语。它涉及的主体只能是人,不能是物。

阴山学人

丁素红 女，1966年生，山西原平人。199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96—2001年在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攻读硕士学位，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包头市知识分子联谊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语用学，先后在《中学语文教学参考》等刊物上公开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十余篇，主编、参编出版《现代汉语使用修辞学》等学术著作，主持并参与了多项省部级课题。

称呼的交际意义

同一个人可以给他不同的称呼,名字、昵称、绰号,不一而足。这些不同称呼所附着的感情色彩、语体色彩不同。利用这些不同的称呼,可以表现一定的关系或某种感情色彩。表达尊重之意称呼有一种尊称,旧时的“公”“子”“老”都是一种尊称。比如关羽被尊称为关公,陶行知被尊称为陶子。

店名命名创意四弊

漫步在城市街头,数不胜数的店铺招牌,风格各异,鳞次栉比,点缀着都市的繁华,显示出经济的繁荣,反映出一定的文化意蕴。北京、天律、上海等大都市在店名上有无数的精品,尤其是传统的老字号店名,名闻海内外。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许多优秀的新店名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但无庸讳言,近年来,一些商家在店名命名创意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盲目崇洋、刻意复古、追求怪异和媚俗趋时等四大弊病,致使一些商家名称与精神文明。

杏坛学人风采

陈丛耘（1957－），江苏省南通市人。国立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硕士，要研究领域：社会语言学、汉语语用学、

趣说药名信

民国初年,衢州有位开中药店的女主人给外出购办药材的丈夫去信,表达她忧虑、焦急、盼归之情。信中可谓字字含情,情深意切。妙的是信中嵌进了13种中药名,嵌得十分自然,意思表达得豁达晓畅。信是这样写的——槟郎(榔): 一去已过半夏,更不当归耶?

歧义现象新视

歧义现象是自然语言中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近年来人们从各个视角探讨其成因、分类、结构及消解等。本文拟从汉语文化语用学的角度重新阐释歧义现象的成因、消解途径,并以借而用之的语用观将歧义的主观使用作为一种语用策略进行讨论,以期对歧义现象的进一步研究尽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