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碑刻中构件“⺈”“■”“爫”的变异研究

汉魏六朝时期,异体字盛行。本文以形体相似的三种构件“爫”“ ■”“⺈”为例进行变异研究,从构件与构件的关系出发,把构件讹变分为独体讹变和被动讹变。在讹变的基础上,构件“爫”与构件“■ ”“⺈”产生讹混的结果,构件“爫”与“⺈”有相同间接构件与构件“爫”构成直接构件时,二者有着相互讹混趋势,构件“爫与”“■ ”的相互讹混趋势更为稳定且无条件限制。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服饰文化词英译对比分析——以许渊冲和汪榕培译本为例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涉及诸多具有时代烙印的传统服饰,它们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社会符号,像《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作品可谓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选取许渊冲和汪榕培两个权威译本中共同出现的诗歌进行分析,确定其中服饰文化词的具体数量及类别。同时从翻译方法和诗体美学两个层面入手,对其英译特点与内在文化内涵进行梳理分析,探讨服饰文化词在两译本中的直译意译之别以及在韵律、意象和修辞上的差异。

汉魏六朝尚方职能及其与皇权关系

汉晋时期,尚方隶属少府,主要为皇帝和宫廷制器。南北朝时期,尚方机构及其职能发生变化,但南朝与北朝又有差异。南朝左尚方负责王朝军械制作,右尚方仍为宫廷制器。左尚方制军械,改变了尚方的“私奉养”性质。北朝自魏孝文帝以来,尚方改隶太府,被纳入朝廷财政体系,制器不再仅供皇帝和宫廷使用。南北朝尚方及其职能变化,虽不尽一致,但尚方“私奉养”色彩皆渐淡化。不过,汉晋六朝尚方一直具有为皇帝和宫廷制器的职责。尚方制器被称作“御器物”“禁器物”,成为皇帝与臣民身份差异的外在体现,堪称皇权的物质象征。历朝通常禁止臣民私求或仿造尚方器物,但魏晋以降,因皇权衰落,管控力度减弱。

汉魏六朝鹦鹉赋创作之流变

今存汉魏六朝鹦鹉赋作16篇,为此时期咏物赋数量之最。其中,祢衡《鹦鹉赋》收录于《文选》,其余15篇鹦鹉赋作则通过唐宋类书得以留存。16篇鹦鹉赋作在体物、叙事和抒怀三方面呈现出内容上的沿袭和形式上的创新,并表现出由建安之崇文主气、两晋之细致尚巧至南朝之典丽唯美的文学流变面貌,其中又不乏个别赋家自觉的突破与求新。汉魏六朝16篇鹦鹉赋作的流变是时代审美演变的具体细流,又在文本自身表现出继承与新变。

汉魏六朝小说中的诸葛亮形象

汉魏六朝时期的诸葛亮故事书写是其形象生成初期的重要文献,为后世诸葛亮故事的变化、敷演提供了重要的史学基础和巨大的想象空间。后汉三国时期因著者政治立场的差异,对于诸葛亮的正面形塑与负面叙述并存;两晋时期在裁抑权臣的现实需求和追慕乡贤的创作心理影响下,对诸葛亮扶汉之心的表彰与应变将略的弥补成为塑造重点;南北朝时期则以诸葛亮故址遗存为契机,诸葛亮形象的建构开始出现神异趋势。

汉魏洛阳故城公众考古发展路径探究

文化遗产蕴藏着探究中华文明的密码,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事业。考古遗址公园作为遗产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和发展,逐渐在全国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符号,在普及公众考古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载体作用,为公众了解考古、走进遗产搭建了平台。但是文化遗产和大众生活联系还不够紧密,如何让考古事业更好地走进大众生活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课题。文章以汉魏洛阳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通过分析公众考古发展的资源优势,探索文化遗产公众考古发展路径,提出通过融入数字化保护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项目、培育研学教育品牌等方式提升公众对遗产保护的认识,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汉魏故事”与曹魏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所谓“汉魏故事”是指曹丕通过禅让方式获得刘汉天下的历史事件。无论陈寿《三国志》还是裴松之注,皆站在曹氏立场叙述这一事件,裴注援引《献帝传》更是以冗长的篇幅记述了禅让的整个过程。这一历史书写体现了曹魏禅汉的理论主张,即借助尧舜禹禅让故事阐释“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等易代思想的历史合法性。该书写极力彰显曹丕才德,试图从理论上阐明非血缘继承的合理性。“汉魏故事”折射出的曹魏代汉理论表明,先秦以来政治文化中的“尊贤”与“亲亲”这对看似矛盾的政治理论,在现实中被巧妙地加以整合,成为当政者构建政权合法性的理论资源。“汉魏故事”所体现的禅让模式,对此后中国历代政权的更替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魏六朝文学批评的性质和特征

本文认为,汉魏六朝文学批评性质应该在前后期的比较中考察才能得以确定。总体而言,先秦文献所论有关文章写作的意见,绝不可等同于后世的文学批评,实际只是在社会进化过程中,关注文事的人对写作在社会活动中起到的作用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在先秦时期,文章写作作用的认识,就是文学观念的萌芽和发展期,所以这一时期的批评只能用文章写作的论述来概括。自战国策士至秦汉,尤其是西汉,“文人的写作”开始产生,而西汉的文学批评,就与先秦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西汉人的文章写作活动以及对文章写作价值的认识,都在为文学的自觉作准备。若从汉魏六朝大范围论,都可以概括为“文学自觉时期写作的批评”,随着魏晋以后文学一科的独立和成熟,文艺性文体日渐成为文人主要表达情感的文体,文学批评也因此而走向成熟,批评的系统化、理论化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高峰。

汉魏之际士人文献整理文学的确立

从东汉和帝到三国魏明帝时期的汉魏之际,在我们历史上是社会发生转型的重要时期。此时士人文学书写的主题也得到了新的开拓,文献整理成为士人创作所书写的一项主要内容,标志着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文献整理文学作为古代文学百花园中一种题材类型获得了确立。这不仅表现在士人的文献整理成为士人文学书写的对象获得了独立,出现了大量以书写士人文献整理为主的文学作品和以文献整理文学书写著称的作家,而且士人把文献整理作为自己文学书写对象的主体意识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步入自觉的新阶段。

汉魏六朝青牛信仰辨析

青牛信仰是中国牛文化的重要分支之一,汉魏六朝时期表现则尤为突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随着老子的神仙化,青牛神逐渐定型;二是举行出土(青)牛迎春礼非常普遍,可看作是青牛信仰的一种现实映照;三是青牛辟邪术在魏晋六朝时应用广泛,其源头应是秦“怒特祠”的建立;四是青牛为木精的说法流行,这与植物精怪被想象为动物的世界性民间俗信相契合。

踔厉奋发,踵事增华:华兹生《汉魏六朝赋英译选》研究

华兹生的《汉魏六朝赋英译选》在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对“赋”的开创研究基础上,重点选译能够体现赋作“铺采摛文”特征的作品,为赋体文在英语世界的进一步传播做出了贡献。文章首先考察该译本产生的历史语境,继而探讨译者的翻译动机、译本选材问题,之后围绕华兹生对《文选·赋》两大翻译难题——植物名称、描写性联绵词的处理策略对该译本展开研究。研究发现,译者具体的翻译策略与译本所面向的读者群紧密相连,同时也传递出译者清晰的翻译理念。考察华兹生的赋作译介,有助于启迪对“赋”译介策略的思考。

汉魏六朝古人同名异字关系释例

汉魏六朝时人多以具有褒义色彩的单字为名,重名现象时有发生。而同名者未必同字,依据古人名与字相为表里,名与字的意义具有相反、相近、相关关系的原则,可以辨析名字产生的因素及不同名字所蕴含的寓意,进而推断出同名异字者的名字关系。通过列举《中国人名大辞典》中汉魏六朝时期11组存在重名现象且具有时代特色的名字,以期厘清同名异字者的名、字关系,并为同义词和一词多义提供新的例证。

汉魏乐论与“和”的转型

汉魏是中国美学史、艺术史上一个独特的单元,乐论是展示这一时期美学风貌的重要窗口。从发生学的角度,“和”的重要源头是音乐,在先秦乐论中初步形成了天地之和、人性之和、社会之和的基本维度,并具有内在联系性。汉魏乐论一方面将具有巫性色彩的神秘之“和”向相对客观的“气和”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更具人间性和现实性的“美和”观念的产生。“气和”向“美和”演进的过程是中国艺术逐渐走向自觉的缩影。其后,伦理性、政治性乐论虽一直存在,且时有凸显,但“美和”所蕴含的“音和”与“器和”维度,则锻造了新的审美准则。历史地看,唐宋时代对“淡和”、明清时期对“感官之和”的推崇,以及整个社会对琴器的重视,都是汉魏审美品味的余续。

从世俗到宗教:汉魏南北朝大象图像的转型

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象图像可以大致分为四类题材,分别与世俗社会、神仙世界、佛教艺术、祆教艺术相关。汉代以驯象图为主,大多反映世俗生活场景,兼有仙界想象场景。汉末魏晋时期翼象图逐渐出现,南北朝时期大象图像逐渐宗教化,佛教色彩尤为浓重。之所以呈现出这一变化,一方面受自然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大象的活动范围不断南退,驯象活动大量减少;另一方面,佛教、祆教等外来文化得到广泛传播,故与之相关的大象图像大量涌现。

汉魏六朝诗歌对《史记》实录精神的取法

《史记》的实录精神不仅是良史之德,也是难能可贵的诗学传统。《史记》的实录精神呈现出有别于《诗经》和汉乐府的三个特点:批判政治生活的倾斜性,反映时代民生的宏观性,揭露社会问题的自觉性。《史记》的实录精神深刻影响了汉魏六朝的诗歌创作,汉魏六朝诸多反映时事民生的直笔之诗,慨叹历史现实的曲笔之作,揭露社会问题的诗史之笔,都是对《史记》实录精神的继承与取法。

汉魏辞赋的海洋书写及其体现的海洋观念

汉魏时期是我国海赋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出现了一系列以海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辞赋。汉魏海赋主要从海洋环境、海洋生物以及海神仙山三个方面来书写海洋,随着人们对海洋地理、海洋物产认识的不断深入,逐渐展现出对海洋的敬畏之情和征服海洋的雄心壮志。以陆地思维认识海洋,将海洋看作是百谷之君王、是超脱现实的理想世界,是这一时期海洋观的特点。

走出“汉魏”:论后期汉魏诗派的困境与承变

以王闿运为核心形成的汉魏派是晚清诗坛重要的诗歌流派之一,其诗歌风尚以复古为旨归,推尊汉魏,提倡字摹句拟,在取得较为突出的艺术成就之时,由复古所造成的困境也表现于他们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之中。清、民之际随着邓辅纶、邓绎、王闿运等相继陨世,该派逐渐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并受到新旧诗人、学者的攻击。在此背景下他们所进行的“走出汉魏”的探索,使他们的诗歌风格更为丰富多元,却也淡化了流派鲜明的宗旨和特色,最终使汉魏派消失于诗坛。

汉魏六朝赋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研究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赋开始受到英语世界的关注,尤其是汉魏六朝的作品已累积了丰富的译本与研究成果。收集整理相关文献,分析不同时期的译介作家和作品以及译者情况,并从专著与期刊论文、博士论文和二手研究著作等方面归纳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从整体上呈现英语赋学的发展历程与特征,为国内学界提供借鉴。

论汉魏六朝隋唐文学的时间书写

汉代的乐府诗,上承《诗经·七月》的表述方式,将时间嵌入文学作品的题目和内容当中,使作品的表现手法更为丰富。汉代以后,乐府诗结合时间的特征,也被文人拟乐府诗吸收,并有所发挥。魏晋以后,上巳、七夕和重阳等节日,不仅形成流觞赋诗等文学创作的机制,而且众人因节日而集宴,更产生了许多后世流传的佳作。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以时间的形式感悟生命的作品,这些作品多以百年或百岁为名,在形式上以十年为节点,作品的内容却表现出对生命的咏怀和感叹。这类作品虽然在传世文集中很少见,但在敦煌出土的文书中却较为集中。

曹植与汉魏五言诗研究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汉朝之前,诗的发展形式大体按照先秦诗骚体传统而流传,汉之后,赋、诗新体为汉代以及后世诗歌带来了新的发展之路。而汉魏五言诗的发展在曹植这里显得灼灼生辉,其诗歌创作在价值倾向、思想内容、艺术风格、情感抒发等方面,为后代五言诗的发展拓宽了道路。依据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等文论对曹植的品评,进而展开曹植对于五言诗的继承与发展以及曹植的创作之路、诗歌创作风格与艺术特色内容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