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皆手著”到“耻一字不出己手”——论汉魏子书的发展过程

汉魏子书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不均衡的,每个阶段的子书都有其主要特征,它们在汉魏子书的成熟与定型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与促进的作用。只有认识与了解汉魏子书在其发展阶段的特征与作用,把握汉魏子书发展的规律,才能给每部子书准确定位,从而全面客观地评价汉魏子书。

汉魏子书泛称“新书”之缘起及其时代意义

汉人习惯以"新书"泛称子书,刘向也深受这一习惯熏陶,他在经自己校定的子书定稿中题上"新书"以区别于旧稿。刘向这一做法,导致后代学者在探讨贾谊著作专称"新书"的原因时,误把起源归于他。其实,汉代流行以"新书"泛称子书的风气正表现出汉人自觉的创新意识,在汉代经学盛行、文学创作崇尚模拟的社会背景下,尤其可贵。也许正因这种创新意识日渐加强,才会推进东汉学术上经今古文走向融合,文学上诗歌、辞赋等文学体式发生新变。

以“鸿眇之才”著“嘉令之文”——论汉魏子书的文章学意义

汉魏子书既不是讲学教材,也不是辅政工具,而是有思想的文章。因此,汉魏子书自身为文人作文提供了很好的范本。汉魏诸子有文章写作的鲜明自觉性,他们积极投入到文章写作的同时,也主动思考有关文章起源、作用、写作规范和鉴赏评价等问题。无论是文章创作实践,还是理论建树,汉魏子书都是一个宝库。它们对于汉魏之际的文学繁荣与文章学理论建设,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试论汉魏子书的特点(上)

汉魏子书的特点不是变动不居的,它跟随汉魏子书的创作发展而发展变化,但变化中也有不变,或变化甚微者,不变和变化甚微的内容构成了汉魏子书的主要特点。从主观方面考查,其创作主体所呈现的特点有五:因失意于当世,皆寄望于未来;批"经"以批判现实;"言以载道"向"借言流名"的转变;关注政治;有意于"作",书成己手。汉魏子书的这些特点,使得汉魏子书在子书发展史上呈现别样姿态与价值。

汉魏子书辑佚

此辑佚以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续编》、鲁迅《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三卷之《魏子》、《任子》和朱谦之《新辑本桓谭新论》为参照文本,辑佚包括三类内容:上述五人辑本未见且今人未辑者、辑佚误入者、辑文相异较大者。

“论”体文的存录方式与汉魏六朝子集兴替

汉魏子书多以“论”为名,在学术史上,“论”体文与子书存在源流关系,在说理的性质与写作方式上亦有相通之处;诸多子书作者以著述本身为目的,并不追求思想内容上的别具一格。与之不同的是,魏晋玄学与佛教所关注的诸多命题,具有较强的思辨色彩,所著“论”体文与子书在学术宗旨和著述体制上格格不入,在学术史上亦未出现专门探讨玄学或佛教的子书。由今存的佛教文献《弘明集》与《广弘明集》汇编同一主题相关文章的体例可知,“论集”按主题分类并序次成“集”。“论集”取代子书成为“论”体文主要的存录方式,是中古时代子集兴替这一学术史历程的一部分;“集”作为学术著述方式,亦得以具备专门之学与“一家之言”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