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故事”与曹魏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所谓“汉魏故事”是指曹丕通过禅让方式获得刘汉天下的历史事件。无论陈寿《三国志》还是裴松之注,皆站在曹氏立场叙述这一事件,裴注援引《献帝传》更是以冗长的篇幅记述了禅让的整个过程。这一历史书写体现了曹魏禅汉的理论主张,即借助尧舜禹禅让故事阐释“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等易代思想的历史合法性。该书写极力彰显曹丕才德,试图从理论上阐明非血缘继承的合理性。“汉魏故事”折射出的曹魏代汉理论表明,先秦以来政治文化中的“尊贤”与“亲亲”这对看似矛盾的政治理论,在现实中被巧妙地加以整合,成为当政者构建政权合法性的理论资源。“汉魏故事”所体现的禅让模式,对此后中国历代政权的更替产生了深远影响。

九锡制度与汉魏禅代——兼论九锡在三国时期的特殊功能

“汉魏故事”是帝制社会中禅让的代名词。曹操加九锡,封公建国,曹丕因之而终于完成汉魏禅代,从此九锡成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时期权臣易代鼎革的工具。九锡殊礼的授予是禅让的前奏,由此形成了一套繁琐的禅代礼仪。三国时期,帝王还利用九锡来笼络羁縻敌国或地方割据势力,这是九锡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的另一种特殊功能。

统孝于忠:西晋《新礼》对汉魏丧服及相关“故事”的调整

西晋《新礼》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部完整的制定化礼典,其中的丧服制度以晋武帝“三年之丧”为顶层设计,废除了汉文帝“短丧诏”,并对礼经中“三年之丧”和“谅闇”进行重新诠释,调整了汉魏以来不规范的丧服服叙制度。一方面,它规定天子(诸侯)“旁亲绝期”、卿大夫“绝缌”,确立了跟晋代五等爵制和官制相匹配的服丧原则和具体细节,使汉魏以来随意性较大的丧服服叙制度归拢到君统的原则之下;另一方面确定“弟子为师”及“寄公为所寓”之服,使私人关系不能干扰官僚等级制度。通过这些调整重新建立起丧服服叙所体现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此外,《新礼》对“汉魏故事”中丧葬用物和仪制的调整,反映了西晋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跟大幅度调整丧服服叙制度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曹魏“改正朔、易服色”考

"改正朔、易服色"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政治文化传统,曹魏的"改正朔、易服色"正是这一传统在汉晋之间发生变化的重要环节。魏文帝曹丕的"改正朔"不改历法而定服色、牺牲,奠定了由"禅让"所建的新王朝跟由"革命"所建的新王朝的不同的传统,即改历法与改服色可以不同步。此后,魏明帝"改正朔"恢复了历法和服色、牺牲同步改易的秦汉传统,这也是明帝加强中央集权的众多措施之一。魏晋禅代后晋袭用曹魏的正朔与服色,则奠定了中古"改正朔"的另一种更为现实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后的中古王朝"改正朔、易服色"只是限定在跟名分有关的领域内。

中古礼典、律典分流与西晋《新礼》的撰作

西晋建国之后撰作《新礼》,是西晋统治者为恢复"先王之制"所作的整体政治建制中礼仪内容的主干。它终结了汉魏以来以律令、"故事"、官仪等方式容纳和安排礼仪内容的历史,开启了中古时期以系统化礼典安排礼仪内容并创建体例的先声。西晋统治者借改朝换代之机将儒家经典记载的制度引入现实,进行崭新的政治建制,是为恢复"先王之制"。同时,自曹魏起,礼仪类内容就逐渐从原先的律令"故事"中析出,西晋继承此趋势,并加上儒家经典中的部分礼仪制度,糅合原先的汉魏礼仪"故事",最终形成《新礼》,并以一种早期的五礼体例来安排,实现了从内容到体系对"汉魏故事"的彻底更新。西晋虽短祚而亡,但礼典、律典分流及《新礼》撰作,在中古礼仪典制发展中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五德终始说下的祭祖神礼——道武帝所立祖神考

在胡汉文化碰撞、融合过程中,道武帝开国之初所立祖神,并非指祭先祖,而是祭祀黄帝之子累祖。祭祖神礼虽非始于两汉,而北魏祭祖神礼远祧两汉新制,故而与先秦礼书所载祭道神具体仪节有异。在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下,祖腊时日与五行相比附,也多为两汉以降王朝所采用。北魏五德历运历经由土德到水德的变更,而所用祖腊时日对汉魏故事略有更定。行神与祖神在国家祭祀中并不同时并存,祖腊时日在隋唐文献中虽仍不乏其说,但由于隋唐祭行神礼的恢复,从而导致祭祖神礼在隋唐以后的国家祭祀中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