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锡制度与汉魏禅代——兼论九锡在三国时期的特殊功能

“汉魏故事”是帝制社会中禅让的代名词。曹操加九锡,封公建国,曹丕因之而终于完成汉魏禅代,从此九锡成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时期权臣易代鼎革的工具。九锡殊礼的授予是禅让的前奏,由此形成了一套繁琐的禅代礼仪。三国时期,帝王还利用九锡来笼络羁縻敌国或地方割据势力,这是九锡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的另一种特殊功能。

曹操“魏公”之封与汉魏禅代“故事”——兼论汉魏封爵制度之变

曹操受封魏公、赐九锡,是汉魏禅代"故事"中最关键的环节,也是经书中记载的古爵制经由汉末动乱之后,在典章制度发展出现新的可能性时,走入现实取代此前汉代爵制的开始。它既突破了此前的汉代爵制对封地规模的限制,又奠定了以"公"的爵称为基础,并将封地、物化礼乐与之紧密联系的复古爵制的开端。曹操"九锡"备齐了九类礼仪赐物的清单,其目的在于强调它背后反映的王爵制度及其权威性。曹操受封"魏公"还是一个奠定了跨越官僚禄秩与诸侯王爵制之间鸿沟的重要事例,对于后来的禅代"故事"和礼仪典制的发展均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天命史观与汉魏禅代的神学逻辑

以天命史观检视"人文化"以前的古代历史,或可发现世俗史观不易觉察的历史幽景。西汉成、哀之际,谶纬对"汉家"神学内蕴的扩充与整合,使其与天命建立起牢固的上下对接关系。然而人随天变的灾异学说及汉代"天下为公"的政治诉求,成为启动天命转移的关键按钮。原始道教的终末思想与救世神学,则对"汉家"予以最后的致命一击。对"汉家"由"立命"而"更命"过程的深度解析,使我们能清晰看到汉魏鼎革前后,不同人群之思想、言论与行为,都深刻昭示汉魏禅代的实质在于天命的兴废更迭。

游侠、党人与妖贼、隐逸——汉末数类人群的相通性与汉魏禅代的知识背景

从颇具游侠风范的党人婞直之风,游侠、党人与“妖贼”术士的隐秘关联乃至直接“接引”,以及党人下潜至民间而与隐逸群体的汇流,可以发现游侠、党人、“妖贼”、隐逸这几类人群在汉末存在思想、行为、价值方面的相通性。导源于经学通纬风尚的时人对于经学、经师的神秘化理解,士人、隐逸“博通内外”的知识构成,以及流贯于经学、谶纬、原始道教经典中的“为汉制法”主旨和“想望太平”的终极追求,这些既是促使这几类人群的相通性生成的思想要因,亦是汉魏禅代酝酿与实现的知识背景。

汉魏禅代与魏晋军戎诗风的衰落

赤壁之战后,曹氏家族面临着继续谋求军事统一,还是先行实施汉魏禅代的选择,曹氏立嗣之争正是这种分歧的体现。曹丕篡汉后,曹氏霸府转变为朝廷,战时体制的高度集权性受到了限制,曹氏的对外战争,也由代天子平叛变成了伐国,建安军戎诗逐渐失去了作为战时宣传工具的价值。而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使时代的主题由乱世中求生存,转向稳定时期如何治理国政。魏晋的世族子弟,吸取汉末党锢之祸的历史教训,由批判战时体制进一步思考如何限制君主集权,并开始自觉地抵制可能引发集权体制的战争。汉末至魏晋,由需要英雄的时代,转变为抵制英雄的时代,这导致了玄言诗的兴盛和军戎诗风的衰落。

汉魏晋禅代模式双重性质及其影响

汉魏之际,曹氏以受禅的形式最终正式取得了政权,这一事件作为“汉魏故事”,使后世直至宋的几乎所有政权更迭有例可援。几十年后,曹魏政权又被司马氏以相似方式取代。二两次禅代过程间的部分差异及曹魏时期的社会变化折射出了两次禅代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时期内禅让的“双重性”以及对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部分影响。

《三国志·魏书》札记(之二)

本文对《三国志.魏书》进行研讨,问题包括:导致事业成功的个人特质,曹操是机警,刘备是坚韧,孙权是忍耐;曹操斩杀乌丸族兵民的确切数目;汉代五德终始论的内涵,三国年号命名分类及其与五德终始论的关系;裴松之引录汉魏禅代长篇史料的深层原因;汉魏君权强化的大趋势及其与曹魏中书监、中书令专权的关系;少帝曹芳继位之后,提升司马懿为太傅的复杂政治背景等。

曹魏立国的政治逻辑——以宗庙礼制为视角

曹魏的礼制建设始于魏明帝时期。在此之前的文帝世,制礼作乐的建议屡被提出但都没有得到采纳,主要原因不在军事而在于政治。联系汉魏禅代一事,武帝时条件已然成熟却要留待文帝完成,这和文帝时不制礼乐却要留待明帝是同一义。东汉末年儒风大盛,延及政治,便是以周代为蓝本的传统政治的复兴,曹操是其真正的实践者。他自己以文王为事业归宿,内在地设定文帝成嬗代,明帝制礼乐,期望通过三代的经营,夯实曹魏的政治基础,从而如周王朝般根深叶茂地传承下去。于曹魏三代构建其统治基础的逻辑中,可见儒学在传统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此事同时也表明,中国的政治文明在曹魏时期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境地,它是周代政治文化、秦汉政治实践共同孕育而来的成果,是中国传统政治极具特色之处。

谶纬与曹魏的政治与文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政治和学术语境的变化,谶纬学逐渐被边缘化。建安末年曹操控制下的东汉政权"科禁内学",可视为中国历史上禁绝谶纬之始。但在汉魏禅代的合法性论证过程中,谶纬论述扮演了重要角色。"科禁内学"之后的许昌和邺城,从帝王到群臣,大家仍然熟习谶纬,思维和表达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引述谶纬。这是因为谶纬观念、话语体系数百年来已渗透政治、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与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表达习惯难以骤然割裂。特别是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凡对天启预兆有期待、有信仰者,必不能拒绝谶纬的吸引力。谶纬也成为曹魏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当时人的思维模式、表达习惯之影响无所不至。

曹操与原始道教

汉魏之际的历史变迁杂而多端,但在表层的历史运动之下始终潜伏着一条宗教神学的隐线索。曹操收编太平道、抚接五斗米道势力,集中控制方士,乃至"挟天子",目的皆在暗争"天命"。曹魏欣赏曹操"真人"之号,具有同样的宗教政治内涵。曹操一生所经营之"天命在吾"的魏氏圣化大业,随曹丕黄初元年受禅而得实现。从曹操势力兴起以至汉魏禅代,其间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原始道教牵涉至深。

“致太平”思潮与黄巾初起动机考——兼及原始道教的辅汉情结与终末论说

《续汉志》注引《物理论》“（黄巾）不将尺兵”等语，给我们提供了探考黄巾不同于多数史籍所塑造之形象的突破口：从黄巾的武器操备、移动路线及其兴起过程中地方与中央官员的反应情况等诸多方面，可以透见黄巾运动的初始动机并非直指颠覆汉家；其教义、组织与口号有效承载了他们的宗教诉求，据此可判断黄巾运动乃为时人“太平”理想的一次集中表达。通过对西汉以来“致太平”思潮及《太平经》主旨的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太平经》之救世神学与黄巾祈望更新天地、招致“太平”的宗教理想深相契合，表明两者具有思想上的内在统一性。黄巾的行为最终脱离其初设动机，与汉末思潮及政治实际的总体变化紧密相关，亦是其由“辅汉”而“代汉”之宗教神学演变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