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大工:1931—1932年江北运河善后工程初探

1931年8月,江北运河决堤并引发水灾。灾情发生后,江苏省政府组织成立了江北运河工程善后委员会,负责实施江北运河善后工程。在江北运河工程善后委员会的领导下,运河大堤的堵口和修复工作先后完成。江北运河善后工程为两岸民众重建了安全屏障,为后续的运河治理打下了基础,更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工程的兴办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运河治理、生态环境与社会效益:近代江北运河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江北运河是京杭运河里运河段与江苏中运河段的统称.分析近百年来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发现其研究趋势是从"大人物-历史事件-精英史观",走向"社会群体-制度结构-多重视野";另一方面在梳理研究资料与论著中,看出其多是围绕运河治理、生态环境与社会效益问题展开论述.但现有成果存在内容同质化、时段割裂化与空缺化等不足.从上述三个问题着手,可提出当前研究的可拓展空间,并结合整体性、宏观性与长时段分析方法,探析江北运河研究的"变与不""自下而上"以及"专通结合"等问题.

苏皖边区政府的江北运河建设

苏皖边区境内河流众多,水利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其中江北运河贯穿境内南北,对农业生产有重要意义。1946年春,苏皖边区政府开始进行运河春修工程,要求各区成立水利委员会,将工程分为三段分区治理。运河春修工程是在国民党军队轰炸下进行的,并且刚成立的政府又遭遇了灾荒,财政紧张,遂采取以工代赈的方针,帮助灾民度过春荒。

1914—1937年的江北运河整治——以江北运河工程局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的江北运河工程局,承担着以里运河水系为重点的修治江北运河工程相关事宜。1914—1937年,江北运河工程局治运导淮相关工作虽然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在地形水量测绘、治水人才培育、灾民工赈、运河修治维护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亦为后人在治运施政、经费保障、人才培养等方面留下较多的历史启示。

武同举《会勘江北运河日记》

文章以民国早期武同举所著的治运文献《会勘江北运河日记》为考察对象,系统阐述其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初步研究会勘江北运河的结果,并对该文献及会勘运河活动进行评议。

民初江北运河的治理设想——以江苏水利协会为例

光绪二十七年(1901),运河停漕后,治运成为地方性事务。江北运河同苏北水利交通休戚相关,是苏北防洪关键,其治理工作受到江苏各界的重视。江北运河有组织的治理工作持续进行,士绅深入参与其中。江苏水利协会的制度设计为他们参与治运提供了便利。借由这一平台,士绅在运堤维护、河道疏浚、闸坝管理、经费筹集与使用等方面,积极发表意见,展现了社会精英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治运设想的实施,则表明士绅的参与是治运工作的其中一环。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北运河“官督绅办”体制的形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北运河治理经历了从"官僚化"到"官督绅办"的转变。新生的国民党政权迅速从地方士绅手中夺取治运权力。但"官僚化"导致有效监督机制和管理机构独立职权的缺失,其结果就是权力滥用和治运机构运转失灵。1931年的水灾诱发了新一轮的权力重组。面对艰巨的善后任务、社会舆论压力和传统士绅的进逼,江苏省政府被迫重新起用士绅并提高治运机构职权,形成"官督绅办"新体制。传统士绅主持复堤工程的成功进一步巩固了该体制,使其得到长期延续。这一过程折射了国民党地方政权建设的失败和近代水利转型的复杂性。

江苏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治运人才培养研究(1915—1919)

为培养治理运河急需的专业人才,筹浚江北运河工程局于1915年2月创办江北水利工程讲习所,自1916年起该讲习所更名为江苏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至1919年6月停止办学。四年间,江苏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共培养毕业生126名。尽管这些毕业生在江北地区平剖面测量、方志地图测绘以及地方水利治理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由于民国初年治运经费不足等原因,江苏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培养的治运人才在江北运河治理中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就地筹款与利益争夺:民国时期江苏治运亩捐制度的建构与运作(1914—1937)

近代以来,随着黄河北徙、漕运废弃和国家战略重心的转移,江北运河治理不再是中央层级的核心事务,而变为一项地方性事务。面对中央政府的退出,江苏省级官绅试图通过就地筹款的方式重启治运,开征亩捐是就地筹款治运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县级财政的“承包”体制下,治运亩捐成了一些县级官绅争夺的对象。与此同时,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大部分时间里不仅没有积极协助治运机构及其主管部门加强催解,甚至不时破坏后者的努力,致使亩捐无法足额征解,治运因而受到很大影响。江苏治运的困境只是民国时期地方建设的一个缩影,折射出的是国家政权建设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