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与江南佛教上层的关系

元末明初,江南地区为汉地佛教中心,法门兴盛,人才济济。名僧大德普遍淹通佛儒,与士大夫阶层有着广泛交往和密切的联系,是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出于稳固明王朝统治和安定社会秩序的政治需要,明太祖重视对江南佛教上层的结纳与笼络,名僧大德普受征召,并择拔"通儒僧"出仕,径为所用。然而,在明太祖竭力强化专制统治的背景下,江南佛教上层累受各种"党狱"之祸的株连,政治压抑和迫害的阴霾常常笼罩在这些人的头上。经历了洪武一朝,江南佛教人才迅速凋零,僧团萎靡,江南佛教上层作为一股有影响的社会力量由此而消散。

江南佛教与俞平伯的散文创作

江南自古佛教盛行,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江南佛教对浙籍现代作家俞平伯影响深刻。在散文创作内蕴上,俞氏"善"的主题书写以及"人生无常"的书写与江南佛教有一定关系;在散文创作文学观上,俞氏对"含蓄"文学以及"趣味"文学的追求,也与江南佛教有诸多牵连。

试论忽必烈、杨琏真加与江南佛教

忽必烈经略江南佛教有明显的政治意图。通过设立地方僧官系统对江南佛教实施系统管理,任用僧人杨琏真加废毁故宋宫室陵墓以建梵刹,实现畅国威、隆国势之目的;压制作为江南社会思想文化之重要代表的禅宗,利用江南禅教寺院归属之争,易禅为教;通过杨琏真加主导的禅教廷辩使得教冠於禅;设置江南御讲三十六所,扶植教门,压制禅宗。尊教抑禅使江南禅宗地位下降,发展受到抑制,元初禅宗出现衰落气象,扶植了佛教其他宗派在江南社会的力量。

江南佛教视阈中的汪曾祺创作

汪曾祺的创作深受江南佛教的影响,它构成汪氏谋篇布局之依据。从创作内容言,主要表现为"人性自由",具体分"僧尼的世俗化改写"和"民间生活的诗意化呈现"两个方面;从叙事策略言,主要表现为"叙述自由",具体分"自主写作"(选材随性)和"自由写作"(技法随便)两个方面。汪氏的这种创作特征,呈现出独特的审美意蕴,给当代文学写作以全新的启示。

试论康僧会与江南佛教的传播

三国时期,江南佛教开始发展起来。当时在江南传教的人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东汉末年从关中、洛阳南下避难的僧众;另一部分则是从南海由海道北上的僧人,康僧会就是其中之一。康僧会通过建立佛寺、译经、注经等一系列传教活动,在江南传播独具特色的佛教"仁道"思想,为当时江南地区的佛教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论日本引进中国“江南佛教”出现的变形现象

日本移植中国佛教过程中,存在选择的侧重角度,因而出现变形现象,以适应日本国情。最澄入唐学习的天台宗,是远离长安的江南佛教。最澄片段引进了"非中心地区"的江南佛教,使日本可以对其进行自由改塑。掌握了这种教义,进一步改造之,则很容易实现日本的本土化。

《元代佛教史论》

本书系陈高华先生关于元代佛教研究文章的结集,汇集了1979年至2018年有关元代佛教的文章二十余篇,是陈先生关于元代佛教的重要思考。文章有对元代佛教、元代江南佛教概述性的论说,也有诸如《元代大都的皇家佛寺》的佛寺专题研究,还有关于元代女性宗教信仰的探讨。在关注本土佛教和僧尼的同时,书稿还收录了外国僧人相关的研究文章。书稿的观点与论述全部建立在大量的史料分析基础上,内容扎实而丰富,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虽然本书所论针对的是元代,但作者的研究角度与分析问题的方式,使得其影响远远不限于元史研究,对历史专业研究者具有借鉴意义。

南宋川僧冠绝大宋国探源

南宋京城临安府(今杭州)是全国佛教活动中心,一大批川僧群集在这里,成为当时一个著名的文化现象。川僧大量东游杭州的最直接原因是由于宋蒙之间的战争频频爆发,第二个原因是江南禅法最先进,形成凝聚效应。解析10位高居都城敕差寺院住持的川僧,可明了川僧跨省学禅和成长为法门龙象的一般规律。

论苏州寺院泥塑罗汉、塑壁及其他

佛教的传入开启了中国的造像艺术,并且逐步从石窟造像走向了泥塑。苏州西园寺罗汉堂、东山紫金庵、甪直镇保圣寺等,其寺院的泥塑罗汉艺术风格各不相同,尤其是圆雕罗汉和壁塑的空间环境的无间融合,融绘画元素于雕塑之中,凸显了江南佛教美术的艺术创作魅力。这也说明了当时艺术创造与艺术欣赏的互动性,这一点对于我们当下的美术创作不无启迪。

杨琏真伽与元代飞来峰造像相关问题的探讨

杨琏真伽职掌元初江南佛教十余年,忠实地贯彻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宗教政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杨氏因桑哥的倒台而被惩处。通常认为此后杨琏真伽便在历史上消失了,或不久即已死去。本文通过飞来峰造像题记及相关史料的研究,考察了杨琏真伽被查处后的行迹,作出杨琏真伽在被查处之后又官复原职的结论。同时对目前所流行的杨琏真伽系飞来峰元代石窟造像的主持开造者的观点提出了商榷,并对确认为杨琏真伽所施造佛像的艺术风格作了简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