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戏曲叙事中的“消愁”观念与明末清初的江南城市文化

在李渔的观念中,"传奇原为消愁设",戏曲的主要功用是娱乐消愁。李渔的戏曲创作宗旨就是博人一笑,替人消愁。这一观念反映出中国古典载道文艺向娱乐文艺的蜕变,这种蜕变是明末清初江南城市社会文艺活动的一个特点,显现了江南城市文化的一种时代特征。同时,李渔的诙谐又是明末清初江南城市这一特殊时空里的一种生存智慧。

从晚明小品透视江南城市审美文化——以张岱《陶庵梦忆》为中心

以张岱《陶庵梦忆》为代表的晚明小品,饱含独特的真诚与性灵,在内容上大量记叙江南城市生活中的普通人、平常事,从各个层面涵摄了江南城市审美文化的精神内涵,即市民文化的雅俗共赏,节日习俗的娱乐狂欢,城市消费的审美性和符号性。其所展现的晚明丰富多彩的时代精神和蓬勃热烈的人文气息,实现了个体内在欲望的满足和精神的独立自由宣泄,体现了一种诗性的生活智慧。

江南文化中心城市规划与长三角高质量发展

实现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必须处理好“集中”和“分散”的矛盾。关键在于把上海的“首位度”控制在合理区间内,同时不断提升其他城市的“集聚度”。长三角城市文化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同样遵循这一规律和要求。从区域历史演化的视角看,在古代江南地区具有中心城市地位的主要是南京、扬州、苏州和杭州。文化中心城市的主要特征是文化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和动力机制,在古代江南真正具有文化中心城市功能的是苏州和杭州。研究和推动苏、杭建设长三角江南文化中心城市,引领人才、资源向最合适的空间集聚,不仅能有效减轻上海的现实压力,对于引领构建长三角更合理更均衡的空间层级和功能布局也具有重要意义。

江南运河城市的形态、历史与文化

江南运河城市既遵循一般城市的发展原理,也有作为运河城市的特殊规律和个性特征。良渚时期的江南文化创造出审美功能和经济功能互补性质的原型结构,有效制约或部分消解了审美活动内在的“出世”性质,为江南地区的先民带着审美情怀融入生活世界,努力创造诗意栖居和艺术人生方式提供了具有原型和基因性质的思想和价值基础,形成了江南地区特有的“兼容审美超越和积极入世”的生产生活方式。江南运河城市文化不同于从中原诗性文化一脉相承的江南乡镇文化,不同于发展水平较低的江南城市文化,江南运河城市的兴衰深受江南文化灵魂的影响。江南运河是江南运河城市兴衰的物质条件,而江南诗性文化则是江南运河城市兴衰的精神条件。

论李渔戏曲叙事的狂欢意趣

明末清初的戏曲家李渔因《闲情偶寄》而名传后世,他的《笠翁十种曲》在清初盛传一时,但却未能进入戏曲经典的行列。显然,李渔的戏曲作品不符合我们对于戏曲"经典"的期待,《笠翁十种曲》基本都是些谐谑笑闹之作,既没有表现什么重大的主题,也不曾塑造什么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格调不高,甚而堪称鄙俗。但这些作品中所蕴涵的秘而不宣的时代文化心理对于后代人来说未免阻隔,可对于同时代人恐怕却具有非常真切的意义。李渔的戏曲创作汲取了晚明社会的荒诞——狂欢化因素,运以文人才情,融合市民智慧,结构机趣的戏文,在观众的笑声中完成其文化心理的公共交流,实现与人消愁的叙事目的。在其作品所展现的淆乱世界里,洋溢着随心所欲的自由与欢快,男女分疆受到挑战,夫妇伦常遭到嘲弄,等级界限模糊了,尊卑壁垒消除了,严肃正经消解在滑稽笑闹之中,嬉笑诙谐之处包含着打破秩序与颠覆权威的快意。

江南双城记:地域文化传统中的现代性资源

历史上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由中原向东南的转移过程,尤其明清时期江南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造就了奠定在市场基础之上的商业消费城市,并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持了先民的文化创造,形成'苏意'、'扬气'乃至'海派'的风格特质。它的城市文化性质与乡土中国的农民文化背景反差如此之大,既以富庶被人钦羡,又因势利、轻浮迭遭传统文人的指责。我们认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区域构成部分,商业性的江南城市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最富于现代性的因素,是中国文化/社会现代性转化的内在根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