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江南织造臣庆林”款锦匹赏析

南京云锦富有地域文化特色,在元、明、清三朝一直作为皇家御用贡品,其历史悠久,独具特色,是中国古代织锦工艺的杰出代表。云锦经过元、明二朝的发展至清代前期进入鼎盛时期,本文拟从馆藏"江南织造臣庆林"款锦匹介绍南京云锦的特点,以及清代后期江南织造由盛而衰的历史原因。

江南三织造与清代前期政治

在中国古代,自西汉以后,历代朝廷多有专设纺织印染部门,以专门生产供应宫廷和部分上层官僚贵族以及某些公用丝、麻、棉纺织品的需要。南宋以来,由于政治中心几度南移,也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丝织品的生产和交易逐渐集中于江南,苏州府辖的震泽镇、盛泽镇,嘉兴府辖的濮腕镇、王江泾镇,湖州府辖的双林镇、菱湖镇等均形成为丝绸集散和精致技术的中心,江浙农村普遍植桑养蚕,又成为配套的原料供应地,“吴丝衣天下”,已为当时所公认。为充分利用以上条件和优势,官营丝织手工业的生产和管理机构,也逐步设置在江南,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明朝在北京和南京都设有内外织染局,内局应上供,外局备公用,但另在苏州和杭州二处设置生产基地,每年按规定数量、品种和款式规格,上解纱绸绫罗锦紬帛诸物。清朝建国后,因袭了明朝的制度而略有更张,除在北京设置织染局外,又在江宁、苏州、杭州三处设立织造衙门,即所谓江南三织造。三织造是清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官营手工业中心之一,它们既承担了皇帝御用的、宫廷使用的和部分公用纺织品的供应(当时称为上用、内用、官用),又一度承担过特殊的政治职能,与当时的国计民生、宫廷生活、皇族内部的倾轧密切相关,又从不同侧面反映着顺、康、雍、乾诸帝统治时期不同的政治形势,个人作风和统治特点。因微见著,一斑或可窥全豹。对江南三织造的机制、地位、职务内外的活动,前后不同的影响和作用,与清代前期政局国运的关系,等等,实亦属清史研究中一项值得注意的课题。

江南三织造与清代新疆的丝绸贸易

明清时期,江宁(南京)与杭嘉湖地区一带,是我国江南地区重要的丝绸产地之一。清代前期,这些地区的丝织手工业随着蚕桑事业的发展,较之明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其中,江宁、苏州、杭州每年生产出来的大批缎紬绸锦,除专供皇家内廷使用及一般商业交易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作为运往新疆进行官方贸易之用的。而置办这些缎匹及具体运往新疆进行贸易等事务,则是由清代江宁、苏州、杭州等江南三织造衙门具体负责的。

康熙中晚期的江南三织造

(一) 明代以后,江南地区的丝绸制造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是封建王朝的一个重要的丝绸生产基地,并有了专门负责丝绸生产的官员—织造,还有了专门负责丝绸生产的机构—织染局。虽然顺治初年曾由于晚明时期织造多用太监充任。他们在江南地区巧立名目,任意搜刮,一度废除了这一制度。但到了顺治三年(1647年),清政府又正式下令由工部派员督理苏杭织造,五年正式由户部派员督理江宁织造。十年(1654年),

江宁、苏州两织造的密折活动对江苏民生与吏治的积极作用

江南一带的丝织业在历史上为全国之冠,明清两朝在江宁(即南京)、苏州、杭州三地设有管理机构,通称“江南三织造”。 清虽沿明制,但有其特点,一是织造官员出自内务府,二是除管理织造事务外还有密折任务。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现改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编《李煦奏折》(以下简称《李奏》的“前言”中说:“其人选由皇帝从内务府郎中或员外郎内点派(笔者按:未必尽然,如曹顒与曹頫即以主事而任织造),作为一项临时差遣。他们的品位虽然不高(郎中是五品官,员外郎是从五品官),明文所规定的职权也有限,但系钦差官员,可专折奏事,故具有特殊地位。

明清两代官营织造业生产规模的比较分析

官营织造业是历代官府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典型的封建经济部门。人们认为,“清代官营织造手工业远比明代的范围和规模要小”,以此论证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封建经济已趋于没落。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如果从明清两代官营织造机构的年产量、工匠人数和拥有织机数等方面作一比较分析,就可以看出清代官营织造业的生产规模实际上超过了明代。这就反映了清代前期封建经济形态仍然处于十分稳固的地位。由于明代和清代的官营织造业各有一个兴起和衰落的动态变化过程,所以,为了可资比较,本文选取明清两代中生产能力最强时期的资料进行对照。

清代江南与新疆地区的丝绸贸易(上)

自乾隆二十五年到咸丰三年(1760--1853年),江南与新疆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直接的官营丝绸贸易。这是清代商业贸易史和地区经济交流史上较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问题,长期来一直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即使中国、日本学者的论著中偶有涉及,也多误解。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林永匡、王熹两同志利用较为丰富的档来资料,合撰了系列文章[1],对乾嘉年间的丝绸贸易,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填补了清代贸易史的空白。本文以档案资料为主,结合有关文献,试图在林、王两人力作的基础上,对这种丝绸贸易的兴衰过程、性质和贸易绸缎的具体数量及其来源等作些探讨。尚祈行家指正。

清代江宁织造与新疆的丝绸贸易

江宁(南京)是我国江南地区重要的丝绸产地之一。清代前期,江宁的丝织手工业随着蚕桑事业的发展,较之明代有了新的进步。江宁云锦的艺术风格和精湛的织造技艺成为我国传统织锦中独具特色的佼佼者。它每年生产出来的大批缎绸绸锦,除专供皇家内廷使用及一般商业交易外,相当一部分是作为运往新疆进行官方贸易的。置办这些缎匹及具体运往新疆进行贸易等事务,是由江南三织造衙门中的江宁织造衙门负责的。

试述雍正帝对三大御用造办机构的整顿与管理

雍正帝对御用造办机构的管理在清代宫廷工艺美术史上有着深远影响,是研究清代宫廷工艺美术史的重要内容。为了营造不事奢华、不喜"玩好"之物的明君形象,雍正帝将个人对各类器物的需求置于相对隐蔽的状态中,主要依靠养心殿造办处、江西烧造磁器处、江南三织造这三大御用造办机构的制作来满足。他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对养心殿造办处进行机构扩充,严格钱物管理,确立多重核查,实行与地方分担养赡南匠的制度;对江西烧造磁器处,取消"安尚义效力处",将御用瓷器的烧造事务交由淮安关监督进行管理,其烧造费用与窑工用银由税关银内支出;对江南三织造,缩短官员任期,削减职能范围,同时减少织造费用、缩短核销周期。这些措施不仅加强了对这些机构的管理与控制,还有力地配合了他所推行的吏治改革。

雍正·人参·李煦——《红楼梦》与人参文化之三

康熙晚年倦勤,政事废弛,“人心玩愒已久,百弊丛生”“故库帑亏绌,日不暇给.”雍正临政伊始,济之以猛,力纠前朝之失,一方面从政治上严惩朋比党援,一方面又在经济上清查亏空.凡是亏空,必限时弥补,否则无论何官,即行罢黜,并要籍没其家产.

清代乾嘉年间苏州与新疆的丝绸贸易

地处江苏太湖之滨的苏州,明清时期,是我国江南地区著名的丝绸产地之一。清代乾嘉年间,苏州的丝织手工业随着太湖地区蚕桑事业的发展,较之明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技术进步。这里每年生产出来的大量绸缎绫绢,除专供皇家内廷使用及一般商业交易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作为运往新疆进行官方贸易之用的。而置办这些缎匹及具体运往新疆进行贸易等事务,则是由清代江南三织造衙门中的苏州织造衙门具体负责的。现在,我们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栏案馆所藏的档案材料,来具体分析清代乾隆和嘉庆年间,内地与新疆各地丝绸贸易中,苏州织造衙门每年为新疆织办和解送各色缎匹的一些情况。从而论述这种贸易在当时所起的巨大历史作用和意义。

故宫收藏的琉球染花织物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服饰、织绣、印染类文物,几乎全部属于清宫旧藏的帝后生活用品。这些制品,有的是御用机构,如江南三织造所织;有的是全国各地区纺织机构所造;也有一定数量的外国礼品或贡品。无论是哪一种织物,都是当时质量最高。

学力根深方蒂固——从《明清史新析》谈韦庆远先生的学术道路

韦先生近著《明清史新桥》（以下简称《新析》,凡引文仅注明页码者均出自此书）于1995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韦先生继《档房论史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一版,1986年1月第二次印刷）、《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7月第一版）之后的第三本论文集。该论文集收入作者自1989年以来已经发表的论文21篇,计52万字。

苏州丝绸工学院图书馆在前进

今年是苏州这座闻名于世的文化古城建城二千五百周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不仅以秀丽的园林风光和卓著的建筑艺术吸引着广大游人,而且还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江南丝绸工业中心之一。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当时的苏州已是“东、北半城皆机户”“万户机声传小巷”,丝织业相当发达,官府的“江南三织造”之一就在苏州。苏州丝绸工学院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咸丰的御用冠服哪里去了

作为万民之主的皇帝,即便在一天之内也要多次更换衣服,他们一年四时所穿用的不同形制、不同质地的服装何止成百上千?除了每年需固定添置各种应季衣物外,遇有重大吉庆典礼等项活动,皇帝还要额外向江南三织造定制衣物以应所需。故宫博物院藏有数万件清代历朝帝后服饰,最早的是皇太极的龙袍,以后各朝的传世品藏量呈递增趋势。这其中,唯有咸丰皇帝的冠服非常稀少,不能与其他各朝的传世品一起构成完整的清代服饰体系,甚至成为有清一代服饰断代的盲区。

云锦·《红楼梦》·晴雯补裘

许多观众为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艳丽服装喝彩。我是个从事云锦工作40年的研究人员,深知云锦与“红学”的渊源关系。 曹雪芹出生在清朝康、乾时期江南三织造之一的江宁织造世家,祖上曾三代四人曹玺、曹寅、曹颙、曹頫任江宁织造大臣65年之久。因此,曹雪芹对江宁、苏州。

乾隆时期南北织局的染色方法初探

清代共设四个皇家织造局,分别为江南三织造和京内织染局,负责生产宫廷礼仪、生活、赏赐和贸易用的纺织品。经历清初重建和发展,最晚至乾隆时期,南北织局已形成各自生产的特色。仅染色技术而论,江南三织造使用染料种类较多,染色方法不拘一格,色谱丰富;而京内织染局从乾隆至道光时期则采用固定的染色方案,仅使用10种染料5种助剂,复杂的颜色通常使用套色的方法获得,色谱明确。南北织局的染色方法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这种情况与管理体制和地域技术体系有关。

《红楼梦》中贾府与江宁织造曹家

《红楼梦》开卷便说:“其中家庭闺阁琐事,以及闲情诗词倒还全备,或可适趣解闷;然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尽管作者曹雪芹这样声言,但是“好事者”考其本事者大有人在。“五四”以前,就有张维屏、赵烈文的“纳兰成德家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清世祖与董小宛故事”说,蔡元培的“康熙朝政治状态”说等不下十余种。“五四”以来,则有胡适的“作者自叙传”说等等。

政情潜流:晚清民信局与政情沟通之关系

晚清邮递机构分官民二途,但递寄功能并非泾渭分明,承担民间书信往来的民信局往往亦寄递官场文书,以暗递政情而左右政局。通过对《光绪年间江南织造驻京人员呈堂禀稿》的研究,可以看出在官方信息沟通渠道之外,另一种政情传递的方式及其对晚清政局的潜在影响。

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

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自1983年秋师从洪焕椿先生研习明清史开始,即把江南社会经济史作为主要研究方向,三十多年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至2017年10月,范金民教授自己认定已有110余篇学术论文,其中绝大部分正是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这些文章中,2005年以前发表的,已选录36篇论文和2篇综述集为《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研究》一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版,以下简称《研究》);2006年到2015年发表的,选录26篇论文和2篇书评集为《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新析》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版,以下简称《新析》)。从这两本书的文章数量和时间跨度上,不难看出其为范金民教授的重要代表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