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中的用人制度及其自律--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催生了各种救灾组织。这些组织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运营有方的机制。新机制选拔出一支新型的救灾队伍——官民合组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国水委"系统职员群体的社会文化资本构成进行分析,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严格的用人制度与有效的自律机制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提高赈灾组织的工作效率和提升组织的公信力至关重要。

太阳质子耀斑和江淮大水的关系

1991年 5月— 6月期间的日面上强质子耀斑的连续爆发 ,被认为是 1 991年中国江淮特大洪水的重要天文因素。太阳质子耀斑触发和加剧了极涡的冷空气南下、低空西南急流的东移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北抬过程。由于冷暖湿气流在江淮地区频繁地相遇 ,因此形成了多次暴雨和特大暴雨过程 ,从而诱发了 1

民国时期政府救灾的粮食调控政策及措施——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粮食调控,彰显出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诸多要素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干预灾区粮价,中央政府则从源头和大局的角度对地方的粮食流通采取宏观调控,并对粮食的运输给予优惠政策和便利,这些应急对策对舒缓灾区粮荒和稳定灾区秩序起到积极作用。

民国时期的水灾与社会风险——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灾以其发灾快、历时长、灾域广、损失重、影响远等特点而难忘于人们的记忆,这场由洪水而带来的灾荒对灾区内外的社会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和冲击,从灾民流移、城市难民综合症、兵灾匪患、疾疫传播这几个角度来进行考察,结果发现,20世纪20、30年代的时局使得灾荒这样一种本来单一的突发事件,却因与时代环境纠葛在一起而变得错综复杂,时局弱化防灾与抗灾能力,天灾加剧社会动荡,秩序失控诱发更大的灾难,最终形成一条天灾人祸恶性循环的风险链。

民国时期救灾查放机制社会化研究——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作为民国救灾史的一个分水岭,出现了一些带有转折性的新变化。救灾主导权的国家化和救灾机制的社会化并行不悖,一方面中央政府成立了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水委")负责全流域的水灾救济工作,凸显了国家在救灾领域里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救灾机制又呈现出社会化的特点。无论是施救原则,还是程序规则和方法,"国水委"查放局和义赈查放机构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似性。同时,社会赈灾的主体性得到彰显,专家参与、民众监督、社会选择在查放机制上创新了渠道。

从1931年江淮大水看民国时期水灾与社会风险

1931年江淮大水灾以其发灾快、历时长、灾域广、损失重、影响远等特点而难忘于人们的记忆,这场由洪水而带来的灾荒对灾区内外的社会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和冲击,本文主要从灾民流移、城市难民综合症、兵灾匪患、疾疫传播这几个角度来进行考察,结果发现,20世纪20、30年代的时局使得灾荒这样一种本来单一的突发事件,却因与时代环境纠葛在一起而变得错综复杂,时局弱化防灾与抗灾能力,天灾加剧社会动荡,秩序失控诱发更大的灾难,最终形成一条天灾人祸恶性循环的风险链。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的自律机制研究——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在民国水患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灾害使人成熟,大灾往往促生新的救灾机制。在应对江淮水灾的过程中,以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为代表的官民合作型的救灾组织,通过社会文化资本双重考量下的用人制度、两套账务独立运营的经费开支制度以及威慑性的惩戒法规体系等措施,构建了内嵌于救灾组织治理结构之中的自律机制。

1931年江淮大水的社会控制

1931年的江淮大水具有涉及区域广、持续时间长、灾害影响大、经济损失重等特点。这场灾害对于灾区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威胁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本文从社会控制的视角解读1931年江淮大水,阐述灾害带来社会问题以及政府、社会组织的关于水灾的应对举措。

1931年江淮大水多元协同救灾机制研究——以江苏省为中心的考察

1931年百年一遇的江淮大水溢出了常规的救灾体制及其设防能力,救灾各方跨越协同困境,从各自为善到集腋成裘,从异趋共振到携手同向合作。既有体制内的人事整合与策略互鉴,也有体制外的角色互补和职能分工,形成里应外合的协同机制。而运作机制背后隐伏着民国时期中央—地方—社会三维之间的博弈互动,驱使赈灾协同模式经历了从近代以来义主官辅的和而不同,到以退为进、官义互补的不同而合,再到国进民辅、央统地随的协同新结构,多维交织嬗蜕,呈现了民国时期巨灾救治协同化“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复合性特点。

民国义赈募捐机制探析——以1931年江淮水灾救助为例

1931年的江淮水灾对国民政府与社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在政府救灾缺位与不足的情况下,民间力量展开了大规模的自救与援助灾区的义赈活动。此次义赈募捐,在机制方面多所创新:组织了纵横交错、辐射力很强的募捐网络,成功运用了各种新式传媒,发动了企业界营业助赈,开展了社会的义赈与慈善公益教育活动,展现了全民参与式的动员广泛性,收到了明显成效。

1931年江淮水灾工赈机制研究——以江苏省为中心

1931年江淮大水损失奇重,对灾民的救济和灾后重建困难重重。工赈作为近代以来有效的灾荒救治模式,在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重建中得到充分运用和发展。政府接替民间义赈团体成为此次工赈的主角,南京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了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双重工赈指挥体系,藉此展开了工赈项目的设计与运营,一方面疏通与合作机制使1931年江淮工赈取得了显著成绩;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诸因素则制约着工赈机制的良性运转。

国民政府1931年水灾救济理念及其绩效

国民政府在承续传统荒政观念的同时,其救灾理念已经凸显出进步,对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有了更新的自觉认识。国民政府的救灾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国计民生,暂时度过了这段"多灾多难"的风险期;但救济的不彻底又把灾民推向反抗与起义者的一边,为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其政治合法性累积下了不稳定因素。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用人机制与荒政社会化——对1931年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调查

民国时期政府救灾机构出现了组织社会化的新动向,为救济1931年江淮大水而成立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灾区派出机构(以下统称"国水委")堪为其例。"国水委"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或倚重社会资本或倾向文化资本的上下有别的用人特点。在对赈务职员聘任的流程中,"国水委"设计出担保与督察双管齐下的风险防控机制。这种趋向于社会化和公开化的用人机制,使"国水委"选拔出了从基层到中、高层的赈灾人才梯队,从而较好地保证了救灾队伍的自律和赈务事业的效率。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国水委"不啻为中国荒政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官方组织。

二战时期国统区的三次大灾荒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特别是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建立的最初十年(1927—1937)间,其灾荒之多,灾情之重,灾区之广,灾民之众,是世界罕有的,正如当时有人所说的:各种自然灾害“中国无不包罗兼备,饱尝忧患。其灾害之程度,远者姑且勿论,仅民国成立之十二余年间,中华民族元气之损伤于斯者,其数字真难以估计,此诚五洲各国稀有之现象也！” 本文拟通过一些历史资料,对这时期国民党统治区三次大灾荒:(即1928—1930年西北大旱灾:1931年的江淮大水灾;1934年的全国大水,旱灾的实况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作一略述。

真正把农业摆在经济工作首位

去年,是我国农业生产史上一个少有的重灾之年,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其损失程度不亚于发生江淮大水灾的1991年。然而,由于各级政府抓农业得力,政策措施得人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一次得到充分发挥,大灾之年夺得丰收,粮食生产在面积减少的同时,总产比历史最高年份略有减产,仍是第二个丰收年,棉花有显著的恢复性增长,油料面积、总产均创历史最高纪录。但是,

民国江苏收容机制及其救助实效研究——以1931年江淮水灾为例

收容所作为灾后应急救助和稳定过渡的重要一环,在民国时期得到反复运用与长足发展。1931年江淮大水席卷了南方8省2市,灾民5000余万,为此成立了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水委")。兼受长江与淮河泛滥之灾的江苏省,在收容机制建设上因地制宜,充分利用了本地既有的义赈收容机构和社会资源,在国家与社会合作的框架下,建构了灾民收容所的规模与型态、结构与功能、运营与实效的机制,从而在各省雪上加霜的救灾时局中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