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教育会与民国教育界的南北争竞(1919—1927)

江苏教育会是中国近现代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团体之一。五四运动前后,江苏教育会为扩大影响力,逐渐将势力扩展到北京教育界,形成了教育界“南北争竞”的情势。1919年江苏教育会通过声援五四运动壮大其在北京的影响,并借“留蔡助蒋”事件正式布局北京教育界。此后,在邀请杜威和孟禄访华、北高师校长风潮、制定新学制、支持北京教育界索薪等事件中,江苏教育会都深度参与,试图全面引领中国教育的走向。但自1925年东大风潮后,江苏教育会不仅势力大大收缩,更背负“学阀”骂名,在时局变动下最终走向崩溃。

张謇与近代江苏教育会始末

1905年,新式教育团体江苏教育会在文人结社和教育近代化浪潮中成立。江苏教育会明确宗旨,制定章程,与时俱进,利用士绅的威望处理地方学务,渗透地方教育行政,并加强与其他社会组织的联合以影响政府运作,在全国教育改革中具有示范作用。倡立江苏教育会的是以张謇为首的士绅群体,他们推动地方教育的发展,拓展教育会在公共领域的社会功能,通过教育政治化推动立宪运动发展,重塑权力结构和公共资源分配方式,成为实现民主共和、地方自治、形成新政治秩序和教育救国的一种途径。

五四运动中的江苏省教育会

五四运动期间,江苏省教育会这一半官方的教育社团自始至终穿插其中。运动发生时,教育会积极运动学生、参与学生运动,对学生报以同情态度,通过支持学生合理抗议政府的方式,企图避免学生卷入政治漩涡中。运动后期,学生参与政治之事越来越多,诸多政党也把学生群体作为其势力发展的重要对象,这显然与教育会固守的教育独立思想和实现"江苏自治"的政治主张相违背,于是教育会一方面与政党争夺学生资源,另一方面又对学生运动实行控制和压制,力求在这种夹缝中求得生存发展。

民国初期“理科”教学的研究及启示——以“江苏省教育会”的教研活动为考察对象

"理科"教学问题引发关注,折射着近代中国学人对于理科意义与功能的深切认知以及厚重的民族忧患意识。江苏省教育会关于理科教学的研究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因时制宜、循序渐进,旨在建构一种理科教学范式,以示范全国。梳理江苏省教育会研究理科教学的场景,对于今天的科学教育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江苏省教育会与近代中国职业教育

江苏省教育会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民间教育团体之一。民国初年，在张謇、黄炎培等人的领导下，它通过组织职业教育研究机构、组织职业教育讲演活动、刊行《教育研究》杂志、出版职业教育书籍等方式，对促进中国职业教育的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杜威访华与五四时期的地方教育界

杜威访华是五四时期具有重要影响力和意义的文化事件。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代表的地方教育界,在促成杜威访华和安排其在国内的行程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胡适对杜威的译介侧重于其实验主义哲学,希望借助杜威在北大的课程与演讲,提升北大的学术水准;而作为教育家的杜威,却主要在地方教育界觅得知音。这一分途在新文化运动中极具症候意义。透过杜威的眼光以及杜威访华所关联的诸多人事,我们得以重新思考地方教育界在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江苏省教育会的历史演变与作用

江苏省教育会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民间社团之一。该会自1905年成立至1927年解散,积极响应时代呼唤,出于保护和促进新式教育的目的与保守势力相抗争,并在民国时期成为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有力协调者,成为影响当时教育改革的重要民间力量。

1925年江苏教育厅长易职风潮

1925年北洋中央政府下令罢免江苏教育厅长,此令在江苏引起了一场关于反对教育厅长的易职风潮,江苏省教育会首当其冲地发出反对北洋政府的呼声。正因江苏省教育会如此的政治主张,使得北洋中央政府及教育部对于已成尾大不掉的江苏省教育会多有压制。江苏省教育会也并非坐以待毙,针对政治上层资源的疏离,其利用地缘、学缘等各种关系,采取争取在京同乡议员、本省地方名流、外省学界援助等方式与北洋中央政府及国民党分庭抗礼;同时江苏省教育会与军阀之间为共同应对国民党的北伐,双方时而联合,时而对立,与国民党展开一场权力重组的争夺,进而影响了近代江苏乃至中国地方政局。

“民”以群分——五四后江苏省教育会的文教革新实践

五四运动之后,江苏省教育会继续投身文教新潮,这种参与通常涉及“民”这一范畴。在教育界的“秀民”内部,江苏省教育会继续参与推动现代“学术”在中国的成立,但与事的留洋高学历者,在行动上逐渐具有了更大的相对自主性。另一方面,尽管标举“平民主义”、重视文化教育的普及更甚于提高,江苏省教育会包括参与学制改革在内的一些举措,却又有损于教育普及与社会平等。江苏省教育会的文教革新实践,本有增进众民之统合、以造成一个强大“社会”的意向,实际却在某些向度上促进了“民”内部的相互区隔。其在五四后的行动明确表现出对众民平等的追求,可组织自身却终于成为国民革命浪潮的冲击目标。

教育人还是教育公民:1916-1926年教育宗旨的演变

本文从“教育人还是教育公民”的视角切入,围绕1916—1926年教育界的三份议决案考察十年间教育宗旨的演变。1919年4月《教育宗旨研究案》出台,是江苏省教育会在袁世凯复辟及欧战双重刺激之下长期酝酿的结果,意在恢复和改进民元部定教育宗旨。同年10月《教育本义案》通过,则是江苏省教育会与山西省教育会博弈妥协的结果,也提示着五四时期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作为潜流的存在。1923年国家主义教育思潮逐渐兴起,李璜将国民的共同志愿创造性地阐述为爱国,余家菊继而提出国家主义教育须以爱国为脊柱,由此定义了国家主义的教育宗旨。1925年8月《请教育部依据国家主义明定教育宗旨案》的议决,是“五卅”惨案、国家主义教育思潮、中华教育改进社内部分化及阎锡山势力推动共同作用之下的结果,亦代表国家主义教育宗旨得到广泛认同;江苏省教育会反对此案,坚持“五四”时期平民主义的教育主张。教育宗旨的演变亦揭示出这一时期教育界的分化流变及杜威教育学说的在华接受历程。

民国时期省议会与民间社团之间的冲突——以江苏省议会“议员加费案”为例

民国时期江苏省议会曾因"议员加费案",与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主的社团之间爆发激烈的冲突,从而在民国议会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页。之所以出现如此局面,主要是江苏省议会试图通过削减教育经费来加薪,如此"争费自肥"自然受到了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代表的江苏各界的激烈抨击。面对教育会的批评,尽管省议会也做了种种回击,但最终被迫放弃了加费举动,江苏省教育会更借此初步实现了江苏教育经费的独立化。在议员加费案中,作为民间社团的江苏省教育会之所以能屡屡压过作为政府机构的省议会,除了其作为新式职业社团能集合动员全省教育界的能量外,民国初年特殊的政治生态也是导致出现此现象的另一缘由。

1927年鼎革之际的教育场域与革命生态——以江苏省教育协会为线索

1927年政权鼎革之际,江苏教育界亦面临着“革故鼎新”的新旧之争。江苏省教育协会跟随国民革命军的步伐,查封了被誉为“民间教育部”的江苏省教育会,并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鼎革之际,苏南各地方县市的教育协会相继建立。然而清党以后,国民党在治理政策上的模糊摇摆,党政间的权责不明、龃龉倾轧及其背后的结构性冲突,却让江苏省教育界陷入不断的内耗之中:教育协会倚赖党部的权势攻击教育会,争夺权势威望与教育资源;教育会则以政府为后盾,伺机反扑。最终,江苏省教育协会虽撼动了原有地方精英的统治权威,但其自身也没能站稳脚跟,在进退失据之间,难逃昙花一现的命运。

马裕藻、沈尹默1920年代和教育界的势位之争

民国初期,北京教育界多门户派系之争,章太炎的浙籍弟子一度在北京大学占主导地位,他们还得到在京城广有人脉的李鸿藻之子李石曾的支持。蔡元培主持北大,一心鼓励学生潜心学问,他对五四时部分学生的行为不以为然,与浙籍教授也不想走得太近。他力荐来自江苏教育会的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颇有深意。本文对这段时期的史料有所发掘,同时又论及马裕藻和沈尹默等人在1924年10月“首都革命”中的激进行为,并指出两人在第二年女师大学潮过程中起到过关键作用。

组织演变与文教革新——晚清与五四之间的江苏省教育会

近代文教组织研究,须充分注意组织行为既处于文教趋势之中,也可作用于趋势本身。晚清与五四之间江苏省教育会的权力更迭,意味着以"教育"为自身主要业界标签的"中等人"崛起。与之相应,会中知识人对本会旨趣的理解,从凸显政治目标及政学关系,渐转向教育本身相关学理的研求与更新。进而通过一系列关乎知识信息摄取与社会网络重构的组织建设,此期江苏省教育会进一步突破区域组织的定位限制,参与带动全国思想文教之革新。但在另一面,该会的组织活动仍未与牵涉政学关系的传统完全决裂。考察此期江苏省教育会自身及所带动的变革,可为组织机构史视角下近代文教如何从晚清向五四"过渡"的问题,补充一则在"北大中心"叙述以外的重要案例。

江苏省教育会与东南大学权力格局的兴替(1914—1927)

江苏省教育会和东南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被称为"东南学阀的大本营",二者关联密切。从南京高师到东南大学的创设和发展,都得力于江苏省教育会的筹划和推动。东南大学与江苏地方实力派深相接纳,在校董会的制度设计和人事安排上得以呈现,依托于东南社会,形成了校董治校为核心的治理结构。江苏省教育会对东南大学权力格局的介入,在大学场域内外造成了持续的紧张。校内教授倡言改进校务,校外政党觊觎大学权势,内外激荡下终酿成1925年易长风潮。易长后的东南大学高举"教授治校",对抗政潮和权势,与江苏省教育会渐行渐远。江苏省教育会与东南大学权力格局的兴替,展示了民国初年教育与政治、知识和权力之间复杂的交互影响。

时与势:重新理解杜威与中国的“相遇”

杜威对中国教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1919年杜威到访中国时,中国社会内部一些特殊的历史状况。首先,因中日间航线的缘由,杜威从上海进入中国。胡适在上海势力有限,这使江苏省教育会从一开始就深度介入杜威访华行程。其次,江苏省教育会自身的理论诉求、改革主张与杜威高度呼应,并且为杜威一行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在中国,杜威的教育理论也主要是通过江苏省教育会传播开去的。最后,同一时期,中国报刊业发展迅速,同人期刊的勃发,更是为杜威教育理论的传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平台。这些历史条件共同促成了杜威教育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清末教育社团与地方社会——以江苏省教育会对万缘庵毁学案的处置为例

本文以1906年发生在江苏泰州的僧人毁学案为例，探讨江苏省教育会这一新式教育社团在庙产兴学所导致的毁学事件中，如何通过对此事的参与来获得地方公共资源——特别是庙产资源的管理权，以及社团如何取代士绅个体成为政府和民众的中介，进而成为清末江苏地方社会秩序变迁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苏社集团的分裂:张謇父子、江苏省教育会与1921年省议长之争

1920年,张謇与黄炎培、沈恩孚等江苏耆绅成立了具有统合全省自治事业的团体—苏社。在这一团体中,张謇与黄炎培、曾朴、朱绍文等江苏省教育会派士绅在利益、理念等问题上明显不同。1921年,江苏省第三届省议会选举,张謇有意让其子张孝若参选省议长。但是黄炎培、曾朴与朱绍文等人支持张謇的老友张一麐竞选省议长。这导致张謇父子与张一麐形成竞争关系,也导致省议会内部分裂成两派。一派为支持张一麐的南张派,一派为支持张孝若的北张派。两派争持互斗,互相揭发,最终南张派爆出张孝若伪造年龄,进行贿选的丑闻。最终两张同时退出竞选,但议长仍被北张派取得。这一事件对张謇晚年的声誉、心境均造成非常大的冲击,也使原本统合全省士绅的苏社分裂成两派。两派矛盾在此后不断演进,成为影响1920年代前期江苏政局走向的结构性因素。

教育与政治: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省际精英——江苏省教育会的案例研究

江苏省教育会(1905一1927)是清末至民国时期涌现的大量新型民间组织中的一个典型,是我们称之为"新式绅士政治模式"的代表。这一模式的首要特征表现为道德与政治不相分离的传统儒家立场。作为儒家经世学派的现代继承者,教育会和职教社的领导人表现了对中国现代化的某些根本问题的敏锐观察力,并坚持不断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方法。正是因为他们体现了地方社会的要求和愿望,所以具有相当的动员能力和社会影响力。江苏教育会的历史对我们理解社会与国家、传统与现代化在文化改造和政治建设中的复杂关系会有所启示。

“五四”运动中的“留蔡助蒋”再探

蔡元培的辞职及由此引发的"挽蔡"斗争,是"五四"运动中的重要插曲。这一事件中除了反抗北京政府这个大题目外,还掺杂着当时教育界复杂的人事关系。蔡元培辞职、复职问题一波三折,且各方均试图对此施加影响,以形成对己有利的局面,但真正能够直接影响其决策的主要是汤尔和、马叙伦和江苏省教育会的黄炎培、蒋梦麟等人。相比而言,沈尹默、胡适等人对蔡元培在出处等重大问题上的影响力则要小得多。最终,汤尔和等人主导的"留蔡助蒋"方案得以实现,对此后北大历史的发展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