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名应对研究:发展脉络、理论取向与展望

污名应对是指被污名者运用不同策略来反抗社会赋予他们的贬低性标签的动态过程。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在从站在污名施予者的立场考察污名的影响转向到强调被污名者作为主动应对者。目前,对污名应对的研究有三种理论取向:权衡比较取向、认同威胁取向和个人与情境互动取向。污名应对研究对于改善被污名者的心理健康和改进消除污名影响的政策等有重要意义。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对可隐藏性污名应对的研究,综合使用量化和质性研究范式,关注污名应对的纵向研究,加强污名应对理论的实际应用。

青春期艾滋病孤儿污名应对研究

目的:探讨青春期艾滋病孤儿的污名应对方式。方法:采用分层抽样方法,从河南某阳光家园和安徽某协会抽取192名青春期艾滋病孤儿作为被试,运用污名应对方式问卷进行调查分析。结果:青春期艾滋病孤儿污名应对方式包括:问题解决、求助、认知重建、自责、幻想和退缩逃避,其中幻想、认知重建和退缩逃避三种方式最常用。年龄和性别都对青春期艾滋病孤儿的污名应对存在显著影响。结论:青春期艾滋病孤儿存在多种污名应对方式。

“飞盘媛又怎样”:社交媒体场域中的污名应对特征与机制

本文聚焦中国文化类污名现象——“飞盘媛”争议,以梅森巴赫的污名应对理论(SMC)为基础,运用大数据采集法和内容分析法研究中国社交媒体场域中的污名应对机制。研究通过对1530条微博文本的内容分析,发现中国社交媒体语境下“飞盘媛”污名应对机制既印证了SMC理论,即以理论中的逻辑谬误、攻击谴责者、价值超越与重新聚焦路径为主;又延伸了SMC理论,即不止“受污者”单个应对主体,而是呈现“受污者及未受污公众”双应对主体;更超越了SMC理论,即新增中国文化语境下的“褒义化调转”与“承认式否认”污名应对路径。

听障青少年的污名及其应对策略

任何人类差异都可能成为污名的对象。在社会差别的分类审视下,听障青少年遭遇的污名类型多种多样。从综合视角来看,可分为三类:形象可怕怪异,令人恐惧;身体无用低能,形同朽木;境遇窘迫不堪,让人可怜。在面对这些污名威胁时,他们管理身体与预设的规则体系进行周旋,业已发展出三种污名应对技术:一是身体改造,常态身体的追求;二是身体装扮,秘密信息的管理;三是身体抗争,弱者的对话方式。研究此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走进听障群体的世界,帮助他们远离污名的困扰,也可以增加社会的相互理解、信任与支持,推动社会的和谐融合。

主动抑或回避?多重支持资源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压力转换理论,文章考察多重支持资源(组织支持、老乡支持、家庭支持)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调节机制,以及污名应对策略对调节机制的中介作用。通过对530份医院护工问卷分析发现,多重支持资源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关系都具有调节作用,即当护工组织支持、老乡支持、家庭支持较高时,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正向关系更弱。污名应对策略中介了组织支持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理论上深化对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矛盾职业认同干预策略的认识,实践上也能为管理者完善底层工作群体管理提供启发。

古巴应对美国污名的历史分析

古巴自革命以来,一直在应对美国的污名压力,社会主义的国家身份和国际主义的对外策略界定了古巴应对美国污名的出发点和主要特征。冷战中,美国的污名化加强了古巴对社会主义身份的认同,基于国际主义策略,古巴拉拢左翼势力、树立在第三世界的榜样形象以及输出革命,对美国反向污名。冷战后,古巴保持着社会主义的国家身份,同时认可多边主义背景中的主流价值规范,在此基础上延续国际主义策略。国际社会逐渐接纳古巴,导致美国的单边污名失败,而古巴也实现了国家身份的延续和重生。

女性领导污名感知量表开发及其负面影响研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性步入职场并担任领导职位。然而,受到持续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中的“男权思想”的影响,中国情境下的女性领导们不时仍面临着被污名的困境,感知到污名的女性领导在工作与生活方面均会受到负面影响。不过,目前学术界对女性领导污名感知的研究相对匮乏,特别缺少衡量女性领导污名感知的量表以及污名感知对女性领导负面影响的实证研究。在梳理已有文献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本文严格遵循量表开发的程序,形成了包含领导风格污名感知、成功方式污名感知、个人生活污名感知3个维度共9个题项的女性领导污名感知量表,并向350位女性领导发放问卷,检验女性领导污名感知对其职业发展和工作生活平衡的影响,以及情绪耗竭的中介作用和污名应对倾向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女性领导污名感知对职业发展和工作生活平衡具有负向影响;情绪耗竭在其中起中介作用;污名应对倾向负向调节污名感知对情绪耗竭的作用。本文拓展和细化了中国情境下女性领导污名感知的内涵结构,并为组织如何减轻污名感知对女性领导的不利影响提出管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