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污名对社会工作者离职倾向的影响——基于家庭视角的研究

本研究基于身份边界理论,从家庭的视角出发,探讨职业污名对社会工作者离职倾向的影响,通过职业污名感知问卷、离职倾向问卷、牵连家人污名问卷和家庭卷入问卷对来自八个省(直辖市)的506名社会工作者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职业污名感知既可以对社会工作者的离职倾向产生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也可以通过牵连家人污名产生中介作用。此外,该中介作用的三条路径均受到家庭卷入变量的调节:当家庭卷入程度较高时,职业污名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社会工作者的牵连家人污名和离职倾向,牵连家人污名也可以正向预测离职倾向;相反,当家庭卷入程度较低时,职业污名对于社会工作者的牵连家人污名和离职倾向均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牵连家人污名对于离职倾向也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为避免职业污名对社会工作者离职倾向产生影响,我们需要从社会、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家人三个层面入手消除污名,化解社会工作者的离职危机。

孤独症儿童父母连带污名对亲子关系的影响: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与家庭嘈杂度的调节作用

目的:考察连带污名对亲子关系的影响,探讨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以及家庭嘈杂度的调节机制。方法:采用连带污名量表、亲子关系中文版量表、心理弹性中文版量表、CHAOS中文版量表,对890名孤独症儿童父母进行调查。结果:1连带污名与家庭嘈杂度呈显著正相关(r=0.339,P<0.001),与心理弹性呈显著负相关(r=-0.200,P<0.001),与亲子关系呈显著负相关(r=-0.273,P<0.001);2孤独症儿童父母的连带污名可显著负向预测亲子关系(β=-0.12,P<0.001);③孤独症儿童父母的心理弹性在连带污名与亲子关系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④家庭嘈杂度调节了孤独症儿童父母连带污名对亲子关系的直接效应,具体而言,在低水平的家庭嘈杂度下,连带污名对亲子关系的影响作用更为明显。结论:孤独症儿童父母连带污名对亲子关系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增强心理弹性和降低家庭嘈杂度是减轻该负向影响的重要路径。

中国男足球员职业污名形成机制——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该研究运用污名化、第三人效应和场域等理论,深度剖析了由“冯巩大战”引发的中国男足球员职业污名现象,构建了由热点事件、应激反应、公众楷模、社会认知等17个范畴以及负面刻板印象、媒体舆论导向、球员生存场域、社会化程度4个主范畴组成的中国男足球员职业污名形成机制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原本就固化于公众心目中的中国男足球员负面刻板印象,经媒体对热点事件的炒作后再次得到加强,并使公众产生相应的负面情绪,当负面情绪遇到球员的“回怼”时,中国男足球员职业污名已不可避免,球员愈想正名愈发污名。研究认为:中国男足球员职业污名既反映了公众对球员的失望和愤怒,亦深层次折射了公众对中国足球理性认知的缺乏,更是当前中国足球社会化程度偏低的现实呈现。研究建议:球员应提升自身的竞技能力,展现拼搏精神,承担社会责任;加强自媒体监管和规范,提倡正向评论,避免夸大负面事件;确保球员权益和利益受到保障,鼓励球员-媒体共生,增强球员心理韧性;建立行业自律,惩戒违规行为,重视足球文化建设。

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急救的影响:污名的中介作用

目的:为探究社会支持、大学生心理健康急救及污名之间的关系。方法:基于社会支持量表、情绪反应量表、心理急救意愿量表对368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理论:社会认知理论。结果:社会支持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急救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大学生的污名情绪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急救中起中介作用。结论: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急救呈显著正相关;污名与社会支持及大学生心理健康急救均呈负相关;污名在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急救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社会参与在社区肢体残疾人自我污名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

目的:基于修正标签理论探讨我国社区肢体残疾人自我污名、社会参与与抑郁的关系及社会参与的中介作用。方法:便利抽取吉林省延边州185名社区肢体残疾人,以抑郁自评量表、解释性模型访谈目录污名量表、参与量表进行问卷调查,采用SPSS 26.0软件进行描述统计分析,采用Amos 26.0软件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抑郁总分为(41.73±8.99)分,自我污名总分为(24.10±8.34)分,社会参与总分为(37.04±12.62)分。不同家庭月收入、性格类型、残疾等级、残疾年限和居住地在社区的肢体残疾人抑郁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自我污名与社会参与(r=0.776,P<0.01)、与抑郁(r=0.736,P<0.01)均呈显著正相关,社会参与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r=0.694,P<0.01);社会参与在自我污名和抑郁间起部分中介效应,效应值为33.33%。结论:自我污名可直接或通过社会参与的部分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抑郁,今后实施社区肢体残疾人心理健康护理干预时应关注其自我污名及社会参与水平对负性情绪的影响,从而有效确保社区肢体残疾人心理健康干预效果。

住院医师心理健康污名化及其干预措施的研究现状

在现代医疗体系中,住院医师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心理负担,这使他们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然而,心理健康在医疗行业内仍存在广泛的污名化,导致许多住院医师不愿寻求帮助,进一步加剧了心理健康问题的恶化。该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综述和分析,了解住院医师心理健康问题的现状,剖析住院医师心理健康污名化产生的原因,引起人们对于住院医师心理健康污名化问题的关注并提出可行的建议,希望能够有效改善住院医师的心理健康状况,以进一步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污名化的语言表征及其社会认知阐释

污名化借助语言利器贬损受污对象以丑化其形象,尤见于国际政治场域和重大国际事件的后果中。破解污名化现象有必要对污名话语进行深层解构。本研究从社会认知语言学视角探讨国际格局深刻变化背景下美英两国智库和媒体对俄污名化现象的语言表征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污名化可由用以炮制负面形象概念的新创词汇和贬义词汇来表征。这两类语言表征均与现实表征不相符,并受到心理表征制约,如社会认知因素中的刻板印象、社会图式、隐喻理解等,其语用目的为实现认知者(如话语主体及其所代表的集团)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切身利益。污名话语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意识操纵,体现了深刻的社会认知关系。

隐秘建构与无声反抗:青年离婚污名的形成机制与主体应对

近年来,青年离婚率逐年增高,但对青年面临的离婚污名研究阙如。本文基于对16位城市青年的离婚污名体验和应对方式进行的深度访谈,归纳青年离婚污名的形成机制与主体应对策略。研究发现,离异青年面临着公众污名、亲友污名和自我污名,污名感知具有情境化和波浪化双重交互的特征。离婚污名是由制度、文化和他者共同建构的,婚姻登记制度的贴标签、普遍婚文化规范的区隔和自我认同的消极刻板印象,是污名形成的主要机制。面对离婚污名,青年发挥主体能动性,采取伪装隐瞒、差序宣告和程度降级三种策略进行应对。本研究澄清了青年面临的离婚污名,丰富了污名研究的谱系。

大学生体重污名与孤独感和自尊的关系

目的:探讨大学生体重内隐污名、体重外显污名、孤独感、自尊之间的关系。方法:选取福建某2所高校大学生185名,采用大学生体重污名量表(C-WSS)、孤独感量表修订版(Revised UCLA Loneliness Scale,UCLA-R)、自尊量表(SES)评估体重外显污名、孤独感、自尊水平,采用单类内隐关联测验程序(SC-IAT)评估体重内隐污名总的内隐效应值(D值)。结果:总的D值、UCLA-R得分均与C-WSS得分正关联(β=0.16、0.20),SES得分与C-WSS得分负关联(β=-0.22);UCLA-R得分与SES得分负关联(β=-0.54)。结论:大学生体重外显污名水平与体重内隐污名、孤独感、自尊有关。

国家污名化策略何以成功?——基于美国污名化苏联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案例研究

污名化是一种A国突出B国实存或虚有偏离国际规范之处并赋予其贬低性标签以唤起B国民众和他国疏远、排斥B国的行为,它具有运作背景的社会性、运用意图的战略性和操作中介的话语性三个特征。“意图污名化”“行为标准污名化”与“叠加污名化”,是国家污名化策略的三种方式。“去合法化”受污国以引发外界对它的疏远与打压,促使受污国“自我污名化”以激发内变以及“去威胁化”需求下的动员强化,是污名化策略的三种作用机制。接受对受污国所贴的贬低性标签、认可相关国际规范的内涵与要求以及受污国的实际表现,是成功污名化他国的三个重要条件。冷战期间里根政府借助污名化策略有效削弱了苏联的竞争实力,美国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则未取得成功。文章指出了一种“大国无战争”背景下的“软竞争”手段,表明国家可从获取利益的“后果性逻辑”出发,借用污名化来战略性运用国际规范的“正当性逻辑”,并启示中国需要关注并应对外界对自身的污名化举动。

从去麻风病“污名”看中国卫生健康“现代化”的进程

麻风病的“污名”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反映了近代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社会境况,显示了疾病如何被用作殖民主义的工具以及如何影响近代中国人自我认知和对外形象的问题。为摆脱污名,近代中国努力向西方的“现代化”寻找良方,开启了卫生健康“现代化”的探索。中国麻风防治进程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侧影。对麻风病的“污名”和反“污名”的历史考察是认识疾病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了解近代中国社会、探索中国卫生健康“现代化”过程的一个窗口。

媒介使用对人们抑郁症污名态度与污名行为的影响研究

抑郁症科普信息不少,可污名现象并没有显著减少,媒介影响抑郁症污名吗?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分析在校大学生媒介使用、媒介信任对抑郁症污名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1)在抑郁症污名态度形成上,信息类媒介使用可以显著增加抑郁症污名态度,而社交类媒介使用则对抑郁症污名态度有抑制作用。(2)在抑郁症污名行为上,信息类媒介使用没有直接影响,社交类媒介使用产生负面影响。(3)有关亲历者信息源发布的信任程度可以增强媒介使用对抑郁症污名态度、行为的影响;专家信息源的可信程度则会减少媒介使用对抑郁症污名态度和行为的负面影响。(4)人际沟通没有体现替代与强化的调节作用。研究对媒介使用与疾病污名的机制提供了解释路径,一定程度丰富了媒介可信度理论以及污名传播效果的研究。

被污名化群体创伤后成长的社会心理决定因素及社会工作干预路径

对被污名化群体的创伤后成长研究尚停留在独立影响因素层面,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模型或框架结构,使健康社会工作相关循证干预受阻。文章运用范围综述方法,借鉴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理论,在知网和Web of Science等高质量论文数据库中检索到了符合标准的114篇文献。整合相关结果发现,被污名化群体的创伤后成长存在五类影响因素:社会文化背景、家庭及邻里社区环境、资源获取条件、创伤事件性质、人格特质与认知进程。初步建构的“被污名化群体创伤后成长的社会心理决定因素框架”能够为健康社会工作领域开展相应理论研究与实务工作提供依据。

泸州市青年与老年HIV/AIDS患者污名化歧视、社会支持及抑郁的比较研究

目的分析泸州市青年与老年HIV/AIDS患者污名化歧视、社会支持和抑郁情况,为开展健康干预提供依据。方法以泸州市接受社区随访管理的HIV/AIDS患者作为调查对象,在2022年3月至2022年5月期间进行定额抽样,对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使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使用Mann-Whitney U检验、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组间差异,使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污名化歧视、社会支持与抑郁的相关性,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探索青年组和老年组HIV/AIDS患者抑郁的影响因素,以双侧α=0.05为检验水准。结果纳入青年和老年HIV/AIDS患者各160名。与青年患者相比,老年患者更多居住于农村(χ^(2)=48.43,P<0.001),文化程度相对较低(χ^(2)=132.39,P<0.001);整体污名化歧视得分较高(63.50分),组间污名化歧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青年患者社会支持显著低于老年患者(Z=-5.79,P<0.001),抑郁检出率显著高于老年患者(χ^(2)=31.25,P<0.001);污名化歧视与抑郁呈正相关(青年r_(s)=0.166,P=0.035、老年r_(s)=0.218,P=0.006),老年患者社会支持与污名化歧视呈负相关(r_(s)=-0.166,P=0.036);非条件Logistic回归显示:居住地农村是老年患者抑郁的危险因素(OR=4.421,95%CI:1.154~16.943),污名化歧视是抑郁的共同危险因素(青年OR=1.028,95%CI:1.002~1.056,老年OR=1.046,95%CI:1.004~1.088)。结论社会各方需要持续给予HIV/AIDS患者支持,尤其是积极关注青年患者心理健康;艾滋病相关健康教育持续以消除污名化歧视为目标,筑牢农村艾滋病健康教育防线,多渠道、多形式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健康教育。

皖北地区旅游形象污名化的形成机制研究

地方旅游形象的污名化阻碍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否重塑地区的旅游形象直接决定了地区能否实现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发展。以安徽省皖北地区为研究案例区,在对“污名化”相关文献资料研读的基础上,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提炼相关概念、范畴并建立类属关系,探究了皖北地区旅游形象污名化成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皖北地区旅游形象污名化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皖北地区城市刻板形象已形成,且宣传力度较小,公众了解不足。在皖北地区的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景点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深入,居民缺乏对旅游产业的重视,旅游链条效应尚未形成等典型短板。加之皖北地区在旅游营销过程中事件营销能力有待加强,缺乏完善的奖惩机制,忽略了媒体的影响力等问题致使出现了皖北地区旅游形象污名化的现象。以上结论对旅游形象污名化的研究具有较高理论贡献,同时为旅游形象去污名化实践路径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老年认知症“污名化”与“去污名化”干预的研究进展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认知症疾病发病率呈上涨趋势,而疾病“污名化”对认知症患者带来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文章通过梳理认知症“污名化”的概念、类型和现状,归纳总结了认知症“污名化”从知识、态度、行为三个方面表现出的特征,认知症的“污名化”对老年人社会参与、就医行为和健康产生的影响,以及目前国际上关于认知症“去污名化”的干预措施、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认知友好社区开展“去污名化”干预时的注意事项,同时关注“污名化”产生的卫生服务利用和健康不公平,以及认知友好社区建设的文化包容问题。

李佳,符仲芳,田东华,屈智勇:数字化干预可提供高效率、低成本、低污名化的心理健康服务

李佳,符仲芳,田东华,屈智勇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数字化干预在心理健康领域的发展与应用》一文中指出,数字化干预可以提供高效率、低成本、低污名化的心理健康服务,具有弥补传统心理健康服务缺陷、扩展心理健康服务边界的巨大优势。

孤独症儿童父母参与对父母连带内化污名的影响:父母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为探讨孤独症儿童父母参与对父母连带内化污名的影响及父母心理弹性在其中的作用机制,采用父母参与问卷、连带内化污名问卷、心理弹性问卷对592名孤独症儿童的父母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孤独症儿童父母参与和父母心理弹性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孤独症儿童父母心理弹性和父母连带内化污名呈显著负相关,孤独症儿童父母参与和父母连带内化污名呈显著负相关;孤独症儿童父母心理弹性在孤独症儿童父母参与和父母连带内化污名的关系中充当遮掩变量的角色。基于此结论,孤独症儿童父母应积极主动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调整认知,保持积极态度,并不断提升心理弹性。

听障污名与亲职失权——听障父母健听子女家庭祖辈替代养育现象探析

养育子女是父母的职责和权利,但听障父母常被排除在外。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和非参与式观察,探析听障父母健听子女家庭中祖辈替代养育现象。研究发现,听障父母的养育权普遍处于失权状态,祖辈掌控孙辈养育权,他们“再为父母”,主导孙辈的日常生活照料与.教育、掌控家庭经济权力,听障父母成为“隐形人”。这种替代养育现象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即对听障的污名,听障者常被视为“智商低、能力差”,缺乏教养子女的能力。手语作为听障污名标记,祖辈常阻止孙辈学习手语,甚至阻止孙辈接受母乳喂养,导致听障者亲职权利被剥夺。“去污名化”以及听障父母教养支持是听障父母育儿权利实现的必由之路。

拒绝污名化女性,龙湖重庆北城天街的妇女节文案出圈了!

今年,又一商场文案火了。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龙湖重庆北城天街携手入驻商家华为、New Balance、FILA、bebe、JORYA等多家品牌,推出了一组拒绝女性词语污名化的文案--WOMEN我们说。该活动以斑马线文案的形式出现在商场附近,向大家还原了妇女、圣母、名媛、小仙女、小姐等女性词语原本的意义。同时还在商城的多个位置打造了线下装置,将商场的内外空间变成女性议题的传播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