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信息披露对重污染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研究

以2013—2022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碳信息披露、融资约束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重污染企业碳信息披露与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融资约束在碳信息披露与财务绩效之间表现为遮掩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碳信息披露对财务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显著;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其碳信息披露对财务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显著。

绿色信贷能否诱发污染企业的ESG信息披露

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原始样本,依据2012年公布的《绿色信贷指引》构建准自然实验,实证探究绿色信贷政策与ESG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显著促进污染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这一结论在经过排除其他政策检验、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更换污染企业和自变量的度量方式验证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通过提升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环保投资和资本市场关注度进而影响企业的ESG信息披露质量。此外,在非国有控股和主板市场上市的企业中绿色信贷政策对ESG信息披露质量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文章不仅丰富和拓展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效应研究,而且为更好地利用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提升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重污染企业的经验数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并且实现高质量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目标。同时,随着数字化技术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不断成熟,重污染企业迎来了数字化转型新机遇,而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在转型中提供必要的监督和管理。文章选取2011—2021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内部控制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数字化转型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两个维度间存在中介效应,即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文章研究结论不仅为微观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局面提供了参考。

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预防还是逐利?

运用2007—2021年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环境保护税法》的准自然实验,分析了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重污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企业主要出于“预防储蓄”动机增加短期金融资产进行预防,而非出于“投资替代”动机增加长期金融资产来逐利。机制分析发现,重污染企业感知到的融资约束和环保投资所造成的内外双重资金压力是其增加金融资产配置以作“预防储蓄”的重要原因,且非正式融资渠道为其提供了流动性准备。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对环境规制更加敏感,支持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预防储蓄”动机。本文为有效实施环境规制、切实防范重污染企业金融风险、避免金融“脱实向虚”提供了政策参考。

绿色信贷指引对重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在可持续发展战略背景下,国家和民众对环保问题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国家从多方面出台环保政策规制企业行为,绿色信贷便是从银行金融业出发,通过限制金融机构对企业的放贷行为,促使企业经营更低碳环保。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探究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对重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使用词典法和文本分析法对企业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模块环境信息叙述性披露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绿色信贷政策的颁布确实对重污染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有积极影响。具体表现在企业年报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模块中有关环保的叙述性披露更多,更具体且更具有可读性;这一结论经过内生性检验、安慰剂检验后依然成立。还探究了该影响的中介效应,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既能直接影响重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也能通过提高企业融资约束以及环境代理成本使企业加强环境信息披露。此外,企业的所有权性质会对该过程起到调节作用,国有重污染企业会披露更多、更具体的环境信息;股权集中度高的公司倾向披露更少的环境信息,但披露的可读性更高。最后基于以上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绿色信贷政策是否有效降低了重污染企业信贷风险

绿色信贷政策承担着引导金融资源流入绿色发展领域、推进企业转型升级的双重任务,信贷风险管理是其实现任务的重要环节。文章根据2012年1月原银监会出台的《绿色信贷指引》,运用KMV模型测度重污染企业信贷风险即违约距离(DD),并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分析绿色信贷政策是否有效降低重污染企业信贷风险以及验证其影响机制。实证结果显示,重污染行业间违约距离差异不显著,行业内违约距离总体上呈增加趋势,即信贷风险降低;《绿色信贷指引》的实施通过调整债务期限结构、提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显著降低重污染企业信贷风险,且国有企业、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对其更敏感。推动绿色信贷政策规范化、制度化及长效化实施,对增强银行信贷风险管控能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7-2022年工业企业数据,以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政策发布为准自然实验,运用逐年倾向得分匹配和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试验区政策对区域内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政策显著提高了区域内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东部和西部地区、大规模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政策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和提高融资额度两种方式鼓励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积极拓宽政策实施区域,健全绿色金融市场,采取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多样化政策鼓励企业绿色创新等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政策对污染企业ESG绩效的影响——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绿色金融政策是具有市场型环境规制特征的金融工具,对我国经济实现绿色发展十分重要。基于我国上市工业企业数据,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探讨《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实施对污染企业ESG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污染企业的ESG绩效,且在商业信用高、行业竞争程度低、非国有、金融市场发达的地区和东部省份的污染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2)绿色金融政策通过强化企业融资约束和倒逼企业提高社会声誉来促进污染企业提升ESG绩效。(3)绿色金融政策带来的ESG绩效提升对污染企业未来主业发展和经营风险降低均有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对绿色金融政策如何引导污染企业转型升级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且为政府在“双碳”目标下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提供了相应参考。

绿色信贷政策、ESG表现与高污染企业资本结构调整

绿色信贷政策作为结构性去杠杆的重要举措,对于高污染企业资本结构升级大有裨益。与此同时,ESG概念的提出明确了企业发展需着重考量环境(E)、社会(S)和公司治理(G)三方面的表现,即企业ESG表现也将作用于高污染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因此,论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的高污染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ESG表现视角,探究绿色信贷政策对高污染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作用效果。研究表明:1)绿色信贷政策显著促进高污染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区分企业负债水平后发现,相比于低负债企业,绿色信贷政策显著加快高负债污染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2)绿色信贷政策会提升高污染企业的ESG表现,企业ESG表现会削弱绿色信贷政策对高污染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促进效果;3)在深入探讨企业融资约束和商业信用程度的异质性是否会影响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时,发现相较于面临弱融资约束和拥有高商业信用的企业,绿色信贷政策显著促进面临强融资约束和低商业信用的高污染企业调整资本结构。因此,探讨绿色信贷政策与高污染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关系对优化信贷资源配置、推动高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意义重大。

绿色金融发展与高污染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文章以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高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旨在探讨绿色金融发展是否及如何促进高污染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高污染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而且主要表现在环境社会责任方面;此外,融资约束的加强和媒体监督的加强均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

以2015—2020年重污染行业的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借助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衡量企业绿色生产效率,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探究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其绿色生产效率;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水平,以及抑制债务融资成本,进而提升绿色生产效率;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程度因受经济因素、区位因素、产权性质的影响而不同,较高水平的数字化转型对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处于省会城市的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生产效率的效应更明显,国有控股的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生产效率的效应更突出。

“双碳”目标下重污染企业ESG表现与企业升级

企业良好的ESG表现可以降低代理成本和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从而促进企业升级。本文以201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重污染企业为样本,探究“双碳”目标下重污染企业ESG表现对企业升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良好的ESG表现可以促进重污染企业升级,企业数字化水平在重污染企业ESG表现和企业升级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税收优惠正向调节了重污染企业数字化水平的中介效应。进一步探究还发现:重污染行业中非国有企业相较于国有企业而言,ESG表现对企业升级的影响较弱;中小规模企业相较于大规模企业而言,ESG表现对企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重污染企业ESG表现对于企业升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采用沪深A股2009—2021年数据,利用Python爬虫技术构建不同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实证研究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ESG表现的积极作用。研究发现,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将会提升企业ESG表现,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提高信息披露水平,促使企业保护生态环境、履行社会责任、提高治理能力,最终改善ESG表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融资约束更高、中西部和北方等自然资源丰富地区、民营企业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的影响会更为显著;在采用工具变量、固定效应、更换自变量和更换行业划分后结论仍然成立。研究结论从微观层面进一步验证了国家制定“双碳”目标和数字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也为我国企业在数字经济发展浪潮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在一定程度上可衡量上市公司的综合水平,是体现双碳目标、推进绿色可持续转型的重要标准。以2014年《环境保护法》修订及17个省份颁布或修订环保条例作为准自然实验,根据彭博数据提供的ESG得分衡量上市公司的ESG表现,探讨环境规制对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相比于非重污染上市公司,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上市公司的ESG表现;从分项来看,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上市公司的环境和社会责任表现,但对公司治理的改善作用不明显;异质分析来看,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高的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影响更为显著。为此,政府应加快ESG信息披露的标准化建设,提高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质量;加强组织领导,完善相关法律和部门规章制度,推动企业积极践行ESG理念。

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耦合协调研究

在“双碳”背景下,通过测度企业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一步探究其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以厘清重污染企业协调发展的现状。实证结果表明,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的变动主要取决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2012—2021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在勉强协调和中级协调间浮动,主要集中在初级协调阶段,其耦合协调效应良好。环境规制和数字化程度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显著为正,能够促进耦合协调发展。

环境规制法对重污染企业的治理研究——基于源头创新、过程控制、末端中和的视角

我国自2021年就提出了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强调要处理好减污降碳和能源安全与群众正常生活的关系,要求相关重点行业、企业率先做出表率。为此,文章结合渠道效应,站在企业全过程减污的角度深入剖析了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环境污染水平的影响以及源头创新、过程控制和末端中和在其中的渠道效应机理。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越强,重污染企业对环境造成的威胁越小,且该影响机制存在区域性和企业规模差异性。此外,在政府规制的压力下,根据减污手段的不同将企业分为了两类:其一,为通过源头创新及过程控制手段减污的企业;其二,为通过虚报环保信息和环保数据营造减污假象的企业。

绿色并购有助于重污染企业塑造绿色形象吗?

以2008—2021年我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绿色并购对企业绿色形象的塑造作用、影响机制和作用场域。研究发现:绿色并购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形象。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并购可通过提升绿色创新和社会责任水平塑造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形象;绿色并购塑造绿色形象存在明显的作用场域,主要发生于高管有绿色经历、上市公司位于环境重点城市和上市公司属于高质量人才密集型企业的情境下。将绿色并购与绿色形象相结合,不仅可拓展绿色并购的理论框架,同时,对企业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树立良好形象亦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环保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多案例分析

通过多案例研究方式,主要从环保费改税后企业税负变化、研发投入、创新成果和专利情况以及污染处理技术四个方面,分析了环保费改税对于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证实了环保费改税对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有着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的作用,提升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应完善相关政策支持体系,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补贴支持;不断扩大污染物征税范围,推动“双碳”目标实现;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更新升级生产设备,提高污染处理技术。

“双碳”目标下重污染企业漂绿与政府规制的动态博弈分析

为探讨“双碳”目标下对重污染企业漂绿行为的治理,运用动态博弈分析法构建了政府干预与不干预、企业实施漂绿行为与不实施漂绿行为,以及政府干预情形下,补助、补助+激励、补助+激励+惩罚模式下的两方3阶段模型。结果表明:政府的行为能显著影响企业的行为,同时也会受到企业行为的影响,对于政府来说,是否会采取干预的策略,主要与自由市场下漂绿治理程度,以及实施干预措施所要付出的成本和干预带来的总社会效益有关;对于企业来说,是否会实施漂绿取决于不漂绿所要遭受的总损失和参与成本之和与带来利益的比较。为了更好地实现“双碳”目标及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企业应避免机会主义的寻租行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践行低碳绿色转型;政府应优化外部环境和完善法律法规,分阶段、分措施治理漂绿行为。

绿色信贷政策与重污染企业税负粘性——基于税盾效应的解释

对于重污染企业而言,绿色信贷政策加剧了其融资约束及投资挤出,导致其经营状况恶化风险加大,税前可列支金额减少,税盾的节税效应削弱,税负粘性和税负痛感增强,进而产生更大的绿色化转型压力。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出台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3—2022年的数据,分析表明:企业的税负粘性显著存在,绿色信贷政策进一步加剧了重污染企业的税负粘性,该结论在经过安慰剂检验、PSM-DID检验、排除相关政策干扰、样本优化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绿色信贷政策主要通过削弱债务税盾效应的路径来加剧重污染企业税负粘性,而非债务税盾未能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相对来讲,绿色信贷政策对非国有重污染企业、成长期重污染企业、税收征管强度较大地区重污染企业税负粘性的加剧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应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切实减轻企业的税负痛感;利用好绿色信贷政策的积极效应,促使重污染企业将转型压力转化为转型行动;加大对民营企业和成长期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并避免因过度税收竞争导致企业税负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