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的环境效应:“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基于面板ARDL-ECM模型的实证检验

构建ARDL-ECM模型,在全国样本和东、中、西地区样本下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碳排放的长期和短期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FDI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支持了“污染天堂”假说,其他地区则支持了“污染光环”假说。(2)FDI对碳排放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差异显著。(3)二氧化碳排放的规模效应显著为正,技术进步效应和结构效应显著为负,且东部地区FDI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较大的规模效应以及较小的技术进步效应。(4)FDI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且FDI与GDP、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互为因果关系,其他因素通过与FDI的相互作用影响碳排放,为将FDI的碳排放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提供了实际依据。

“污染光环”假说研究综述

环境规制与FDI区位选择是一个多维度、复杂的问题,是当今国际经济学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通过对"污染光环"假说进行文献梳理,认为现有研究存在研究方法单一,较少使用综合指标、多使用省级数据、未能深入研究两者相关机理以及研究缺乏针对性等问题并探析未来研究方向。

绿色发展与FDI环境效应——从“污染天堂”到“污染光环”的数据实证

本文利用中国城市层面空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创新性地将外商直接投资的创新溢出效应分解为生产型创新溢出效应和生态型创新溢出效应两个方面。研究结果得出,在经济发展初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以生产型创新为主,东道国自然环境会直接和间接通过生产型创新效应加剧污染,这一点符合"污染天堂"假说;而在经济发展转型时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将逐步以生态型创新溢出效应为主,东道国自然环境会直接和通过生态技术创新溢出间接降低工业环境污染,这使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满足"污染光环"假说。外商直接投资的生态型创新溢出使其对环境的影响由负向正,在绿色发展理念下,中国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同时应当积极引导创新溢出由生产型向生态型转型。

基于环境规制视角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碳排放污染的影响

21世纪以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规模逐年增加,2020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了最大外资流入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伴随着污染转移、技术转移与结构转移,对中国碳排放产生了复杂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是否增加了中国的碳排放环境负荷,日趋严格的环境规制是否改变这一效应,为回答以上问题,将环境规制作为调节变量,基于199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定规模内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在中国整体上呈现出“污染光环”效应,即减少了碳排放,到达拐点后会呈现为相反的增排效应;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相邻地区碳排放的溢出效应大于对本地区碳排放的直接效应,作用方向分别呈现为倒U型和U型;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为反作用力,缓冲碳排放量的猛增与猛减。

不同制造业的外资进入与环境质量:“天堂”还是“光环”?

借鉴Grossman & Krueger和Copeland & Taylor从理论上明确了外资对环境的作用机制,从中国制造行业的角度,运用2001 2013年数据,并建立联立方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总体上制造业中的FDI呈现出"污染天堂"效应;进一步细分制造业验证的结果是,劳动密集型和重污染资本密集型行业中的FDI对环境具有"污染天堂"效应,轻污染资本密集型行业中的FDI具有"污染光环"效应。因此,对不同行业引进外资的政策要区别对待,注重外资的技术效应,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和中国城市环境质量——基于雾霾污染视角

本文以2001—2016年中国25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经济数据和应用中心公布的卫星监测PM2.5浓度数据,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EKC)的基础上将外商直接投资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同时纳入计量回归模型中,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是否呈现非线性的特征,并进一步从区域归属和行政等级视角探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是否具有异质性,以此综合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当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达到某一临界值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从支持“污染天堂”假说向支持“污染光环”假说转换;外商直接投资和城市雾霾污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具有区域异质性和行政等级异质性特征。

FDI与环境污染研究

本文利用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在多元回归模型基础上,考虑到环境污染自身所具有的空间扩散效应的特点,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进行更精准的拟合。实证结果显示:FDI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的环境质量,TO(贸易开放度)佐证了这一点。经济和工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多都加重环境污染的排放。支持以往文献中"污染光环"的观点。基于此,提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更好地发挥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等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会导致东道国环境污染吗？——来自长江经济带的经验证据

环境污染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和门槛模型对"污染光环"假说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能有效抑制废水排放量,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从而验证了"污染光环"假说;同时,FDI对废水排放的减排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性,一方面废水减排效果会受到FDI规模影响,FDI规模过大或过小对抑制废水排放都存在帕累托改进,另一方面FDI对废水排放的抑制作用依赖于城市化进程、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环境规制的水平,存在显著的门槛特征。此外,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与废水排放量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验证了EKC曲线假说。因此,在扩大开放的基础上,要重视FDI质量、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等措施,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FDI与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关系——基于广东、广西城市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

基于广东、广西两省(区)35个地级市2003—2017年统计数据,对城市异质性下FDI的环境污染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通过基准回归初步判断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对外商的投资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影响。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对不同城市发展异质性下FDI的环境污染效应及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高发展城市技术门槛显著,在技术门槛效应下,FDI的增加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状况;中发展城市在规模效应下,FDI与环境污染存在“U”型关系;低发展城市结构效应显著,FDI与环境污染存在倒“N”型关系。通过深入分析异质性差异下城市FDI的环境污染效应,协调区域发展规划,对实现地区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本文基于2003-2020年中国对外投资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显著降低东道国碳排放量,存在“污染光环”效应,即中国投资是环境友好型投资。中国投资对“一带一路”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排放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更能降低东道国碳排放效应,比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降低东道国碳排放量0.008个百分点。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来抑制东道国碳排放量,而规模效应未产生显著影响,在稳健性检验下该结论仍然成立。建议宏观上持续深化国际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积极宣传和推广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绿色效应,微观上进一步规范和引导中国企业境外投资。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引发重污染企业异地迁移吗?——基于企业设立异地子公司的经验证据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兼顾碳排放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境规制政策,地区间试点设立差异可能引发重污染企业异地迁移,产生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非预期效应。基于2008—2021年重污染上市企业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异地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引发重污染企业异地迁移,体现在低碳城市试点设立的地区差异性为企业提供了异地迁移减弱环境压力的空间,使企业在非低碳城市设立更多异地子公司。机制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通过提高环境监管力度和公众环保意识的外部监管渠道引发企业异地迁移,也能通过降低重污染企业持续盈余和增加企业碳风险的内部治理渠道引发企业异地迁移。拓展性研究发现,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影响下,成本转嫁能力较低的企业、绿色转型基础较为薄弱的企业以及搬迁成本较低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异地迁移策略。此外,污染迁移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具有一定的“污染光环”效应,污染企业的迁移并非单纯的规避环境压力的寻找污染避难所行为,子公司也会增加创新产出、规划环境治理活动。研究结论对于优化低碳城市试点设计,加强低碳城市政策的地区协调性具有启示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环境安全研究综述

笔者回顾了近年来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采用贸易环境效应分析基本框架,将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政策效应四个方面,而不是采用“污染避难所”和“污染光环”等单因素分析方法,从而更加全面地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最后指出,如何协调统一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生态环境发展目标已成为未来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外商直接投资与发展要素的共同影响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共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国际合作共赢的生态圈,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识.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997—201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逐步回归、异质性分析和门槛回归方法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碳排放效应.结果显示:(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显著增加碳排放,体现出“污染天堂”效应.(2)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注重绿色低碳发展,削弱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对碳排放的“污染天堂”效应,体现出我国在环境治理特别是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的引领示范作用.(3)经济发展可削弱FDI对碳排放的“污染天堂”效应,然而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可显著增加碳排放.(4)政策、创新和发展三类机制均导致FDI的碳排放效应发生显著变化,其中发展机制影响最大,创新机制的碳减排效果相对稳定.(5)强化环境规制促进了FDI的“污染光环”效应,“一带一路”倡议则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加强了环境规制.研究显示,为促进“污染光环”效应形成,应深化绿色“一带一路”,利用来自中国投资的低碳化特征,增加与中国的投资往来并提高负有环境责任FDI的比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也应加强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在此基础上协同政策、创新和发展三类机制,引导FDI投向绿色低碳领域.此外,还应综合运用环境准入机制和环境经济手段,实现高质量发展.

国内环境经济学研究进展综述

由于经济发展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污染排放加剧,环境问题已成为政府和学者的关注重点,从而国内外学者在不断地进行环境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本文梳理40年来国内环境经济学领域的相关文献,对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内涵及研究主题予以总结。研究发现,国内学者对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实证研究方面侧重于一般均衡模型、费用-效益模型等,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从贸易与投资产生的环境效应两个视角展开。未来的环境经济学研究将更多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关注微观主体行为道德约束问题,减少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

FDI对京津冀环境质量影响研究

作为中国第三大经济增长极和对外开放的新窗口,京津冀地区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重点区域之一。随着外资利用规模的扩大和引进速度的提高,客观地识别和厘清FDI对区域环境的影响方式与作用机理就变得十分必要。本文首先基于“污染避难所假说”和“污染光环假说”两个竞争性假说,构建分析框架与模型,并基于FGLS模型利用2000—2014年实证数据分析FDI对京津冀地区环境绩效的整体作用与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FDI的地域异质性和产业异质性出发,识别不同属地及产业流向的外资对该地区环境质量的影响方式。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该地区在外资引进与管理的调整方向和策略,促进FDI对环境治理积极效应的发挥,以加快京津冀的绿色协同性发展。

环境规制、FDI与“污染避难所”效应——中国工业行业异质性视角的经验分析

围绕中国是否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尚未形成一致性的研究结论。基于2005—2010年中国37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是否会影响FDI流入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结论有:一是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引进外资具有一定的负向效应,且在考虑企业规模、市场化水平、行业利润等其他因素时,这种效应更为明显,即"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工业行业层面得到了验证;二是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在技术密集度较低、环境污染程度较高、R&D强度较低、垄断水平较低的行业,环境规制对FDI的抑制作用会更加显著。

外资进入对东道国本土企业的环境效应:来自中国的证据

本文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和生产的匹配数据,在区分外资与本土企业的基础上,从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溢出的微观视角重新审视了FDI与东道国环境之间的关系。首先,典型事实分析发现,外资企业相比本土企业污染排放强度更低,来自OECD国家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低于来自港澳台地区企业。其次,以2002年中国大幅度放宽外资管制作为政策冲击,采用倍差法的估计结果表明,外资进入通过推动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和改善企业管理效率显著降低了中国本土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且这一环境溢出效应更多被吸收能力较强、OECD国家外资比例较高地区、污染型和不受环境管制行业的本土企业所获取;此外,外资进入不仅促进了本土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环境绩效向外资企业追赶,而且有助于低污染本土企业进入市场。本文证实了FDI的"污染光环"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碳赤字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如何从外商投资(FDI)角度践行“碳达峰”、“碳中和”的“中国承诺”,对于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彰显大国责任和担当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03年-2017年中国262个地级市的市级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FE)和杜宾空间模型(SDM)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碳赤字的影响及相应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首先,FDI可以有效抑制中国的碳排放和促进碳固定,进而有效抑制了中国碳赤字的扩大,有利于当地“碳中和”目标完成。其次,FDI通过产业聚集、技术溢出和结构效应减少其所在城市的碳赤字,并对周边地区“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产生正向溢出。再次,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相对北方城市而言,南方城市的FDI空间溢出效果更加显著。最后,通过机制检验,发现FDI的结构效应和规模聚集效应对周边城市碳赤字有抑制作用。对应的政策建议,应该从落实高质量“引进来”的战略、提升FDI行业碳排放产业政策导向、提升以植被森林覆盖率为手段的碳固定水平三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