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典型液晶显示设备中有毒有害物质存量及其污染流向分析

为科学应对废液晶显示器(LCD)设备回收管理挑战,研究采用GM(1,1)及Weibull分布函数模型对中国3大类典型LCD内主要有毒有害物质存量及其动态报废量进行理论分析。结果表明:(1)2003—2025年中国国内台式电脑显示器、笔记本电脑、液晶电视的总消费量约74.6亿台,其中台式电脑显示器、笔记本电脑、液晶电视分别为42.7亿、10.0亿、21.9亿台。(2)至2025年,中国国内市场消费的3大类典型LCD中所含液晶、重金属、溴系阻燃剂等有毒有害物质总存量将达32658.5 t,其中液晶和As最高,总存量将分别为10914.4、10535.8 t。(3)自2010年起中国LCD报废量逐年增加,至2025年LCD的年报废量将达4.8亿台,其所含各主要有毒有害物质的年报废量为1782.5 t。(4)当前回收模式与处理水平下,废LCD回收处理工艺中拆解、LCD面板破碎、有机污染物去除、铟(In)回收与塑料外壳再生等处理流程是污染物释放的主要环节。

中国大气环境治理的新启示--来自武汉疫情管控期间的自然实验

在武汉疫情管控期间,企业经济活动和机动车活动水平明显大幅下降,大部分污染源基本停止排放,意味着在此期间全国各地区应该出现优良天气,但是事实上在我国部分地区却出现了严重雾霾天气,这种反预期现象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甚至怀疑我国大气环境治理是否存在失误。根据这种反预期现象,提出环境污染应当是由流量污染和存量污染共同决定的猜想。为验证这一猜想,分别假设了两种情况:第一种只有流量污染,第二种既有流量污染又有存量污染,并用武汉疫情管控前后的实际排放数据模拟得到空气质量状况,寻找雾霾形成的规律,然后与武汉疫情管控前后实际监测数据进行对比,确定反预期现象的原因。实际数据和模拟数据对比发现,实际情况与假设1不符,与假设2相符。据此认为,大气污染是由当期排放的污染与积累的存量污染共同决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存量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分析表明:2007年被低估1.64亿元,到2017年被低估3.83亿元;在消散率为0.05、贴现率为0.01时,流量、存量和流量与存量损失的差额分别为6.5亿元、50.5亿元和44.0亿元,这意味着2007—2017年总的经济损失被低估44.0亿元。在消散率为0.3、贴现率为0.1时,流量、存量和流量与存量损失的差额分别为4.6亿元、10.5亿元和5.9亿元,这意味着2007—2017年总的经济损失被低估5.9亿元。研究发现,长期累积形成的存量污染是一个被忽视的大气污染源,从而解释了在武汉疫情管控期间低水平经济活动条件下仍然会出现重度大气污染的经验事实。其政策含义在于,制定反污染政策需要根据存量污染的特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设计。

非对称国家越境污染最优控制模型

环境问题已成为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应对越境污染需要国际合作,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理解上存在差异。本文是运用博弈理论研究越境污染的最优控制,基于博弈理论的线性战略和非线性战略构建非对称两国污染物质流量及污染物质存量的控制模型。微分博弈的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在一定条件下,非对称两国非合作控制污染物质排放量的稳定状态的污染物质存量小于其合作控制污染物质排放量的稳定状态的污染物质存量的可能性存在。

技术冲击、二氧化碳排放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

文章通过构建包含环境约束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生产技术和环保技术冲击对一国主要宏观变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生产技术冲击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直接的、主要的,而对污染排放量的增长效应则是间接的、次要的,最优污染排放变动具有顺周期性;(2)环保技术冲击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是间接的、次要的,而对污染排放量的限制作用则是直接的、主要的,最优污染排放变动具有逆周期性;(3)在两类冲击共同作用下,环保技术冲击的减排效应短期显著,而生产技术冲击的增长效应则长期占优,但两类冲击对全球污染存量变动的影响都十分微弱,经济波动周期维持在十年左右。

经济持续增长的要素分析

传统经济理论讨论的是稀缺物品的配置问题,因而,非稀缺物品是排除在分析框架之外的.环境资源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属于"自由取用物品",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在人类社会的强烈冲击下,已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了,供求关系的变化使环境资源成为稀缺资源.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恰恰强调了这些"不具有稀缺性要素"的稀缺性.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之于北京市的适用性分析

针对北京市生产总值增长较快及在高增长背后的环境问题,进行了规范分析及计量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北京市的经济发展与大气环境之间呈现出"U"型、"N"型等关系。据此认为,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北京市的情况。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北京市经济发展和环境建设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