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作用下污染密集型企业空间演变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从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两个方面设定污染密集型企业空间演变的影响因素指标,分别提出正式环境规制因素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因素的主要因子,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环境规制作用下污染密集型企业空间演变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正式环境规制是影响污染密集型企业空间演变的重要因素,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企业空间演变的影响强度尽管较小但也不能忽视。破解工业化进程中生态环境局部好转而整体恶化这一环境规制困局,必须要让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主体走向多元化,即在治理污染密集型企业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必须激励各利益相关群体共同参与。既充分发挥政府环境规制的主导作用,也发挥公众和非政府环保组织参与环境保护的辅助作用。

转移还是转型?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与污染密集型企业环保决策

宏观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何以影响污染密集型企业环保决策?基于2010—2017年A股污染密集型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分别采用零膨胀负二项模型与面板回归模型检验了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与污染企业转移、绿色转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均会显著提升污染密集型企业转移与绿色转型水平,对绿色转型的促进效应更强;(2)污染转移会进一步提高企业绿色转型,发挥完全中介作用;(3)高污染高技术企业、高污染低技术企业、低污染低技术企业面对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的环保决策依次为:主动转型、在转移中转型、不转移仅转型;(4)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对污染转移、绿色转型的正向作用在企业性质、环境规制、区域分布中表现为差异化选择效应。

环境管制对佛山市污染密集型企业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响——基于2004年、2008年、2013年经济普查数据的实证

以佛山市2004年、2008年和2013年3次经济普查数据库中的污染密集型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格数据空间回归模型,研究了佛山市污染密集型企业空间格局变化特征,并探究了环境管制对污染密集型企业及不同行业的企业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环境管制严格程度的变化使其从影响企业区位变动次要因素逐渐成为推动企业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说明了环境管制变化会引起其对污染密集型企业区位变动作用程度的变化。②在城市内部尺度,地方政府权衡污染行业整治利弊后,针对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制定的差异化环境管制力度和模式,形成了不同行业空间格局响应的差异。研究结果对理解环境管制影响污染行业空间格局变化提供更微观的视角,对环境管制政策实现企业更替和产业升级具有一定启示,也对政府产业和环境政策制定具有借鉴意义。

污染密集型企业区域迁移后的环境行为分析

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共同推动下,大量污染密集型企业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迁移。中西部地区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迁移企业的环境行为改善成为问题的关键。本文以江西省G市H电源公司为案例,研究迁移企业环境行为改善的阶段特征,分析各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作用以及企业响应,探讨促进企业环境行为改善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迁移企业的环境行为优化和环境绩效提高不是自发的,是各利益相关者多次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严格的环境规制和民众环保意识的提高是重要的推动因素;地方政府具有执行环境规制和追求经济增长的双重角色,使迁移企业环境行为的改善进程更加复杂,污染密集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新的思路。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探索中西部地区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路径,为实现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和升级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出口退税对污染密集型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基于产品异质性视角

本文利用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选取污染密集型企业为样本,运用Cox风险比例模型,基于产品异质性视角研究了出口退税对污染密集型企业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出口退税率降低显著减少了污染密集型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区分产品差异化程度后,发现其对同质化产品出口持续时间有显著抑制效应,而对差异化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效应不明显。进一步区分产品核心程度,发现出口退税率降低加速了企业所有边缘产品的退出,却提高了企业核心产品中差异化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本文的结果表明,出口退税率降低对倒逼我国污染密集型企业提升出口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具有促进作用。

“谨小慎微”抑或“险中求胜”?——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与污染密集型企业绿色创新

面对宏观环境政策的不确定性,污染密集型企业是"谨小慎微",静待时机,还是主动求变,以绿色创新"险中求胜"?基于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理论推演分析,采用2010—2018年的污染密集型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慧科数据库中中国大陆10种主流重要报纸为基础统计包含相关关键词的文章频次,构建并量化中国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同时,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甄别绿色创新,并实证检验了二者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显著促进了污染密集型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引入环保经历嵌入和环保投资,构建"E-S-C-P"研究范式,发现正向效应的传导机制为"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凸显—高管环保经历嵌入首先感知并作出响应—寻求机遇增加环保投资—刺激绿色创新"。受企业性质、垂直型环境规制、区位特征、生命周期等因素影响,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与绿色创新间的关系呈明显的选择效应,表现为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对国有企业、"国控点"企业、位于非环保重点城市的企业以及成长期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研究结论对于污染密集型企业抢抓环境政策变动机遇,降低污染排放,主动求变、变中取胜,逐步实现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政策启示。

污染密集型企业越界迁移的演化博弈分析

本文运用演化博弈的方法对地方政府之间、污染密集型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相互作用时的策略选择行为进行分析。揭示了污染密集型企业越界迁移的深层次原因,并为防止污染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以2006—2022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水污染密集型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政策实施以后,为满足经营合法性和利益相关者的环保诉求,水污染密集型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显著提升;且对于高耗水行业、非国有企业、位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的企业和面临较低环境不确定性的企业,该试点政策微观促进效果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相比于媒体关注,媒体压力能正向调节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

制度压力对中国污染密集型代工企业空间转移的影响

污染转移问题成为时下研究热点,在其驱动力研究中,环境规制早已得到论证。随着市场中利益相关者、环保组织及公众参与度与关注度的增加,非正式制度的驱动性越发强劲。文章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基础,从制度压力的视角出发,探讨污染跨区域转移背后的驱动机制。论证制度压力如何驱动污染密集型代工企业向制度环境较宽松的区域转移,并为优化制度环境提出一定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