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地区农田地膜残留影响因素及污染强度评价

为探明新疆地区地膜残留污染强度和污染分布情况,选择新疆地区625个有效点位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采样,通过熵权法、层次分析法进行组合赋权,对地膜残留影响因素地块面积、距村距离、覆膜年限、覆膜比例进行权重计算,根据权重系数优化聚类指标,对2021年地膜残留污染数据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地块面积、距村距离、覆膜年限、覆膜比例影响因素下地膜残留量差异极显著(P<0.01),权重系数分别为0.200、0.315、0.265、0.220。优化聚类指标后的K-means聚类分析将新疆地区地膜污染数据分为四类,地膜残留量第Ⅰ类<第Ⅱ类<第Ⅲ类<第Ⅳ类,地膜平均残留量依次为63、100、110、135 kg·hm^(-2),聚类分析的结果符合客观实际,且受到地膜残留影响因素影响。依据聚类结果的地膜残留量划分出低污染、中污染、高污染三个强度等级,不同级别之间具有明显的分布差异。研究表明:新疆地区农田地膜总体污染强度呈现中部高、南北低的分布状态,应重视高污染等级的点位和地区,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管理措施,加快地膜残留污染治理进程,进而保护农业可持续发展。

农村面源污染强度与生态非敏感性强度的空间耦合协调性分析——以鲹鱼河流域会东段为例

农村面源污染问题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以鲹鱼河流域会东段为例,构建了农村面源污染强度与生态非敏感性强度的空间耦合协调度模型,并对各斑块的农村面源污染强度、生态非敏感性强度和空间耦合协调度进行了计算和空间分析。结果表明:鲹鱼河流域会东段虽然有60.55%的土地处于优质耦合协调区和良好耦合协调区,但仍然有11.96%的土地处于极度失调区,农村面源污染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依然非常严峻;耦合协调度的热点区和冷点区的空间分布非常明显,99%置信区间的热点区面积占56.08%,99%置信区间的冷点区面积占21.21%;养殖业污染是鲹鱼河流域会东段农村主要的面源污染源,是影响空间耦合协调性的主要因素。建议各乡镇科学地划定畜牧业的禁养限养区,合理确定养殖规模,推行种养结合和生态养殖模式;科学布设生态田埂、生态沟渠和生态池塘等系统,以防止农业尾水和农村生活污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河道;逐步降低和减少农村经济社会活动对生态环境尤其是生态高敏感区的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干扰。

降水对河流水质的影响及汛期污染强度分析——以辽河沈阳巨流河大桥断面为例

根据2022年6月降水前后辽河沈阳段国考断面水质自动监测站数据变化,统计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总磷等污染物超标情况,计算汛期断面污染强度,分析了污染原因。

3种虾类养殖池塘污染强度及氮磷营养物质收支研究

为了明确青虾、南美白对虾和罗氏沼虾养殖池塘的污染强度,2010-2011年对3种虾塘塘内水质、排水水质及水源水质进行跟踪监测,在此基础上测算了总氮(TN)、总磷(TP)、高锰酸盐指数(CODMn)和总悬浮物(TSS)的实际排放强度和估算排放强度,以及氮(N)、磷(P)营养物质收支。结果显示,青虾、南美白对虾和罗氏沼虾养殖池塘TN的实际排放强度分别为37.2、181.0、148.0kg/hm2,估算排放强度分别为34.5、77.9、59.8kg/hm2;TP的实际排放强度分别为7.78、46.80、34.50kg/hm2,估算排放强度分别为6.22、33.10、29.50kg/hm2;CODMn的实际排放强度分别为216、812、575kg/hm2,估算排放强度分别为193、392、286kg/hm2;TSS的实际排放强度分别为464、2 277、1 730kg/hm2,估算排放强度分别为378、761、722kg/hm2。青虾塘的TP和CODMn,南美白对虾塘的TN、CODMn和TSS及罗氏沼虾塘的TN和TSS的实际总排放强度显著高于估算排放强度。N、P收支研究结果显示,饵料是池塘N、P输入的主要来源,分别占总输入的68.32%～94.24%和73.09%～91.12%,而饵料中N、P的保留率仅为13.88%～20.67%和7.20%～9.57%。上述结果提示,3种虾类养殖池塘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应受到重视,提高饵料N、P保留率可减少养殖污染。

饵料结构对河蟹养殖池塘氮、磷收支和污染强度的影响

通过调查走访和实验分析,比较了3种投饵结构下河蟹(Eriocheir sinesis)养殖池塘在氮、磷收支和实际污染强度方面的差异。1种饵料结构以冰鲜鱼为主,另2种含配合饲料,按照配合饲料使用量不同,分为低于1000kg/hm2组和高于1000kg/hm2组。结果显示,以冰鲜鱼为主的养殖池塘氮收支方程为:苗种3.02kg(1.10%)+饵料272.18kg(98.90%)=渔获物31.92kg(11.60%)+伊乐藻136.18kg(49.48%)+底泥沉积79.53kg(28.90%)+尾水排放27.57kg(10.02%),磷收支方程为:苗种0.26kg(0.42%)+饵料61.02kg(99.58%)=渔获物1.49kg(2.43%)+伊乐藻15.01kg(24.49%)+底泥沉积41.94kg(68.44%)+尾水排放2.84kg(4.63%);配合饲料使用量低于1000kg/hm2的养殖池塘氮收支方程为:苗种4.49kg(2.74%)+饵料159.09kg(97.26%)=渔获物45.55kg(27.85%)+伊乐藻136.18kg(83.25%)+底泥沉积-39.26kg(-24.00%)+尾水排放21.11kg(12.90%),磷收支方程为:苗种0.53kg(1.57%)+饵料33.30kg(98.43%)=渔获物4.75kg(14.04%)+伊乐藻15.01kg(44.37%)+底泥沉积11.90kg(35.18%)+尾水排放2.17kg(6.41%);配合饲料使用量高于1000kg/hm2的养殖池塘氮收支方程为:苗种4.13kg(2.51%)+饵料160.42kg(97.49%)=渔获物43.73kg(26.58%)+伊乐藻136.18kg(82.76%)+底泥沉积-34.52kg(-20.98%)+尾水排放19.16kg(11.64%),磷收支方程为:苗种0.40kg(1.17%)+饵料33.91kg(98.83%)=渔获物3.82kg(11.13%)+伊乐藻15.01kg(43.75%)+底泥沉积12.58kg(36.67%)+尾水排放2.90kg(8.45%)。与投喂冰鲜鱼为主的池塘相比,使用配合饲料可使N沉积率由10.62%上升至25.81%,P沉积率由2.02%上升至12.67%,养殖水体总氮、总磷分别由2.30mg/L、0.237mg/L下降至1.60mg/L、0.181mg/L,尾水的N、P年排放由27.57kg/hm2、2.84kg/hm2下降至19.16kg/hm2、2.17kg/hm2。上述结果表明,河蟹养殖污染强度较低,使用配合饲料可以进一步降低其养殖污染。

鱼、虾、蟹养殖池塘清塘排水水质及污染强度

为准确估计混养鱼、青虾、河蟹养殖池塘清塘时污染物的排放强度,实验选取三种类型池塘(混养鱼塘、青虾塘、河蟹塘)各5口。混养鱼塘清塘时一边捕捞一边用潜水泵排水;青虾塘在捕捞完成后即用潜水泵排水;河蟹塘在捕捞完成后1个月左右采用自流装置从表层开始排水并滞留30 cm水于塘内。采集三类池塘清塘前塘内水样及清塘过程中排水口水样,分析总氮、总磷、化学耗氧量和悬浮物等污染物浓度。分别以塘内水质和排水口水质的监测值估算了污染物的表观排放强度和实际排放强度。结果表明,随着塘内水位下降,混养鱼塘和青虾塘排水口的污染物浓度显著提高(P<0.05)。混养鱼塘的实际污染强度显著高于其表观污染强度(P<0.05)。然而河蟹池塘污染物的实际排放强度却显著低于表观排放强度(P<0.05)。结果提示以塘内水质来估算池塘养殖污染物排放强度有明显误差;通过改进排水技术可以削减养殖污染排放量。

“水十条”对工业水污染强度的影响及其机制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是国家为切实加大水污染防治力度,保障国家水安全而制定的法规。为检验“水十条”的政策影响效应,文章利用2012—2017年全国269个地级市的数据,结合工业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技术进步、人口规模、水资源禀赋等控制变量,运用双重差分法对“水十条”政策实施是否有助于减轻工业水污染强度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中西部地区由于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原因,工业水污染强度显著高于其他地区,“水十条”政策实施显著降低了中西部地区工业水污染强度。通过改变政策实施时间、剔除中心城市、增加控制变量以及剔除严重污染等方式进行重新回归,检验结果依然具有较强稳健性。进一步分析中,文章研究了产业结构以及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发现第一产业比重显著降低,而第三产业显著提升,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并且技术创新效应显著加强。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技术创新均为“水十条”政策改善工业水污染强度的有效途径。在空间异质性方面,在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水十条”政策对工业水污染强度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在环境规制强度较低地区却呈现出较强的抑制作用,主要原因在于环境规制强度高的地区水污染情况原本较好,因此污染强度降低幅度较小。因此,文章认为“水十条”政策能够显著改善工业水污染强度,并且加上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等手段的辅助能够更好地发挥政策效果。文章的发现为中国水污染防治行动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中国城市工业污染强度与经济增长耦合关系

利用幂函数模型对中国46个重点城市1993-2006年人均GDP和7项工业污染强度指标进行曲线拟合,用于描述和分析我国城市经济发展与工业污染强度的耦合状态,经模型推导提出了"效率弹性系数",作为度量城市经济与工业污染控制协调发展程度的指标。拟合统计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工业污染强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曲线形状有明显的幂函数特征。样本城市在"曲线簇"中的位置能揭示"后发优势"以及经济-环境耦合水平优劣的信息。对样本城市效率弹性系数的统计分析证明,该系数可以作为城市经济环境管理的决策依据。

滆湖地区3种不同鱼类养殖模式的污染强度对比研究

通过对滆湖地区3种不同鱼类养殖模式的污染强度对比研究,结果表明COD在生长旺期的8月达到最高,其中池塘养殖水远高于围栏养殖,达29.3 mg/L。投喂饵料的围栏养殖水COD浓度为16.0 mg/L,也略高于不投喂饵料的围栏养殖水浓度。投饵与不投饵的围栏养殖水体的TN和TP浓度差别不大,在4月浓度最高,分别为4.37～4.68和0.53～0.63 mg/L;池塘水的TN和TP最高值出现在12月的枯水期,分别为5.71和0.73 mg/L。对养殖水体的2次浮游植物群落结构调查表明,7月池塘养殖水质属于中营养化,围栏养殖的2个试验点水质均属于富营养化,12月3个试验点水质均属于富营养化。提高饵料中的营养物质的消化利用率和充分利用天然饵料是控制水产养殖污染的关键。

中国省域污染强度变动的空间效应分解

降低污染强度对改进环境质量,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空间因素分解分析模型,本文利用LMDIⅠ分解技术,将污染强度的变动分解为三个空间效应:效率效应、密度效应和分布效应,并以中国24个省2007-2016年的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粉尘污染强度为样本进行了计算。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工业废水和二氧化硫强度逐步下降,而工业烟粉尘强度逐渐上升;密度效应为正效应,分布效应为负效应,效率效应则因污染物种类不同存在分化;效应程度由弱到强依次为分布效应、密度效应和效率效应。基于研究结论,本文给出以下政策建议:减少行政障碍,提高城市经济密度;保持废水空间排放效率上升的良好态势,重点抑制烟粉尘空间排放效率不利的变化;在制定城市体系规划时,力促经济活动向空间排放效率、经济密度提升更高的城市集中。

城市规模扩张对环境相对污染强度的影响研究——基于285个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形成了规模效应与拥挤效应,对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以2004-2019年我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分析城市规模扩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城市规模扩张在增加拥挤效应的同时也能带来规模效应,拥挤效应表现出持续增加,而规模效应则呈现出先递增、后趋于平稳的态势,当规模效应大于拥挤效应时,就表现为城市相对污染强度的降低。相对于中小城市与特大城市而言,大城市规模效应减去拥挤效应后的净效应更大。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增加人们对高质量环境的需求,从而强化环境规制,使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环境相对污染强度之间呈现出倒U形关系。因此,控制特大城市规模,推动大城市发展,有利于强化环境规制、发展绿色技术,从而增加规模效应、减少拥挤效应,在降低相对污染强度的同时逐步实现绝对污染强度的减少。

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降低水污染强度了吗?

横向生态补偿是实现流域跨界环境治理的重要方式。本文在对横向生态补偿如何促进水环境治理的内在机制进行制度分析的基础上,将安徽省和浙江省实施的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视为自然实验,采用2007—2015年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结合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科技投入以及"五水共治"等控制变量,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新安江流域跨省横向生态补偿试点对水污染强度的影响。在横向生态补偿中,水质达标时上游地区获得补偿,水质不达标时下游地区获得赔偿,通过水质标准明晰了上下游地区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并且通过环境绩效考核指标来实现制度的激励与约束相容,进而实现横向生态补偿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目标。研究发现,在分离了其他影响水污染强度的控制变量后,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显著地降低了上游黄山市和下游杭州市的水污染强度,并且政策效果具有可持续性。通过改变政策实施前后的窗期、变换样本对照组、将工业水污染强度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及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重新回归,检验结果依然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有效地促进流域生态环境的改善,是中国推进流域治理以及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创新,在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加以推广,横向生态补偿有望成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最后,从逐步推广横向流域生态补偿至中小流域,将生态补偿与精准扶贫、产业补偿等方式相结合以及在实施横向生态补偿过程中要注意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等三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政策、政策协同与工业污染强度——基于政策文本分析的视角

基于2007—2016年的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法建立了绿色金融政策指数,探讨了绿色金融政策与工业污染强度的关系,研究表明: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部门发布的绿色金融政策都有助于降低工业污染强度,但地方绿色金融政策降低工业污染强度的效果更好;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部门间的绿色金融政策协同性越高,工业污染强度降低的效果越明显。

高邮市城区污染强度与北澄子河环境容量的相关性

根据2004年度高邮市主要纳污河流北澄子河流经城区后,污染物增加量、城区段河流的自净量及河流剩余环境容量,计算出城区段河流的总环境容量,再通过各年度河流流经城区后污染物增加量及自净量,计算出各年度城区段河流的剩余环境容量,分析城区污染强度与北澄子河环境容量的相关性,得到线性公式,从而可以根据城区污染强度推算环境容量的变化,或根据环境容量的变化推算城区污染强度。

基于污染强度数据分析的资源型区域转型环保政策研究

资源开发对资源型区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而良好的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研究资源型区域的污染强度和减排潜力,对于推动资源型区域转型期的环保政策调整具有重要意义。采用均方差赋权法,以河南、宁夏、吉林、陕西、山东、安徽、江西7省、自治区内的41个资源型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测算各区域在2006年和2015年不同发展阶段的污染强度和减排潜力。结果显示:2015年各类污染物的排放量呈迅猛之势增加,其中废水和工业固体废弃物分别增长了9 467. 2万吨和580万吨;研究期间整体平均减排潜力增大了9. 1%,其中马鞍山市的综合减排潜力增大了61. 9%,环境污染状况加剧,而延安市减排潜力排名提高了15位,环境状况有所改善; 2006年各资源型区域的最大和最小减排潜力之差达到了0. 949,2015年更是达到了0. 975。各区域的环境污染状况和治污水平参差不齐,对环保政策进行差别化调整很有必要。

皖江城市带制造业污染强度和环境规制强度关系的研究

论文对皖江城市带各城市的制造业的污染强度指数和环境规制强度指数进行面板数据分析。根据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和污染强度指数是正相关的关系,污染程度越大,环境规制程度越大。这是符合皖江城市带工业污染近况和环境治理要求的;皖江各城市(除了马鞍山、铜陵以外)总体来说污染强度是下降的,说明现有的环境规制强度对皖江大多数地区的污染强度的降低呈现出积极的效果。在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和环境治理目标的优化上提出了相关建议。

生态环境部:指导各地开展汛期污染强度分析推动解决突出水环境问题

近年来,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但部分地区城乡面源污染逐步上升为制约水环境持续改善的主要矛盾,一些地方旱季“藏污纳垢”、雨季“零存整取”等问题突出。为指导各地开展汛期污染强度分析,着力突破面源污染防治瓶颈,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开展汛期污染强度分析推动解决突出水环境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降雨对小新村断面水质的影响及汛期污染强度分析

文章以小新村断面为研究对象,利用自动站数据研究2022年9月降雨对水质的影响,分析污染强度。结果显示,降雨量与CODMn相关性较差,与NH3-N、TP浓度呈正相关。降雨后1到2天,NH3-N、TP浓度日均值明显升高;降雨结束7天后,NH3-N、TP浓度降至前期水平。在台风“梅花”过境强降雨后,NH3-N浓度上升79.2%;TP浓度上升62.7%。此外,文章对汛期断面污染强度进行计算,分析了污染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5项措施。

雨污合流制地区溢流污染影响因素及管控建议

雨污合流制地区汛期溢流成为城市河流返黑返臭的重要原因,溢流污染的有效控制,对改善水环境,提升人民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有着重要作用。针对雨污合流制地区汛期溢流污染防控,总结了合流制溢流污染的特点、对水环境质量的影响以及合流制溢流污染的影响因素等内容,分析了我国溢流污染严重区域的分布特征并提出管控建议。研究发现,我国合流制溢流污水呈现出成分复杂、水量水质变化大、初期雨水水质差等特点,且合流制溢流污染会导致城市面源污染,加重地表水质恶化程度。通过分析合流制溢流污染的2个主要影响因素(降水量和管网条件),初步识别出我国溢流污染严重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南部地区,且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汛期降水量及管网密度与区域水质存在中等相关关系。为加强合流制地区溢流污染防控,提出要因地制宜制订汛期雨污溢流污染排放管控标准、开展溢流污染控制技术更新行动、加强汛期雨污溢流污染的全过程管理、加强汛期雨污溢流污染治理成效考核等具体建议,以期为有效控制合流制溢流污染,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提供参考。

农村水环境政策与污染的时空迁移特征及关系

为了揭示农村水污染与政策治理的时空演化关系,在测算政策力度与污染强度的基础上,绘制两指标的重心迁移轨迹,并结合夏普利值分解法确定各省份所属的“政策-污染”类型,进一步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深入剖析各类型下政策与污染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政策与污染的重心均位于我国东南部,但两者的迁移轨迹联动性较差,前者呈现“偏南-偏西-偏北-偏东”的迁移趋势,而后者整体向南迁移;从政策与污染的关系来看,“增长-降低”型省份的污染降低导致政策力度增长,且东、西部省份增长的动因有所不同;“降低-降低”型省份的污染降低会导致政策力度下降,但在具体污染维度上存在政策关注失衡现象;所有“污染增长”型省份在两指标上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建议在未来政策制定中考虑政策与污染结果的联动性,加强政策的精准性、协同性和前瞻性,这将有助于提升政策规制的效率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