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感知、村庄认同与农户生活垃圾处理行为——基于湖南省2508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户生活垃圾污染治理直接关系农村环境治理整体成效。采用湖南省农户调查数据和有序Logit模型研究污染感知、村庄认同对农户生活垃圾处理行为的影响效应与影响机制,发现:污染感知对农户生活垃圾处理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村庄认同对农户生活垃圾处理行为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但其通过制度信任这一中介机制间接促进村民生活垃圾处理行为;村庄认同在污染感知影响农户生活垃圾处理行为中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增强农户对生活垃圾污染及其危害的感知和认识,培育与强化农户村庄认同感,增强村干部的公信力和依法行政能力是切实推进农户生活垃圾处理行为规范化和环保化,实现生态宜居目标可行的优化路径。

环境污染感知、环保意愿与农民生活满意度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方式发生转变,改善生活质量成为公众更高层次的追求。生活满意度作为评价生活质量的重要依据,愈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文章基于环境污染感知视角,采用CSS2019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和OLS模型就生态环境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环境污染感知对农民生活满意度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该影响存在收入和区域差异。环保意愿在环境污染感知与生活满意度二者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当农民意识到环境污染恶化时,积极的环保意愿能缓解环境污染对生活满意度的消极影响。此外,相对于客观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感知更能直接反映环境质量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此,政府不仅要继续加强环境治理,优先解决农民反映最强烈的环境问题,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还要改善农民对环境质量的感知,提升公众环保参与度。

母亲身份、社会交往、环境污染感知与中国母亲群体的环境行为

在"社会化"论和"社会结构"论看来,母亲与环境的亲密关系浑然天成。那么中国的母亲群体在现实生活中是否表现得更环保、更亲环境呢?本文使用CGSS2013数据,勾勒了中国母亲群体的日常环境行为图景,并基于对客观结构和主观感知与母亲群体环境行为关系的考量,在母亲身份、社会交往、环境污染感知等关系维度上,探讨了中国母亲群体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及路径。研究发现,在公共领域环境行为上父亲表现得更积极,非母亲女性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上都表现得比母亲群体更积极;媒体使用、环境污染感知、受教育年限等对母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直接影响作用;媒体使用、社会交往亦通过环境污染感知对母亲环境行为产生间接影响。作为日常生活中的空间实践,中国母亲群体环境行为受到来自环境污染感知的多路径、复杂性影响。母亲群体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是推动生态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为此,应激发母亲群体的"亲环境"意识,以此推动生态型社区/社会的建设及绿色消费生活的普及;同时,在公共政策设计上,为不同生命周期的母亲群体提供更全面的社会支持和社会福利保障。

环境污染感知对固定和灵活就业群体健康影响的差异——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利用CGSS2015和2017的数据,运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及Fairlie非线性分解方法,实证分析了环境污染感知对固定就业和灵活就业群体自评健康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环境污染感知程度的提升会显著降低劳动者自评健康水平,对灵活就业劳动者的负向作用更大;异质性和Fairlie非线性分解结果显示,环境污染感知对固定和灵活就业群体的健康差异贡献度在东部地区、青年人群中更大,但随着年份推移,两就业群体因环境污染感知产生的健康差异在缩小;分化调节机制显示,超时劳动会显著强化环境污染对劳动者健康的不利影响,而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会抵消负向效应,调节效应在灵活就业群体中作用更大。因此,政府需持续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并提升灵活就业群体的职业地位;企业需针对灵活用工强化工作环境污染管理和监督,并完善特殊工时和薪酬制度;劳动者个体要提高自身健康素养和环境风险应对能力。

空气质量、环境污染感知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

公众对政府的评价一直是政府治理中的重大问题。本文以中国公众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评价为例,通过201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和匹配的区县层面的社会经济指标和空气污染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来分析环境治理绩效的客观指标、公众对空气污染严重程度的主观感知以及公众对地方政府环保工作评价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发现,客观的空气污染状况通过影响人们对空气污染的主观感知来间接影响个体对地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因此,政府治理一方面需要切实提高政府社会治理和服务的客观能力,增进民生福祉;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对民众主观感受的调查和数据收集。

环境污染感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的影响——兼论责任意识的中介效应

农村居民是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关键主体,其源头分类意愿关系着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成效,关系着“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的成败。本研究基于1374份陕西农村居民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环境污染感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的直接贡献,进一步探究环境污染感知通过责任意识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的间接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污染感知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意愿;环境污染感知正向促进农村居民的环境责任意识;责任意识在居民环境污染感知和源头分类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得以验证,而且责任意识的中介效应比例为38.50%;政治身份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垃圾源头意愿,受教育年限及政治身份均显著增强农村居民的环境责任意识。因此,为进一步强化农村居民的环境保护责任意识,提高其分类意愿,需要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提升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混合填埋、焚烧等传统处理方式深层次弊端与不足的认识,增强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不分类的隐性与长期不良影响的感知能力,从而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尾矿区居民的环境污染感知研究

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典型的铅锌矿尾矿区-铁炉子村为研究区,以问卷的形式调查了常住居民对开矿引起的环境污染的感知状况,采用秩和检验及相关分析方法,研究该尾矿区居民的环境污染感知状况与居民属性的关系。结果表明:(1)尾矿区居民认为该尾矿区最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为水污染,其次为粉尘和大气污染等。(2)超过50%的居民认为矿区的大气、粉尘和水污染等环境污染均与开矿有关系,且开矿对居民身体健康和生产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最有可能使居民患上肺吸尘等呼吸系统疾病,并使矿区周围的农牧业减产。(3)居民属性与居民对环境污染感知的相关关系表明,居民职业显著影响居民对水和噪音污染以及健康担心程度的感知,居民年龄与其对环境卫生污染的感知、居民文化程度与其对大气污染的感知、居住时间与居民对粉尘和水污染的感知均呈显著正相关,居民文化程度对环境卫生污染的感知、居民距矿区的距离与其对粉尘、水、噪音、环境污染感知均呈显著负相关,居民性别对环境污染的感知无明显影响。研究可为当地政府部门治理和规划尾矿区的环境提供理论依据。

空气污染感知与退休后再就业意愿——来自CLDS2016的证据

具有再就业能力和意愿的退休群体是有待激活和妥善配置的潜在人力资源,对于实现积极老龄化、缓解社会养老负担均有重要意义,而对于空气污染的感知和担忧可能是阻止该群体重返劳动力市场的重要致因。基于CLDS2016调查数据,研究证实了空气污染感知对退休群体再就业意愿的抑制作用,而城市层面的空气质量降级现象佐证了这一结论。此外,具有较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的退休群体的主客观空气污染偏离度较低,即更易低估环境污染现状并保持乐观。然而,互联网的使用将导致对空气污染现状的普遍高估,并使偏离程度加重。本研究着重探讨了空气污染在感知端对于劳动供给行为的重要影响,为洞悉阻碍退休群体再就业因素提供了来自环境质量方面的证据。

中孟居民空气污染感知与行为的比较研究——基于郑州市和达卡市的调查

本论文选取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通过对郑州市和达卡市两城市大气污染现状、大气污染治理政策以及当地居民对空气污染感知与行为等,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郑州市居民空气污染感知与行为呈弱正相关关系,居民空气污染感知与其受教育水平、年龄相关,居民环境行为与其性别、职业相关;(2)达卡市居民空气污染感知与行为呈弱正相关关系,居民环境行为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有关,但相关系数较弱;(3)郑州市与达卡市居民空气污染感知都相对较弱,两者比较,郑州市系数较大,但是达卡城市居民空气污染感知与行为较为一致,而郑州市居民空气污染感知与行为一致性较差。

环境污染感知与精神健康不平等——基于压力过程模型的视角

环境污染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以及对于整体精神健康不平等模式的作用目前仍缺乏社会学视角的研究证据。本文以压力过程模型为基本理论框架,运用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 2013),检验社会经济地位指标通过对居住地四种环境污染的感知对我国居民精神健康发生作用的双机制模型。结果显示,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对四种污染的感知程度均更高,而高污染感知会显著降低精神健康水平,因此,污染感知的压力暴露(中介)路径并非精神健康不平等的作用机制;但是,随着收入升高,卫生环境污染感知与精神健康的负相关关系减弱,因此,针对此类环境压力而言,压力暴露机制与脆弱性(调节)机制同时存在,后者对低收入者的精神健康不利,是导致精神健康不平等的原因之一。本研究厘清了污染感知压力与传统社会性压力在运作机制上的异同,同时也对于改善低收入者的居住卫生环境具有政策启示性。

大型垃圾处理设施周边居民污染感知影响因素及空间特征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内部的大型垃圾处理设施与居住空间相交叠,影响居民生活品质。论文以北京市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阿苏卫为研究对象,基于2019年8—10月获取的问卷数据,构建表征居民污染感知与污染源的空间距离、居民属性和居民主观认知3类因素关系的多层线性模型,以探索大城市邻避设施周边居民污染感知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街道的人口特征分析居民的污染感知空间特征。研究发现:(1)个体属性方面,学历、家庭收入等因素对居民污染感知具有正向作用;"老北京人"对垃圾处理中心污染最敏感,而"新北京人"对污染最不敏感;30~40岁的居民污染感知最强烈。(2)在主观认知方面,了解周边污染源,认为污染危害较大的居民对污染感知更敏感。(3)距离会直接影响居民的污染感知,也会影响其他因素对居民污染感知的作用程度,距离越远,学历、家庭收入及对污染源的了解程度对污染感知的影响越大。(4)距阿苏卫9 km以内的街道集聚着较多的低收入、低学历人口,这类居民缺乏必要的防护意识,需重点关注;距离在9~12 km的"回天地区"分布着较多高学历的"新北京人",居民污染感知的差异较大;距阿苏卫12 km以外区域的居民污染感知微弱,其邻避情绪可以通过正向的引导基本消除。

生活垃圾污染感知、社会资本对农户垃圾分类水平的影响——基于陕西1374份农户调查数据

农户是生活垃圾分类的源头主体,其分类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成效,关系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成败。基于农户分类行为的微观数据,本文结合"个体层面"与"集体层面"因素,分析生活垃圾污染感知、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的影响机理,并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对陕西农村1374份农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个体层面"的生活垃圾污染感知对农户分类水平具有明显提升作用,农户对生活垃圾在生态环境、社区环境以及身心健康方面产生的污染及影响感知越强,其生活垃圾分类水平越高;(2)"集体层面"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制度信任、社会参与及社会规范显著提升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但人际信任对其分类水平并无显著影响,说明社会交往频率较高、制度信任度较高、积极参与农村垃圾治理公共事宜以及认为村庄垃圾治理较好的农户,其分类水平较高;(3)女性的生活垃圾分类水平相较于男性更高一些,低收入家庭相对于高收入家庭的分类水平更高。因此,要实现生活垃圾可持续分类治理,全面建设生态宜居新农村,不仅要强化农户污染感知,而且需要构建良好的社区环境,通过网络沟通以及信息共享加强农户交往频率、提高农户的制度信任度以及公共事务参与度、强化社区约束机制,提升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

主观感知的环境污染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

人民幸福生活是“国之大者”,提升农民幸福感是中国推动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和重要议题。有别于以往多数分析客观存在的环境污染对农民幸福感影响的研究,该研究使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分析主观感知的环境污染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主观感知的环境污染显著降低了农民幸福感。其中相比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主观感知的土壤污染和水污染对农民幸福感的负向影响较为严重。在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逆向概率加权法和逆向概率加权回归调整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工具变量法控制潜在的内生性偏误后,该基准结果仍然稳健。②异质性估计结果表明,主观感知的环境污染对高学历、中西部地区和低收入农民幸福感的负向影响更加显著。③进一步的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民身体健康、农民心理健康和农民务农时间在主观感知的环境污染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其中农民身体健康中介效应占比为19.1%,农民心理健康中介效应占比为11.7%,农民务农时间中介效应占比为5.4%。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继续加大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投入,着重整治农村土壤污染和水污染,进一步扩大生态环境治理对农民幸福感的提升效果;关注中西部地区、低收入群体的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缩小中西部地区和低收入群体农民由于环境污染而导致的“幸福差距”。

基于固定监测阵列的输入型大气污染事件感知技术

网格化大气质量监测系统采用基于传感器法的微型设备作为监测节点,显著提高了系统的时空分辨能力。本文主要针对输入型大气污染的运动来向判别问题,在固定部署的网格化监测阵列基础上,通过对多节点间响应时间差的提取和排序,设计了输入型大气污染事件的感知方法,并以中新天津生态城的试验系统为例,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

利用单传感器的三维密闭空间突发持续污染源辨识研究

诸如载人航天器、潜艇及地下涵洞等有限空间,由于空间小、密闭性强、人员活动频繁,应对突发污染能力差,当发生突发污染事故,直接影响密闭空间内人员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亟需发展一种可行的突发污染源辨识方法,提高上述密闭环境应对突发污染事故的能力。针对三维密闭空间内的持续污染源,提出一种基于多位置假设的突发污染源定位方法,利用单传感器的观测数据实现三维空间内突发持续污染源辨识;为了提高起始污染浓度感知速度和突发持续污染源定位精度,同时提出采用单边U检测方法进行污染感知;另外针对影响定位的主要因素进行仿真分析。本项研究能够为三维密闭空间内突发持续污染控制提供有效依据。

政府治理绩效感知是否提高了公众的环保参与程度?——来自福州市黑臭水体调研与网络诉求数据的双重证据

网络时代的到来拓宽了市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渠道,为观察政府绩效的主观感知与公共参与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公众对政府黑臭水体治理的绩效感知是否影响其环保参与度?政府治理绩效感知又通过哪些渠道与作用机制产生影响?文章基于412份有效实地调查问卷和1202条网络热线问政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感知显著提升市民的环保参与概率,个体规范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在原有的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本文引入了居民污染感知和政治信任两个情感成分变量,发现污染感知强烈的群体越不愿意参与黑臭水体治理,良好的政府治理绩效感知可以有效缓解这种负向影响;政治信任则主要通过构建内在约束机制的方式约束公众个体规范,提高亲环境主义群体的环保参与概率。本文还利用网络诉求文本再次论证了基准结果。本文的实证结果为如何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引入心理学工具提高公众环保参与程度提供了经验证据。

公众理解雾霾污染——海淀区居民对雾霾的感知调查

本文旨在研究北京市海淀区居民对于雾霾污染的心理学反应,并以此为例,探讨一般人群对于空气污染的认知和态度。了解公众的关注和意愿,常常是环境管理中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动员全社会参与污染防治行动的前提。本文以问卷调查的方法,考察了海淀区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空气污染的感知觉察、情绪反应、责任归属和治理意愿等基本的理解状况。结果显示,受访者能够意识到目前本地区的雾霾污染,且关注度在近几年间不断提升。但人们对于复合型大气污染的成灾机制认知有限,表现为污染物识别较低,预防措施不得当。公众提高空气质量的意愿比较明确,但希望采取政府主导的治理方式。

心理距离对二手商品购买意愿的影响

顺应建设环保节约型社会的时代要求,研究如何挖掘二手市场的潜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此,本研究结合解释水平理论和传染原则,探讨了消费者与二手商品个人所有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对二手商品购买意愿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心理机制。通过三个实验,本研究发现扩大消费者与二手商品个人所有者之间的心理距离能够提升消费者对二手商品的购买意愿,而消费者对二手商品感知污染程度的降低是该影响背后的心理机制。此外,本研究还探讨了心理账户损耗对感知污染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低心理账户损耗条件下感知污染的中介效应显著,但高心理账户损耗会切断心理距离对感知污染的影响,最终导致感知污染的中介效应的消失。

消费者对二手商品的内隐态度及影响因素

购买或使用二手商品可以极大提高资源利用率,然而在我国消费者对二手商品的接受程度低。内隐态度对行为具有较高的预测性。鉴于此,文章从内隐社会认知的视角分析消费者对二手商品的内隐态度及影响因素。实验一采用错误情感归因范式探究被试在不同情境下对二手商品的内隐态度,结果表明被试对二手商品持有消极的内隐态度,并且这种内隐态度在不同情境下是一致的,支持了内隐态度具有稳定性的观点;实验二采用词汇判断任务范式探究消费者对二手商品持消极的内隐态度的原因,结果表明在消费者的认知观念中购买或使用二手商品并非一种窘迫的行为,即消费者对二手商品持消极的内隐态度的原因并非因为购买或使用二手商品会让自己感到窘迫,当今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从感知污染的层面解释消费者对二手商品持消极内隐态度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