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农业污染认知、农业污染补贴对耕地投入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河西五市385份调查问卷,运用Logit模型分析了农户农业污染认知、农业污染补贴以及两者交互对农户耕地投入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农业污染认知、农业污染补贴对农户耕地投入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农业污染补贴对农户农业污染认知具有传导作用,促进农户进一步改变耕地投入行为;受教育程度、非农收入也对农户耕地投入行为产生影响。指出应加强对农户的培训力度,建立合理补贴政策以及加强科学种植宣传力度。

沈阳居民光污染认知度的调查分析

以沈阳市居民对光污染的认知情况为实例,开展了问卷调查与分析,收回464份有效问卷.对有效问卷进行了统计分析.调查分析结果表明:有光污染意识的居民不到10%,从不知光污染概念的居民高达20%;虽然90%以上的居民认为夜间过亮的灯光严重影响睡眠,但当遇到光污染侵害时,大多数(63.9%)居民持忍受态度,并无意识采取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可见,沈阳居民对光污染的认知度还很低.

北京市民雾霾污染认知调查

以雾霾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京津冀区域中的北京为例,通过访谈、调查问卷、实地采访等多种形式调查了北京市民对雾霾污染成因、危害、防护、治理路径等的认知情况,通过计算机相关数据处理技术对北京市民雾霾污染认知进行了简要质性评价,分析了北京市民雾霾污染认知存在的问题,以期为政府部门设计加强北京市民雾霾污染认知的对策提供决策参考。

农民生活利益对污染认知观念的塑造——南村个案分析

特定村庄情境中,农民对污染的认知主要基于一定的生活利益。基于赣南南村经验分析发现,农民生活利益具体体现在时间、空间和个体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反映出村庄企业产权改革、农民生活空间和利益立场对污染认知观念的塑造。在时间层面,农民的污染认知经历了一体化共生到个体化利益表达的动态演变,而现实层面,生活空间和个体利益立场的差异形塑了农民的污染认知差异。具体来看,不同时期生活利益实现预期变动反映出污染认知的动态演变,而农民的生活利益在现实层面又无法得到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有效回应,这进一步强化了农民的污染认知确信。但由于不同个体具有生活空间和利益立场的差异,因而塑造了差异化的污染认知。

“癌症－污染”的认知与风险应对--基于若干“癌症村”的经验研究

目前医学上尚难认定"癌症村"中的"癌症-污染"关系。但在现实中,"癌症村"作为社会事实已经存在并持续影响了村民的生活。对所选浙江、江西、广东四个"癌症村"进行实地调查,并结合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讨论村民对"癌症"、污染及"癌症-污染"关系的认识及健康风险应对。虽然村民对外源性污染敏锐感知、对癌症高发极度担忧和敏感,但村民对"癌症-污染"关系的认识受外部认识的影响比较大,处于认知"连续谱"的两极之间。政府及相关部门难于在短期内消除因污染而致的健康风险,所以应对健康风险已是村民日常生活中的紧迫实践。他们尝试通过消除污染源、迁离污染源、改变水源、改变食物来源等办法规避健康风险。在风险应对过程中,经济因素影响其环境行动的强度及策略,也衍生出其它社会行动。更进一步,村民的风险应对往往嵌于乡村宗族势力、地方"绅权"及"单位制"遗存等社会结构中。

污染认知、村庄情感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研究

利用陕西省4县的863户的调研数据,基于ABC态度模型,运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污染认知、村庄情感以及二者交互项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污染认知、村庄情感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村庄情感可以强化污染认知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驱动作用。因此,应加强开展多样化的生活垃圾污染教育活动,营造愉悦、平等、信任与合作的村庄氛围,提高和培育农户污染认知和村庄情感,从而增强农户源头分类的积极性。

美国污染场地管理历程及对中国的启示——基于风险的可持续管理

本文从美国污染场地管理和治理历史的三个阶段,介绍了美国污染场地管理从高能耗修复到可持续风险管理的转变,并分析了美国可持续风险管理配套的导则和关键技术,以加利福尼亚州低风险地下储油罐场地管理作为案例分析美国污染场地风险管理理念,得出对中国污染场地管理的启示:积极研究国外污染场地管理历程,准确判断我国污染场地管理所处阶段;在修复策略的选择上引入可持续风险管理理念,避免过度修复;总结中国污染场地数据,加大风险管理技术的研发;加大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和环保界的认识水平。

农村水污染治理长效参与机制——以南京市郊区为例

农村水环境治理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治理主体主要为国家和当地政府,农村居民作为末端治理主体,缺乏对水污染治理全过程的参与和管理。通过调查南京市郊区农村居民参与水污染治理情况,以水污染治理认知为中介变量,农业总收入为调节变量,构建中介调节效应模型,聚焦政策宣传对农村水污染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机制,得出以下结论:政策宣传、水污染治理认知与农村水污染治理支付意愿彼此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水污染治理认知在农村政策宣传对水污染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政府宣传水污染治理政策的过程中,农户的水污染治理认知程度越高,越愿意为水污染治理付费;农业总收入在政策宣传对水污染治理支付意愿的作用机制中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研究丰富及完善了农村水污染治理支付意愿的作用路径,有助于农村水污染治理长效参与机制的形成。

“灰色生态学”污染及其治理——维希留技术批判理论的新进展

维希留的灰色生态学为我们理解生态学思想打开了全新视野。维希留指出,伴随交通和通信技术带来的时空压缩正在改变环境的尺度和维度,并因此给我们的生存造成破坏性后果。他提出一种灰色生态学构想,把技术及其文化后果置于生态学关切的根基。与流行生态学关心的是具体的物质污染问题不同,灰色生态学批判基于黑格尔的灰色本体论视角,聚焦距离污染,即速度对自然的实际大小的深度污染。与此同时,他通过“灰色生态学”概念进一步揭示了不断加速的世界所面临的距离污染、空间污染、认知污染等重大挑战,这些挑战使得基于空间的生存变得抽象,因而带来各种生存危机。灰色生态学通过速度圈污染揭示了人类改造世界过程中技术对环境和人类存在的深层次影响,并由此提出克服危机的启示,从而实现人与科学的进步认知、人与技术的和谐相融、人与世界的亲近体验。维希留的灰色生态学思想在全部的生态学思想中具有独特的价值。

公众对绿色电力的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8年CGSS数据库的分析

以风电、光伏发电为主的绿色环保新能源在能源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发展也正逐步从政府扶持过渡到市场激励,伴随着光伏发电与风电项目的大规模建设与推广,公众对绿色电力消费是否具有支付意愿是推进绿色电力系统市场化发展的关键。因此,本文利用CGSS 2018数据,探究公众对于以风电和光伏发电为主的绿色电力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为年龄、家庭经济状况、能源政策了解程度、能源污染认知以及环境支付态度五个方面,年龄与支付意愿呈显著负相关,而家庭经济状况、能源政策了解程度、能源污染认知以及环境支付态度均与支付意愿呈正相关。因此,可以针对公众家庭经济状况制定有差别的电力组合套餐,加强能源政策的宣传力度,着力提高公众的环境关注度与污染认知水平,从而激发公众的支付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