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是否导致了“污染避难所”?——基于直接诱发和间接传导的角度

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区域产业转移,在给西部地区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是否也导致西部地区成为"污染避难所"?鉴于此,本文选取了10个具有代表性的污染密集型产业部门,以中国各省份1990—2013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基于系统GMM的双重差分法,对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否会诱发污染避难所效应进行了判定,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传导机制进行了路径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没有导致污染避难所,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出现了区域转移滞缓现象;西部大开发战略对污染避难所不具备显著的直接效应,但会通过环境规制强度、市场化程度、公众环保意识和劳动产出效率传导出显著的中介效应;虽然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市场化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传导的污染避难所促进作用,让西部地区具备成为污染者"乐园"的可能,但西部地区相对较低的劳动产出效率起到了更明显的污染避难所抑制作用,最终导致西部地区没有沦为污染避难所。但随着西部大开发进程的深入,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劳动产出效率差距很有可能会渐渐缩小,导致其带来的污染避难所抑制作用逐步丧失。因此,设立合理的环境规制级差,从市场化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角度改善环境友好型产业的投资环境,同时正确对待来自中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是避免西部地区在未来成为污染避难所的关键。

“污染避难所”假说及其在中国的检验

“污染避难所”假说的理论依据是纳入环境要素的H-O理论,认为由于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故高污染产业必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我国是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是否已成为“污染避难所”?文中分析了我国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型并采用我国1999-2002年的相关数据对该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环境政策强度对外商FD I的流向影响很小,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并未出现明显的污染产业转移倾向。

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效应——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面板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在扩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方程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3年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粉)尘排放量构建环境污染强度、环境规制强度指标,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各地区环境污染强度的影响以及环境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各地区是否存在。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的实证结果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显著地降低环境污染强度,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所存在的污染避难所效应除了与不同的污染排放物有关以外,还与实行不同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区有关,且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单一的一致关系。本文还发现中国各地区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U型关系,虽然目前仍有部分地区的环境污染强度会随地区人均GDP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但多数地区处于拐点右侧,因此对环境污染物的强化治理依旧刻不容缓。

环境规制对中国碳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碳排放视角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检验

在低碳经济背景下，节能减排影响了中国碳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贸易吗？运用引力模型和2000-2010年面板数据，检验了CO2，排放强度衡量的环境规制对中国碳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的影响。结论如下：中国环境规制对中国碳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贸易有着明显的负影响，中国存在显著的污染避难所效应。从单个行业看，除石油加工业外，金属冶炼业、机械设备制造业、化学工业、金属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都受到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中国应实行适度严格的环境规制，不能轻易对外承诺较大幅度的碳减排责任；而各行业必须立足长远，加强技术创新，提高国际竞争力。

FDI、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效应——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经验分析

随着中国吸引FDI的规模不断攀升,环境污染水平也呈现不断恶化趋势。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污染密集型的跨国企业为了规避本国严格的环境规制而迁往环境规制较宽松的国家,但相关的实证研究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据。本文采用1998-2007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利用综合指数方法构建我国的环境规制指标,同时通过引入政府效率指标、政府反腐败程度指标和其它控制指标来建立计量模型以充分反映我国各地区的特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FDI的关系显著为负,这说明外商在对我国进行区位选择时,认为环境规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我国国内各地区间存在着污染避难所效应。同时,政府效率和政府反腐败程度也是外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东部地区对政府效率和政府反腐败程度更加敏感。

中国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区域效应——以大宗农产品为例

本文利用综合指数方法构建中国农业环境规制强度相对水平指标,援引2000—2011年31个地区的农业相关数据,通过计量模型检验国内各地区的农业环境规制相对差异对主要农业部门投资强度的影响程度,并通过稳健性检验验证了研究结论。结果发现:国内大宗农产品的生产都存在长期递增的稳健的污染避难所效应,饲养业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强于种植业,且主要部门的效应强弱依次为:肉类产品>奶类产品>蔬菜>油料>糖料。最后在分地区实证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促进各产业未来发展的区域策略。

中国对外产能合作不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理论与现实依据

国际产能合作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表现,是解决国内产能过剩的突破口,目前已初步取得一定成效。同时,我国推动产能合作还伴随着一些理论质疑,其中包括对污染转移的担忧,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寻求"污染避难所"。这一假说并不成立。尽管国内仍有不少污染型产能,但不具备国际竞争优势,对外合作的盈利空间很小。能够开展产能合作的企业通常清洁生产能力较强,环境成本占其总成本比重较低,不具备通过对外转移逃避环境责任的动机。而且,对外产能合作是由工程项目带动的全面合作,境外经营最终要实现属地化,在形成与当地原有产能的紧密产业链关系后,我国投资方治污控污的技术和经验将产生正向溢出。

“污染避难所”假说检验——基于中国与美、日、德双边贸易内涵污染的实证研究

该文通过测算2001-2014年中国与美国、日本、德国制造业的贸易内涵污染平衡(BEET)和贸易污染条件(PTT),结论如下:中国在与美、日、德的双边贸易中一直为环境污染赤字国,各制造行业也基本为污染赤字行业,但污染赤字在逐年缩小,"污染避难所"假说成立;中国对美、日、德的出口品比进口品更具有污染性,但出口品相对进口品的污染性在逐年降低;中国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严重,其次是废气污染物;对BEET的环境效应分解显示,规模效应影响为负,技术效应影响为正并有效减少了中国的污染赤字,结构效应的影响在固体废物方面为负,在废水和废气方面并不显著;引起中国PTT下降的主要原因为技术效应的正向作用;应积极调整贸易结构,提高技术水平、生产效率,加强对部分行业污染的有效治理,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从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两方面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贸易的环境赤字,降低出口品生产造成的污染。

我国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分析——基于“污染避难所”假说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检验

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运用Antweiler,Copeland和Taylor(2001)的理论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贸易自由化环境效应的主要影响路径,并着重考察了要素禀赋和污染控制成本在贸易自由化对环境变化的结构效应中的作用,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总体增加了污染排放,贸易的规模效应带来的污染增加超过了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引起的污染减少;"污染避难所"假说对于中国并不成立,中国要素禀赋决定的贸易模式使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结构效应为负,即降低了环境污染。

污染避难所假说和林德假说——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污染避难所假说和林德假说在传统上独立,但都涉及跨国企业的区位选择。对于生产高质量产品的跨国企业而言,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区位选择需要权衡污染避难所效应和林德效应。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外企数据,构建了新的环境规制指标和质量需求结构指标,对污染避难所假说和林德假说进行了统一检验。基于条件Logit和嵌套Logit两种估计方法的实证结果显示:两种假说对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外企都是成立的,其中环境规制强度对高污染行业外企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人均收入和产品质量需求结构对于吸引高质量外企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中国生猪产业转移是否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

本文在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利用1992—2014年中国30个省区的相关统计数据,研究畜牧业环境规制对生猪产业转移的影响,以验证"污染避难所"效应是否存在。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而言,环境规制有效推动了生猪产业的区域间转移,存在显著的"污染避难所"效应,且当期较为成熟的环境规制对生猪产业的影响程度最强,早期实施的环境规制对生猪产业转移的影响会随时间向前推移而逐渐减弱;从区域层面而言,在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内,环境规制对生猪产业转移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在东部地区这一作用最强,而中、西部地区相对较弱。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8—200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各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相对而言,经济规模、基础设施状况和外资的集聚效应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且,环境规制和FDI的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和FDI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可以认为,"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成立的证据不足。

理解污染避难所假说

污染避难所假说是现代国际经济学领域中一个颇受争议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构筑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对这一假说进行了剖析。我们首先将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境外部性效应等策略变量纳入到一个北南国家的贸易模型中,由此勾勒出外国直接投资和环境污染相互影响的关系,即外国直接投资并不一定造成环境的恶化,相反,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外国直接投资还可能降低东道国的污染物数量,从而对改善环境质量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没有找到污染避难所假说成立的理论依据。

国际贸易中“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实证研究述评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环境规制较严格的国家对贸易竞争力负面效应的担忧也随着增加。当今的全球化趋势在导致贸易壁垒不断削减的同时,各国的环境规制却随之不断提升。近年来环境规制与污染产业迁移的关系倍受关注,成为贸易与环境研究的前沿问题。国际贸易模式的变动意味着生产和消费模式的改变,从而对污染水平产生影响。本文的目的是对环境规制差异导致的生产、净出口和污染排放效应进行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对实证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数据、模型和结果进行评述。本文首先介绍了国际贸易中污染避难所实证研究所使用的典型方法,然后就污染避难所的涵义进行了界定并对主要的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最后对文章所使用文献的方法、数据来源、关键指标的衡量、产业的选择及控制变量进行分析与评价。尽管还存在着一些模糊不清的认识,但现有研究还是取得了相当进展。

外商直接投资的污染避难所效应会一直存在吗?——基于动态门限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污染避难所"与"污染光环"两种对立假说,分别构建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废水、二氧化硫、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动态面板模型对两种假说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三种污染物排放量的上升。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生活环境城市化、生活条件城市化四个维度构建城市化水平评价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城市化水平进行测算,采用动态门限面板模型研究了不同城市化水平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污染避难所效应会随城市化水平的上升而减弱;从东、中、西三大区域对污染避难所效应进一步探讨,结果表明东部地区不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中、西部地区总体上污染避难所效应明显。

“污染避难所假说”的研究进展

“污染避难所假说”指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管理能力和环境标准都显著地低于发达国家,在资源配置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的一些污染产业或企业有可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施加负面影响。本文对“污染避难所假说”研究进行梳理,分析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财政分权、外商直接投资与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1995-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财政分权、FDI和单位GDP能耗的关系。研究发现,从全国情况来看,FDI是污染避难所效应产生的主要途径,财政分权一方面降低了地方政府节能减排的意愿,另一方面通过地方政府对FDI的争夺强化了污染避难所效应。从各区域情况来看,东部地区引入FDI对降低单位GDP能耗起到了微弱的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引入FDI却促进了单位GDP能耗的增长,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和FDI的跨区域转移是形成污染避难所效应区域性差异的主要原因。

中国省际产业转移与污染避难所效应检验

国内垂直化分工推动省际间产业转移升级,同时促进污染产业集聚,"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环境规制的差异是引发污染产业转移的诱因。在借鉴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区域省际间是否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不同省份产业之间的规制强度差异及特定产业在不同省份之间的规制强度差异较为显著;在同一国或同一经济区域内,由于发展不平衡和环境规制强度存在差异,污染避难所效应是存在的;西部省份和净转入省份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比中部省份更强,均宜适当增加规制强度来抑制污染避难所效应。

国际贸易、地区CO_2排放与“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全国30个省区数据分析

国际贸易的开展,给我国环境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文章通过加入环境要素的国际贸易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并利用30个省区的贸易、排放等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到了以下几个结论:发达国家通过出口非环境密集型商品、进口环境密集型商品将排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排放跨境转移;2008年我国净出口内涵排放量为11.875亿吨,占国内总排放量的14.84%,我国通过国际贸易成为CO2净出口国;"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成立,一省平均对外依存度高于20%就有极大可能沦为"污染避难所"。

中国对欧盟出口比较优势行业的碳密集型程度——基于中国“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再检验

运用2005—2016年中国对欧盟工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基于比较优势对一国国际贸易专业化分工的引擎作用,从两个维度验证中国与欧盟的贸易是否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对欧盟具有出口比较优势行业的碳密集型程度均不高,"污染避难所效应"尚未在中国实际凸显,但工业行业碳密集型程度与环境规制强度变量分别对其出口比较优势具有显著的正向与负向影响,故在中国工业行业发展的现实状况下,即使中国对欧盟的出口目前尚未产生"污染避难所效应",也面临"污染避难所效应"的潜在威胁,须引起重视。为避免"污染避难所效应"在中国产生,一要进一步深化产业结构,推进污染治理技术创新,培育低碳导向的产业共生系统,以降低各行业的碳密集型程度;二要改革政绩考评导向、优化政府环境规制结构,协调消费、生产与碳减排的关系,以进一步加大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并强化执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