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中国碳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碳排放视角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检验

在低碳经济背景下，节能减排影响了中国碳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贸易吗？运用引力模型和2000-2010年面板数据，检验了CO2，排放强度衡量的环境规制对中国碳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的影响。结论如下：中国环境规制对中国碳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贸易有着明显的负影响，中国存在显著的污染避难所效应。从单个行业看，除石油加工业外，金属冶炼业、机械设备制造业、化学工业、金属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都受到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中国应实行适度严格的环境规制，不能轻易对外承诺较大幅度的碳减排责任；而各行业必须立足长远，加强技术创新，提高国际竞争力。

FDI、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效应——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经验分析

随着中国吸引FDI的规模不断攀升,环境污染水平也呈现不断恶化趋势。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污染密集型的跨国企业为了规避本国严格的环境规制而迁往环境规制较宽松的国家,但相关的实证研究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据。本文采用1998-2007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利用综合指数方法构建我国的环境规制指标,同时通过引入政府效率指标、政府反腐败程度指标和其它控制指标来建立计量模型以充分反映我国各地区的特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FDI的关系显著为负,这说明外商在对我国进行区位选择时,认为环境规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我国国内各地区间存在着污染避难所效应。同时,政府效率和政府反腐败程度也是外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东部地区对政府效率和政府反腐败程度更加敏感。

中国省际产业转移与污染避难所效应检验

国内垂直化分工推动省际间产业转移升级,同时促进污染产业集聚,"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环境规制的差异是引发污染产业转移的诱因。在借鉴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区域省际间是否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不同省份产业之间的规制强度差异及特定产业在不同省份之间的规制强度差异较为显著;在同一国或同一经济区域内,由于发展不平衡和环境规制强度存在差异,污染避难所效应是存在的;西部省份和净转入省份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比中部省份更强,均宜适当增加规制强度来抑制污染避难所效应。

中国对欧盟出口比较优势行业的碳密集型程度——基于中国“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再检验

运用2005—2016年中国对欧盟工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基于比较优势对一国国际贸易专业化分工的引擎作用,从两个维度验证中国与欧盟的贸易是否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对欧盟具有出口比较优势行业的碳密集型程度均不高,"污染避难所效应"尚未在中国实际凸显,但工业行业碳密集型程度与环境规制强度变量分别对其出口比较优势具有显著的正向与负向影响,故在中国工业行业发展的现实状况下,即使中国对欧盟的出口目前尚未产生"污染避难所效应",也面临"污染避难所效应"的潜在威胁,须引起重视。为避免"污染避难所效应"在中国产生,一要进一步深化产业结构,推进污染治理技术创新,培育低碳导向的产业共生系统,以降低各行业的碳密集型程度;二要改革政绩考评导向、优化政府环境规制结构,协调消费、生产与碳减排的关系,以进一步加大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并强化执行效果。

环境规制与新建企业“污染避难所效应”研究

通过构建包含中央、地方政府与企业在内的三主体演化博弈模型,从多主体博弈的视角探讨行业维度新建企业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演化稳定机制,并以历年环保部出台的清洁生产标准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对相关命题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清洁生产标准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行业内企业新建概率和新建企业数量,证实了行业维度“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在性,且中央与地方策略互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一效应的发挥;新建企业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具有显著的污染密集型、企业效率以及所有制异质性特征,环境规制对低污染企业、低效率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更显著。未来,可以从推进工业环境治理从末端治理向过程管理转型,促进污染行业绿色转型升级;强化环境治理垂直监管,弱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不完全执行激励,保障地方环境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提高环境规制政策的行业和区域针对性,优化行业与区域资源配置效率;加快编制清洁生产规划,不断建立健全清洁生产工作机制等方面进行改进提升。

环境规制、区际产业转移与污染避难所效应——基于省级面板Poisson模型的实证分析

首先构建了一个解释污染避难所效应的理论模型,并提出了若干假设。然后,采用2004年到2008年转移产业中新建企业的面板数据,借助反映企业区位决策的Poisson模型,证实了中国区际产业转移中确实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最后表明,环境规制对重污染型新建企业的影响要大于对轻污染型新建企业的影响,且该影响会随着企业资本密度的提高而降低。此外,环境规制对中部地区的影响要比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大。

中国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区域效应——以大宗农产品为例

本文利用综合指数方法构建中国农业环境规制强度相对水平指标,援引2000—2011年31个地区的农业相关数据,通过计量模型检验国内各地区的农业环境规制相对差异对主要农业部门投资强度的影响程度,并通过稳健性检验验证了研究结论。结果发现:国内大宗农产品的生产都存在长期递增的稳健的污染避难所效应,饲养业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强于种植业,且主要部门的效应强弱依次为:肉类产品>奶类产品>蔬菜>油料>糖料。最后在分地区实证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促进各产业未来发展的区域策略。

碳排放规制、国际产业转移与污染避难所效应——基于45个发达及发展中国家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现有研究对低碳经济如何影响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讨论大多为定性分析,缺乏基于经验数据的定量考察。文章利用2002-2012年45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面板数据,从碳排放规制入手,研究了当下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对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及地区相对中国的碳排放规制加强会促使产业向中国转移,发达国家对华产业转移存在碳排放规制层面的"污染避难所"效应,但这一因素并不是影响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对中国产业转移没有显著受到两者之间的碳排放规制相对力度变动的影响。

母国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对污染避难所效应的一个解释

文章在Naughton（2014）提的概念性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企业FDI决策模型，在合理的假定下得到了提高母国环境规制对企业FDI会产生倒u型影响的结论。母国环境规制的加强会产生污染避难所效应和停业效应，两个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母国环境规制对FDI的倒U型影响。文章利用2000～2010年24个国家对中国进行FDI的数据，使用引力方程模型和面板数据分析方法验证了这种倒U型关系的存在。

环境规制、要素禀赋与企业选址——兼论“污染避难所效应”和“要素禀赋假说”

为从宏观层面上明晰环境规制和要素禀赋在企业选址中扮演的角色,首先从理论上对比"污染避难所效应"和"要素禀赋假说"两种理论,提出了一个有待验证的假说。此后,以中国2003—2007年255个城市作为样本,采用负二项回归方法,验证了环境规制和要素禀赋对企业选址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环境规制直接影响企业选址,从比较优势框架来看,环境规制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均是企业选址的动因;第二,环境规制通过改变生产要素结构间接影响企业选址,这一机制表现为环境规制使得一个地区的要素禀赋发生结构性变化,进而影响企业尤其是污染企业选址;第三,环境规制和要素禀赋对企业选址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对发达地区企业、低生产率企业和民营企业选址的影响较为显著。以上三个结论不仅突出了环境因素在企业选址中的作用,而且反映了不同类型企业所受影响存在差异,对如何运用环境、劳动力等要素来优化资源配置有一定现实启发。

中国工业的污染避难所区域效应——基于2002—2012年工业总体与特定产业的测度与验证

随着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确保经济增长与改善环境质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利用综合指数法构建中国工业环境规制相对强度指数,接着使用2002—2012年30个地区的工业面板数据进行变量甄别和模型修正,在此基础上测算了全国及区域工业环境规制相对差异等自变量对于工业总体以及29类特定产业的投资强度的影响程度,进一步通过稳健性检验验证了工业总体的研究结论,并且详细阐释了各自变量影响工业投资产生的一些研究结论。结果发现:就工业总体而言,全国总体、东部及西部并不显示污染避难所区域效应,而中部则存在长期稳健的污染避难所区域效应;国有投资工业不显示污染避难所区域效应,而港澳台投资工业及外商投资工业存在该效应。就特定产业而言,有10类产业存在污染避难所区域效应,并把29类产业做了4种类型的划分。最后依据分析结果提出了促进区域各类产业未来发展的思路。

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来自新建制造业企业选址的证据

利用城市一级数据,本文运用泊松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中国新建制造业企业选址的影响,基于增量变化的视角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看,在全国范围内环境规制对新建企业的迁入具有显著的约束作用,环境约束越放松的地方越容易吸引污染型企业,即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通过对东中西三个地区进行的比较研究,本文进一步发现,"污染避难所"效应无论是在东部地区内部,还是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都十分显著,环境规制对新建企业的迁入有显著的约束作用;但是在中西部地区内部则没有显著的表现。以上结果表明,"污染避难所"效应呈现一定的梯度特征。

动态演化博弈视角的环境规制与产业国际竞争力再检验

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实现:环境规制水平增加会提高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产品竞争优势,即“成本效应”;环境规制水平增加会促进企业推行研发创新等节能减排措施,即“创新效应”;企业会将生产从高环境规制水平地区转移到低环境规制水平地区,即“污染避难所效应”。三种效应存在区别与联系,对它们的单独研究,在结论上可能会导致较大偏差,对实践的价值意义也可能会大打折扣,因而有必要综合考量三种效应。通过建立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两阶段博弈模型,将环境规制的三种效应纳入统一理论框架中进行综合分析,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开放经济条件下多角度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机制,进而得出差异化结论。地方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和政策时,需充分考虑各行业对环境规制的响应程度,以兼顾环境规制及政策实施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

内资和外资:谁更有利于环境保护——来自我国工业部门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层面分析了我国内资和外资工业部门在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三种污染物上的污染排放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在废气的结构效应和固体废弃物的技术效应上,内资工业部门比外资工业部门更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在废气的技术效应、废水的结构效应和固体废弃物的规模效应上,外资工业部门比内资工业部门更容易导致环境质量的恶化。该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的存在,从而蕴含着相应的政策涵义。

环境规制、政绩考核与企业选址

基于"污染避难所效应"等相关理论,环境规制能否影响企业选址?在此过程中,政府治理目标设定,即政绩考核指标设定如何发挥作用?目前国内相关研究极少。本文通过研究环境规制以及政绩考核指标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以此明确两者在优化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以促进经济-环境双赢。从中国现实出发,本文将2003—2008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进行匹配,采用负二项回归方法,验证环境规制和政绩考核指标对企业选址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选址呈现倒"N"型影响,大部分样本依然处于第一阶段,环境规制不利于企业选址,而且环境规制对低污染、低生产率企业选址的影响较大;加强对环境绩效的要求,从总效应来看,对低污染、低效率企业选址的抑制作用更大;强调经济绩效指标更能促进低污染、低效率的企业选址。本研究结果对环境规制作用的发挥提供了一定启示,不仅丰富了环境规制与资源配置领域的文献,还有助于理清政府治理目标与微观企业选址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