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点证人豁免及其博弈分析

污点证人豁免 ,是指污点证人因作证而享受原本应受刑罚全部或部分豁免的一种刑事司法措施。美国的污点证人豁免规则发展得最为完善 ,它的发展经历了“使用豁免”(或称利用豁免 )、“衍生豁免”(或称派生豁免 )和“罪行豁免”(或称交易豁免 )的豁免形态。豁免诉讼博弈的标准形式博弈结构由该诉讼博弈主体、战略、收益组合而成。它的博弈解是由占优解、纳什均衡解以及精炼贝叶斯均衡解等构成 ,诉讼博弈规则的失范构成豁免诉讼博弈的证据黑市 ,也需要引入衡平原则来求解其诉讼博弈解。

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现实性思考

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发端于反对被迫自证其罪特权，作为抵消沉默权的措施而建立，在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深远意义。一。

建立我国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实证分析——以贿赂案件为例

本文通过借鉴域外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结合我国查处贿赂案件的实证考察,对在我国引入和建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建立我国污点证人作证制度的构想,为完善我国打击严重的贿赂犯罪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研究

污点证人与清白证人最根本的区别是污点证人本身涉嫌犯罪。污点证人豁免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司法交易,与一般的刑事措施有质的区别。针对我国对抗式庭审的推行、司法资源的不足以及证人制度不健全等多种现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污点证人豁免制度是一种必然趋势。

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初论

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存在有其相应的价值基础、思想理念基础和刑事政策基础。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污点证人豁免制度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我国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可以从两条路径进行,即对主动作证的污点证人可以采取酌定不起诉的豁免方式,对被动作证的污点证人可以采取证人作证豁免权的豁免方式。

论污点证人之豁免

污点证人因与已被控诉的嫌疑人的犯罪行为有某种牵连,而与控方达成一项交易,达到回避控方对自己的追诉和指证该犯罪嫌疑人罪行的双重目的。污点证人豁免的理论基础在于反对强迫自证有罪的权利。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境外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境外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一整套体系完整的法律制度,其独特的豁免方式在打击贪腐犯罪和保障人权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在引入和移植该制度时,有必要通过分析比较境外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相关立法和实践经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论我国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及其构建

在我国建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非常必要。本文在比较了境外通行的"使用豁免"和"罪行豁免"两种制度的优劣之后,建议我国未来采取罪行豁免。通过对现有的司法实践分析表明,我国事实存在类似的污点证人豁免制度,但缺乏明确的立法,导致实施的不规范,对此本文提出了制度构建的建议。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与立功制度的比较考察——兼论构建我国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域外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与我国的立功制度虽然在打击犯罪、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刑事司法效益方面有着相似之处。但是二者在理论基础、制度设计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同时较之于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现有的立功制度在获取打击严重犯罪的证据方面略逊一筹。为解决取证难,尤其是获取证明严重犯罪的证据方面的难题,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建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反腐案件亟待引入“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以其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和对刑事诉讼所具有的积极效应而被众多国家所采用。确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是我国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义务,也有利于缓解目前反腐案件中立案难、取证难、定罪难的困境。本文就污点证人豁免制度路径选择、与相关制度区别和证人保护进行探讨。

冲突与平衡: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诉讼价值研究

任何一种制度的设计及应用都以实现一定的价值为基本点和归宿,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亦莫能外。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刑事诉讼需要实现的正义、秩序、效率等价值,也正是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所追求的价值。从法的价值冲突与平衡理论为视角对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诉讼价值进行分析,有助于这一制度在立法上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探析

所谓作证豁免是指具有犯罪污点的人为了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而自愿作为控诉方的证人,从而可以免受刑事追究,或被给予刑事上从轻处罚,或因此而取得对其不利的证据材料不被采用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污点证人作证豁免权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证据使用豁免权;另一种是罪行豁免权。

论污点证人刑事豁免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污点证人刑事豁免制度最早出现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中，是指控方为了取得某些重大案件的证据，以追究犯罪，对同案或者其他案件中罪行较轻的犯罪人做出承诺，如果其提供案件的关键证据，将不再对其提起诉讼。侦破和打击有组织犯罪一直是各国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中较为头痛的问题，如何在解决取证困难、司法资源缺乏等问题的同时又能保证对犯罪的打击力度成为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

受贿行贿一起查的证据法挑战及其应对

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对于净化权力运行环境、消除受贿犯罪诱因、推进贿赂犯罪的源头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在传统的贿赂犯罪查办模式中,办案机关通常采取特别减免行贿者刑事责任的方式,以换取行贿者的证言及其对办案活动的配合,进而实现对受贿者刑事责任的追究。受贿行贿一起查必然要求严格控制对行贿者适用此种激励机制,从而会影响行贿者认罪和供述的积极性,给贿赂犯罪的证明和追诉带来重大挑战。贯彻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反腐败方略,需要在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追究受贿人和行贿人刑事责任的同时,破解贿赂犯罪的证明难题,审慎构建污点证人豁免制度,重视发挥技术调查措施的作用,优化推定证明机制,有限度地引入合意事实观。

行贿罪立法新动向之思考——兼议行贿罪废除论

2015年8月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我国对行贿犯罪"立法从严""司法从宽"的悖论更加凸显。从立法因果论出发应当严惩行贿犯罪,从司法效果论出发则应宽宥行贿犯罪,解决这一悖论,不应作"非宽即严"的简单取舍,而应"宽严相济",既坚持严惩行贿犯罪的立场,又采取措施走出受贿犯罪难以查处的困境。要从刑事实体法上调整行贿罪的刑罚结构,严密行贿罪法网,同时在刑事程序法中构建腐败犯罪"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对于反腐败而言,建立健全权力监督和制约体系才是治本之策。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行中的选择性不起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认罪又认罚的从宽和特殊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认罪从宽两种情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实体从宽既包括量刑从宽也包括定罪从宽。该制度的推行强化了检察机关选择性不起诉的权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传统上以起诉法定主义为主、轻罪案件才适当兼采起诉便宜主义的审查起诉原则,但也加大了滥用风险。检察机关的选择性不起诉主要存在六种不当情形:身份优遇型;法不责众型;稳定大局型;控辩交易型;教训策略型;徇私枉法型。防范选择性不起诉的滥行,在法律层面需要废除'公诉转自诉'制度,构建准起诉程序和法官事前同意制度,完善法院对检察机关选择性不起诉的审查和制约机制;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特别是值班律师制度,构建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赋予不起诉一定的实质确定力,防止不起诉后的随意再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