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症污名的研究新进展

认知障碍又称认知症。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受认知症和阿尔茨海默病影响的人群在不断增多。有关认知症的污名在国际社会被公认为普遍存在,但相关的研究却十分有限。本文通过梳理既往有关认知症污名的研究成果,发现有关认知症污名的定义和测量方式有待统一,有关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研究十分欠缺,能够进行因果推断的证据缺乏,干预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均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于认知症污名的研究,为打破传统污名研究领域中二元主体视角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同时,对认知症污名形成机制的讨论,也可以深化学界对标签理论和归因理论的探讨。

基于GTWR模型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减污降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7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2011—2020年三大城市群减污降碳协调度,使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探究各城市群减污降碳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减污降碳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截至2020年,三大城市群减污降碳均达到协调状态,其协调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影响因素回归结果显示,城镇化、科技创新和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减污降碳协同,人口集聚、产业结构则会抑制减污降碳,而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在三大城市群间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异质性。基于此,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创新以及政策规制层面提出差异化的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策略,助力各城市群乃至长江经济带减污降碳目标的实现。

中国水泥行业2011-2022年二氧化碳和大气污染物排放分析

2011—2021年,熟料产量呈波动上升趋势。水泥行业整体生产运行水平不断提高,熟料单条生产线平均规模由43.8万t/条提升至115.3万t/条,熟料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14.4%,熟料单位产品CO_(2)排放强度下降6.3%,但CO_(2)排放总量增加了13.8%,与氮氧化物减排趋势形成较大反差,碳污治理水平差距明显。熟料生产中石灰石分解和煤炭燃烧过程的CO_(2)排放合计占比为92.9%~93.8%,是CO_(2)排放的主要来源。由于熟料系数偏高、非碳酸盐原料替代不足、综合能耗仍然较高等原因,安徽等7个熟料产量大的省份的CO_(2)排放强度高于全国。建议实行碳酸盐熟料产量总量控制,逐步降低熟料应用比例,加快建材市场熟料产品和非碳酸盐原料替代,降低高标号水泥使用比例。应大力推广水泥行业节能降耗增效技术,加快熟料落后产能淘汰。对熟料产量大、碳排放强度高的地区,应结合当地碳排放特点,实行差别化降碳策略。各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应因地施策推进水泥行业减污降碳工作。

燃准东煤电站锅炉沾污结渣特性及防治措施研究进展

新疆地区的准东煤预测储量高达3900亿t,然而煤灰的高沾污结渣倾向严重制约着准东煤在电站锅炉的安全经济利用。为了明晰沾污结渣机理,推动准东煤在电站锅炉的高比例掺烧甚至纯烧,该文从准东煤的无机组分组成、煤的成灰特性、灰的沉积特性、电站锅炉受热面沾污结渣特性和防治措施5个方面对相关基础研究和工业应用情况进行总结。碱金属钠的释放、冷凝和低熔点组分的形成是沾污结渣主要原因,混煤和添加剂的使用以及燃烧调整是最常用的应对措施,降低炉膛出口烟气温度、优化受热面布置和吹灰方式是目前主流的炉型设计思路。开发完善新的炉型和技术手段有望为纯烧准东煤提供解决思路,但还需要应对燃准东煤电站锅炉灵活低碳发展过程的新挑战。

生态带共建视域下京津冀地区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研究

京津冀地区碳污(大气中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排放量与环境承载力极不匹配,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虽可以从排放端缓解碳污超排压力,但减排潜能不足仍需引入“自然适应”方式提升环境治理效率。基于此,该研究在测度碳污排放量基础上,使用Copula模型对京津冀地区碳污协同风险进行识别,并结合区域生态带类型及其碳污吸收特征,对碳污排放和吸收匹配关系进行动态分析;同时以京津冀地区共建度为主要影响因素,逐渐增加京津冀地区生态带规模,分别设置基准、保守、折中、激进共4类10个情景进行模拟,分析不同共建水平下绿色生态带与净碳污排放量间的互动博弈关系。结果表明:①2011-2019年,京津冀地区大气中碳排放量波动上升并在2018年达到最大值(1323.164 Mt),污染物排放量波动下降并在2015年达到最大值(402.9×10^(4) t)。尽管京津冀地区污染物排放风险有所降低,但碳排放风险并未随之降低。②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碳污排放量大于生态带碳污吸收量,其中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符合减污降碳发展方向,唐山市、天津市、石家庄市、邯郸市、北京市与减污降碳方向相反,秦皇岛市、沧州市、廊坊市、衡水市、邢台市属于“低排低吸”类型。③各情景模拟中,激进情景下碳污排放综合风险值最小,为0.055;S0情景下碳污排放综合风险值最大,为0.648,情景模拟发现绿色生态带共建可以有效提高减污降碳效能,从而降低京津冀地区净排放量,且共建水平越高越符合减污降碳发展目标。研究显示,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碳污平衡匹配关系不稳定,虽然京津冀地区生态带共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碳污超排问题,但加大协同治理力度仍是减污降碳的重要途径。

“双碳”背景下主产区粮食生产减污降碳综合效益评价

基于2002—2021年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障碍因子诊断模型与Dagum基尼系数,实证分析主产区粮食生产减污降碳综合效益及其时空演化。结果表明:2002—2021年粮食主产区综合效益指数由0.388提高至0.878,整体为上升态势;主产区综合效益水平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核心障碍因素存在由粮食产出效率与粮食产出水平向粮食生产投入集约化水平与粮食生产碳排放强度集中的转变过程;总体差异水平未出现进一步缓解的趋势,空间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样本期贡献率均值为56.89%,东西部间差异最大,东部、中部地区区域内的基尼系数水平也存在上升趋势,说明缓解区域内差异同样不容忽视。据此,建议切实提高资源投入集约化程度,统筹协调各区域综合效益均衡发展,建立绿色粮食生产体系,强化绿色低碳收益,进而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生物质热转化过程中积灰沾污结渣特性及趋势预测研究进展

为阐明生物质灰的沾污结渣特性及其趋势预测研究现状,使生物质能热转化利用过程更加安全,在综合分析生物质灰沾污结渣的危害及机制的基础上,从沾污结渣特性与沾污结渣预测两方面归纳国内外研究进展,梳理出影响结渣的主要因素——灰分组成、反应温度、气氛和添加剂等;并对沾污结渣趋势的预测方法和研究趋势进行分析。针对实际工程中锅炉受热面结渣和腐蚀问题,可以采用混烧、混入添加剂、水洗、酸洗、改变受热面材料、优化锅炉和烟道结构设计、优化反应条件等措施解决。在生物质灰沾污结渣趋势预测方面,目前并没有完整的统一标准,简单沿用煤灰的结渣指标存在严重的不适应性,且现有的预测方法通常只考虑固态或熔融成分对结渣的影响,而忽略了碱金属、氯、硫等元素挥发与温度变化的关系。因此,以热转化过程中碱金属的气-固分配趋势为基础,结合不同温度下生物质灰的特点及成灰特性,建立适用于不同温度下生物质灰的沾污结渣预测模型,是下一步研究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基于灰色关联度分析挺水植物模拟生活污水的净化能力

以17种挺水植物为研究对象,对挺水植物进行驯化处理,随后移植在模拟生活污水中培养,在不同的时间段内采集水质,并对水质中的总氮、总磷、氨氮和化学需氧量以及pH进行监测,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评价挺水植物的综合净化水质的能力。结果表明,不同的挺水植物对单个水质指标的去污能力差异较大;灰色关联度分析17种挺水植物综合去污能力优等的有3种,分别是旱伞草、紫芋和灯芯草;综合去污能力良好的有6种,分别是海寿花、水葱、溪荪、水生美人蕉、花叶芦竹、再力花;综合去污能力中等的有5种,分别是香蒲、水芹、慈姑、纸莎草、泽泻;综合去污能力较低的有3种,分别是千屈菜、黄菖蒲、菰。初步筛查出9种挺水植物具有良好的综合去污效果,试验结果可为后续小微湿地水生植物示范与推广提供基础数据。

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生成逻辑、内涵阐释与实现方略

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是实现“双碳”目标愿景、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立足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深刻阐明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生成逻辑;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治理要求,系统阐释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深刻内涵;围绕协同推进减污降碳的现实挑战,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实现方略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对环境污染物和碳排放同根同源同过程特性的系统性认识、中国环境污染治理工作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开展为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创造了坚实的实现基础。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源自协同学理论与国际绿色低碳发展实践的结合,其核心在于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以兼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解决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增加经济增长绿色动能,全面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综合效益。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须切实健全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制度、培育拓展生态环境市场、推动减污降碳科技协同创新,建设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体系,推动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

长三角工业减污降碳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工业领域是我国推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重点领域,探究工业领域减污降碳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对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总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长三角地区41个设区市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时空地理加权回归、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10−2020年长三角地区工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展开分析,因地制宜地提出工业减污降碳协同推进建议.结果表明:①2010−2020年,长三角地区41个设区市的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平均值大幅下降,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缓慢增长,长三角地区工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总体处于上升优化态势,工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等级由失调衰退类提至过渡发展类.②2010−2020年,长三角地区工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在空间格局上呈中部高、南北低以及东部高、西部低的分布格局,时空变动上工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高值范围由上海、苏州等长江入海口地区向西转移至南京、无锡、苏州等长江下游地区,其空间集聚特征呈现出集聚−离散−集聚的变化趋势.③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人均GDP、城镇化率等是影响长三角地区工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主要因素,对大部分区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影响程度存在时空异质性,双因子交叉具有显著的增强作用.研究显示,长三角地区工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存在显著的优化趋势和空间差异,受产业规模结构影响较大,亟需从统筹优化减污降碳协同目标、加强重点区域协同控制、加快工业行业绿色发展等方面协同推进.

炼铁工序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技术评估方法研究

为推广减污降碳协同控制技术,以炼铁工序为研究对象,从协同度、成本收益和环境影响3个维度评价炼铁工序源头、过程节能技术、末端治理技术和低碳技术的协同控制效益。从污染物和碳排放协同度分析来看,源头、过程节能技术能有效推动炼铁工序污染物和碳排放的协同减排,而末端控制技术对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减排不具有协同性。绿氢冶炼技术和熔剂性球团制备技术污碳减排协同度较高,此外高炉喷吹焦炉煤气技术、高炉煤气回收技术和高炉热风炉双预热能协同减少VOCs和碳排放。在当前我国碳交易价格条件下,从成本收益分析来看节能技术和污染物末端治理技术具有可推广性。随着碳交易价格的上涨,绿氢冶炼和碳捕集(CCS)技术减排成本呈下降趋势。绿氢冶炼技术、污染物末端治理技术最能有效地减少环境影响,其他节能技术也能相应减少环境影响,而现有条件下CCS技术的实施会增加对环境的影响。综合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减排的协同度、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评估,炼铁工序中源头防治和节能技术可作为我国现阶段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技术进行推广,随着未来碳交易价格的增长和能源的转型,绿氢冶炼技术和CCS技术具有较大应用前景。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物与二氧化碳的协同减排分析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成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基于协同控制效应坐标系、单指标协同减排弹性和协同减排协同度等多维度协同减排分析方法,对2013—2019年京津冀地区CO_(2)排放量与SO_(2)、NO_(x)、烟粉尘的排放特征和协同减排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的CO_(2)排放量整体上处于增长的平台期,三类大气污染物(SO_(2)、NO_(x)、烟粉尘)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减排,然而与全国对比,京津冀地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工作仍面临较大压力。(2)京津冀地区CO_(2)与SO_(2)、NO_(x)和烟粉尘三类大气污染物之间存在不连续的协同减排年份、不稳定的协同减排交叉弹性、中低程度的耦合协同度,反映了该区域协同减排程度均处于较低水平,尚未形成稳定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状态。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目标引领下,提出如下建议:(1)加快推动污染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变,从源头上实现产业发展和能源消费的低碳化。(2)将产业结构优化作为推进京津冀减污降碳的主要途径,统筹规划项目布局和产能分配。(3)发展能源替代和节能减排,优化调整京津冀的能源消费结构。

双重环境目标约束下的产业转型升级:“减污降碳”何以“协同增效”

在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多目标环境规制政策的协同性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作。面对建设美丽中国与实现“双碳”目标两大战略任务,环境政策协同是否可以更加有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现有研究尚无确定答案。因此,该研究利用“两控区”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环境政策协同的准自然实验,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利用2003—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减污降碳双重环境目标约束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①与单一环境规制相比,减污降碳协同推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更佳,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②机制分析发现,在双重环境目标约束下,有为政府通过财政支出调节效应推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有效市场激励微观企业产生易地搬迁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实现地区产业转型升级。③进一步研究发现,减污降碳双重环境目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双重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非老工业基地、高环保意识地区、环境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①地方政府应统筹全局,避免走偏、盲目上马“两高”项目;②充分发挥财政的支柱作用,吸引和带动更多社会资金流入绿色低碳行业;③根据各地实际将国家减污降碳目标分解落实,探索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和样板;④加大创新激励力度,鼓励低碳技术与低污染排放治理技术协同创新;⑤因地制宜实施差别化的政策,推进各区域要素禀赋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减污降碳协同优势。

一种基于射频辉光放电光谱仪的防污漆中铜元素含量的快速检测方法

利用射频辉光放电光谱仪测定防污漆中铜元素含量,可在1h内准确测定出结果,同时分析渗出层的厚度,可以快速判定防污漆的防污效果。相比于传统的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ICP-OES)或者原子吸收光谱仪的测量方法,该方法具有以下优势:不需要复杂冗长的前处理过程,测试时间短,也不会产生废酸等废液,同时可以分析渗出层的厚度。经测试发现,模拟实验后防污漆表层铜元素含量为41.0%,随着深度的增加,铜元素含量先快速降低,随后缓慢增加,最后趋于平稳。由表面剥蚀到5μm深度时,铜含量降到最低值40.5%。此深度也就是“渗出层”的厚度。随着深度进一步增加,铜含量增加至40.9%,在23.0μm趋于稳定。

“双碳”目标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在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立法表达

我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既要实现环境立法的体系化,也要吸纳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制度成果,为我国的“双碳”战略提供法治保障。实现“双碳”目标,“降碳”是战略方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重点路径。“双碳”法治建设应秉持整体论法治理念、重视调整对象的关联性、彰显治理制度的协同性。现行减污降碳法律规范体系未确立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整体性法治理念,未将温室气体排放作为调整对象,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制度阙如,亟待予以针对性制度创新,同时也要回应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多层次复合关系。生态环境法典污染控制编应从更新立法理念、完善污染控制一般制度和大气污染控制专章制度等方面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制度创新。

数字贸易发展的减污降碳效应--基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试验

在新发展格局下,如何有效依托数字贸易这一贸易新变革驱动减污降碳至关重要。文章在系统阐释数字贸易协同赋能减污降碳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0-2021年我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对数字贸易发展的减污降碳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贸易不仅能明显降低碳排放,还能有效减少环境污染;(2)数字贸易不仅能直接实现协同减污降碳,还可通过产业升级效应、能源效率提升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间接为促进减污降碳赋能;(3)数字贸易的减污降碳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这种积极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及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

农村纳污坑塘水体治理技术

研究出一套针对农村纳污坑塘水体治理的相关技术,即预处理+缺氧生化+复合型人工湿地。将纳污坑塘隔离出3个区,农村污水依次经过预处理区、缺氧生化区和水生植物稳定区,通过过滤、混凝、微生物降解、湿地基质吸附和植物吸收等作用,实现纳污坑塘水体的高效净化,改善农村的生态环境。

组织污名化、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创新--基于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

文章采用2010—2020年被污名化的企业作为样本,通过实证检验组织污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组织污名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内部控制在组织污名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调节了两者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其中高水平的企业社会责任使得曲线拐点右移、曲线水平变缓以及提高了曲线的整体水平。

“双碳”背景下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治保障研究——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同时也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综合考量中国当下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温室气体和环境污染物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同源性,“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看,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治保障关涉价值理念、立法、法律实施以及多元参与四个维度。从法律的规范逻辑出发,以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为进路,强调系统思维,借助AGIL图式分析,从纵向分化与横向交换两个维度全面检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存在的架构缺失、功能离散、动力不足等问题;整合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中相互分离的社会实体,在明确绿色低碳原则、效能原则、综合调整原则的基础上,构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健全刚柔兼济的法律实施机制,推进建立网格化多元共治格局,以期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实现提供法治保障。

公众环境关注是否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来自居民与企业的机制考察

在减污降碳亟须协同增效的背景下,探究公众环境关注的协同减污降碳成效与增效路径,有助于以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基于2011—2021年中国277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模型,评估公众环境关注的协同减污降碳治理成效,并验证了可能存在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公众环境关注显著促进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增效,这一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协同治理成效随城市规模扩大而持续削弱,资源城市的协同治理成效较非资源城市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公众环境关注驱动了企业的绿色技术进步,以创新激励效应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同时,公众环境关注培育了居民的绿色节能生活方式,以节能优化效应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