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汤尔和

在周作人的一生中,汤尔和是极少数对他产生重大影响,使之愿意追随其后的人之一。可以说,不了解汤尔和,就很难了解和理解周作人,尤其是他1939年以后的一系列行事。然而迄今有关汤尔和的研究,有关汤尔和与周作人的关系的研究,尚嫌薄弱。本文根据若干首次披露的文献,包括汤致周的信件、汤周唱和诗等,并结合周作人相关日记记载和回忆文章,对于汤周关系做了梳理。

民国范儿——汤尔和与北医草创期的故事

汤尔和（1878—1940），北医的第一任校长；中国近代医学教育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办学理念、他的为人做派，透出一股子民国风范：一半是通家气象，拒绝因循守旧，画地为牢；一半是书生意气，高扬理想主义。

“五四”运动中的“留蔡助蒋”再探

蔡元培的辞职及由此引发的"挽蔡"斗争,是"五四"运动中的重要插曲。这一事件中除了反抗北京政府这个大题目外,还掺杂着当时教育界复杂的人事关系。蔡元培辞职、复职问题一波三折,且各方均试图对此施加影响,以形成对己有利的局面,但真正能够直接影响其决策的主要是汤尔和、马叙伦和江苏省教育会的黄炎培、蒋梦麟等人。相比而言,沈尹默、胡适等人对蔡元培在出处等重大问题上的影响力则要小得多。最终,汤尔和等人主导的"留蔡助蒋"方案得以实现,对此后北大历史的发展至关重要。

孙中山病逝前的一场中西医之争

1925年初,孙中山在病危之际采用了中西医并用的方法,在当时成为一件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事件,也是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上敏感的话题。而在医院之外也引起了一场中西医论争,以汤尔和与汪精卫之间的论战最为典型。这一过程折射出中国人普遍的、典型的对待中西医的态度,也反映了中西医并存的现实和大部分中国人的医疗心态。汪、汤之间的冲突,是北洋时期中西医之间明争暗斗的一个小插曲。

中国医学院校解剖祭之考

日本是解剖祭的发源地,山胁东洋在京都为被解剖的死刑犯举行的“慰灵祭”是医学校举行解剖祭的开端,后传入中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医学院校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吸收了日本的解剖祭文化,举行解剖祭,以此向“大体老师”表示感谢。辛亥革命后,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正式成立,校长汤尔和向日本学习,每年定期举行解剖祭。现今,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的解剖祭活动虽然已经取消,但中国各大医学院校仍以不同的形式向献体者表达着尊重与谢意,与此同时,也对医学生进行了最深刻的人文精神教育,间接推动了遗体捐献事业的发展。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北京留日医界的竞争与合作

北洋时期,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来华办理医学教育一事虽然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但官办医学校的态度却并不积极。利用中美两国档案史料,确认在20世纪20年代初,洛克菲勒基金会邀请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等人组成“中国医学考察团”访美,主要是为了缓和与中国留日医学生的矛盾,进而自上而下地对中国施加更为广泛的政治和文化影响。虽然留日医学生在这一过程中对美国医学的态度确有改变,但洛克菲勒基金会也由此形成了重政治轻学术的合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不同医学派别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持久的纷争。

医学拉丁文在近代中国:传教士的帝国话语与留日学生的在地反抗

在20世纪初,虽然拉丁文是欧美医学界的通用语言,但以高似兰(Phillip B. Cousland)为代表的在华传教士却不教授中国学生拉丁文,而代之以英文,并据此制定出与中国本土语言习惯不同的中文医学术语。这一将中文从属于西方现代民族语言的做法遭到留日学生的反对。汤尔和等人利用拉丁文在医学领域的国际地位,打压英文在中国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们声称日译名词符合拉丁文原意和汉语传统,从而在1910年代举行的医学名词审查会上成功抵制大部分博医会拟定的新名词。这场学术论争的背后,既是传教士与留日学生争夺中国医学标准的制定权,也是留日学生试图打捞那些在传教士帝国话语中消失的中国传统,以保存国族认同。

“好人政府”中的“好人”们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政坛,可以称得上是波谲云诡、跌宕起伏,与政坛的混乱无序相因应,思想界也是争奇斗艳、百花竞芳.在民国初年勃兴的各种社会思潮中,"好政府主义"的提出和实践颇引人注目."好政府主义"是在世纪初复杂的政治格局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的低调的政治要求,开创了中国现代著名知识分子联名提出"政治主张"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