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图书馆藏珍稀印谱《安拙窝印寄》综考

清代著名鉴藏家汪启淑所编印谱《安拙窝印寄》海内外仅存3部,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本研究以暨南大学图书馆藏本为对象,从编者传略、书名来由、文献形态、体例内容、版本著录、序文考录、递藏源流、版本特色、文献价值、印学价值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证。

藏书家汪启淑略论

汪启淑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在《四库全书》编修过程中,先后呈送大量古刊本,且大部分是善本,他去世后开万楼所收藏的书籍没有保存下来,最终大量流散。汪启淑生前为了使古籍得到保存,不仅藏书,还刊刻书籍。深入了解汪启淑及其藏书思想对当代仍然有重要意义,论文试图从多角度探析藏书家汪启淑。

汪启淑及其“飞鸿堂”藏印

汪启淑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和藏印家。他所汇集的名家印谱——《飞鸿堂印谱》,包含极其深蕴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文化现象,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平议鲍廷博与汪启淑的一桩借书公案

鲍廷博与汪启淑都是乾嘉时期著名藏书家,因为向朝廷献书,故被列入四库馆"献书四大家"之中。作为徽籍寓杭商人,也曾发生过一桩借书公案。

新疆大学图书馆藏四库进呈本《莆阳黄御史集》考述

新疆大学所藏明万历十二年刻本《莆阳黄御史集》,是一部罕见的四库进呈本,为乾隆年间浙江藏书家汪启淑所献。本文从版本特征、所附题跋进行了概述,对四库系列书目所载该书情况进行分析考证,指出了四库所收底本的来源,并对该书的文献价值和流传进行初步探索。

汪启淑家藏《使琉球录》的文献价值

汪启淑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和藏印家。他的藏书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处在清代私人藏书的重要地位。家藏《使琉球录》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从日本藏《飞鸿堂印谱》窥探日本江户时期印坛对中国篆刻的接受

文章以日本所藏五种《飞鸿堂印谱》版本考订为切入点,对汪启淑所编撰印谱数、《飞鸿堂印谱》收印数及涉及的印人数量进行考订,结合国内所藏《飞鸿堂印谱》,对比各个版本的优劣以及考证所存在的问题。并借此探究《飞鸿堂印谱》中丁敬所刻三十八方印作的真伪问题。最后以唐船持渡书中的中国印谱为例,探究日本江户时期印坛对中国篆刻的接受。

巴社印人逸事

印学组织古已有之,在重庆,巴社是最突出的代表。它于1939年前后,由高月秋、谢梅奴等人发起,社员有旅渝著名篆刻家朱景源、徐文镜、陈敬先、黄笑芸、曾绍杰、蒋维裕等。历史沿革印人雅聚,源自民间。元人吾丘衍设馆办学、款待友人,开印人雅聚之先河。明代张灏的'承清馆''学山堂',清代周亮工的'赖古堂',以及汪启淑的'飞鸿堂''开万楼'等。

画法原与金石通——读《黄宾虹文集·金石编》

黄宾虹漫长的一生,见证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巨大变革。他从一个投身民主革命的热血青年,一位感时忧国的报刊编辑,最终成为在20世纪中国画面临生存环境和文化选择的严峻考验之时,致力于融会文人、名家之画,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一代绘画大师。黄宾虹涉足的领域相当广泛,著述之丰也令人惊叹。历经数年辛勤搜求,《黄宾虹文集》将黄氏各种著作、题跋、吟草、书信编纂成帙,总计近200万言。当然,在这之中,篇幅最重、最有价值、也最难以准确把握的是那些奇正错杂的画学理论,同时,由于黄宾虹长期处在金石考据和文字学研究的边缘,其对历代玺印和金石文字的搜集和探究亦非泛泛。集印之风,清代以来骎骎盛矣,著名者如张廷济、汪启淑、高庆龄、吴式芬、陈介祺、吴云等,都有集古印谱行世。黄宾虹年轻时在家乡获观汪氏飞鸿堂藏印,培养了他对古玺印的喜好,不久自己也开始广为收罗。收进《黄宾虹文集·全石编》

山东博物馆藏《高凤翰印谱》赏析兼论印谱源流

高凤翰（1683—1749年）,原名翰,字仲威、羽仲,又字西园,号南村、南阜山人等,山东省胶州市南三里河人。毕生勤奋创作,工诗、书、画,号称三绝,是扬州画派重要代表人物。高氏又擅长于治印,其篆刻艺术在扬州画派中艺术成就最高,在清代篆刻界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与当时的沈凤、潘西凤和高凤岗合称＂四凤＂,又叫扬州八怪印派,高凤翰为领军人物。汪启淑《续印人传》称其＂究心缪篆,印章全法秦汉,

乾隆朝受赏《古今图书集成》之“马裕”考

《古今图书集成》是康熙年间编纂的大型类书,历时28年始成,全书共1万卷。雍正六年(1728)以铜活字排印64部,弥足珍贵。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十四日颁布上谕,将《古今图书集成》奖赏给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四家。其原因是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时,号召天下贡献珍稀图书,上述四家献书都在500种以上,颁赏“以为好古之劝”。

《飞鸿堂印人传》版本与成书考

《飞鸿堂印人传》是《飞鸿堂印请》的衍生物,其成书方式目前学界尚有争论。本文通过对比国家图书馆藏多种版本《飞鸿堂印人传》,对其成书方式探讨,并对其所录印人数量少于《飞竦堂印谱》印幸作者数量的原因进行考证。

汪启淑与《飞鸿堂印人传》蠡探

本文通过对《飞鸿堂印人传》的分析与研究,来探求汪启淑与南北印人之间的往来交流与对话。以“书法环境—类型学”为导向,进一步认识印人与印作皆为环境的产物又是某类型里的一员,还间接反映了当时印坛的生态环境、地域特色及艺术流派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此同时,印人与印作是环境的组成部分也对环境产生反作用。简言之,环境与类型之间,既存在着环境对类型的作用,也存在着类型对环境的反作用。

从汪启淑到黄易:论浙派印风的北渐

丁敬所开创的浙派印风是清代中期以后影响最大的篆刻流派,凡三百年赓续不断。然而,在丁敬印风成熟与浙派形成的初期,其影响很大程度上还是局限于以杭州为中心的浙东一带。在浙派印风往北方传播的过程中,汪启淑与黄易是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他们以自己的优势与方式,使京师、山东、河北以及河南一带的文人士大夫更广泛地认知和接受浙派印风。那么,对他们在浙派印风北渐过程中所做的贡献进行系统梳理,是深入研究这一流派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

清代藏书家汪启淑的商业经营与社会生活——对几份新见契约文书的解读

汪启淑是清代前期江南著名的藏书家、篆刻家,颇为出版史、艺术史学者所关注。不过,尽管其人系徽州盐商一向尽人皆知,但因书阙有间,以往对他的盐业生涯所知甚少,有关其人生平事迹的诸多细节亦皆不得其详。有鉴于此,本文拟以田野考察所获契约文书为主,对汪启淑的生卒年代、在江南各地的活动场所以及盐业经营与社会生活等诸多侧面,作一较为细致的勾勒。论文指出:在迄今尚存的徽州文书中,土地契约占绝大多数,而有关商业方面的契约文书并不多见。在这批新近发现的汪启淑相关文书中,不仅有涉及盐业经营的契约,而且还有一些与桑梓故里相关的土地契约、分家文书。据此,我们可以较为细致地探讨盐商的经营活动和社会生活,考察徽商由盛转衰的过程,故而弥足珍贵。从中可见,乾隆时代的徽州盐商,通过租售盐引,成为凭执根窝获利的有闲阶层。正像汪氏多方面的艺术成就一样,作为徽商的汪启淑,其商业经营亦涉及诸多行当。而就现有资料来看,他既是盐商,又是典商、出版商,甚至也被后人视作医家。这些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盛清时代徽商"贾而好儒"的性格特征及其在文化上的诸多建树,其影响一直沿续到近现代。

汪启淑其人其艺考略

汪启淑是乾嘉时期著名徽商、金石活动家,本文对其个人基础信息如生卒年、官职履历等作相关考述,对其书法、篆刻艺术成就展开评述,厘正汪启淑一生所出版印谱的具体种类。

汪启淑编辑印谱谱名及数量新考

汪启淑所辑印谱谱名及辑谱数量学界尚未有确论。通过对魏攀龙《安拙窝印寄序》的校补,可以发现学界未能释读的汪启淑所辑《□□胜景》《听泉精舍印□》《国香□》,分别为《武夷胜景》《听泉精舍印谱》《国香楼》。此外,学界所传《枕宝印萃》实为《秋室印粹》之讹;《时贤印谱》有民国文献著录,《飞鸿堂印余》有实物存世,应予增补;《国香楼》《印勺》或为《国香楼印勺》;《印忆》或为《居易庵印忆》《飞鸿堂秦汉印存》存疑待考。综合考证结果,汪启淑辑谱数量应暂定为二十七种。

清鞠履厚与《坤皋铁笔》

一关于鞠履厚其人1.鞠履厚生平鞠履厚,国子监生。字坤皋,号樵霞、宁斋,又署吴依、一草主人、山阳叔子等,斋堂为留耕堂,江苏奉贤县南桥恬度里（今上海）人,活动于雍、乾间。飞鸿堂主人汪启淑（一七二八—一八〇〇）往来于海上时,

《唐会要》校误

《唐会要》流传千年,久无善本传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仅以钞本形式存在,故传本舛误乖谬颇多,今虽有点校本问世,但远未臻于尽善。现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其底本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之翻刻本。为明源流,故行文中称"殿本",而文字和页码皆以点校本为准。)为底本,采用明钞本、汪启淑家藏本(简称"汪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

汪啓淑刻本《説文解字繫傳》刊刻考

乾隆四十七年(1782)刊成的汪啓淑刻本《説文解字繫傳》,始於翁方綱、吴克元、沈心醇、丁杰、桂馥等人在乾隆四十二年至乾隆四十五年間在京師地區進行的《繫傳》傳録、校勘工作,並與翁方綱、汪啓淑、程晉芳乾隆四十四年的謀劃刊刻有密切關係。乾隆四十五年,汪啓淑刻本陸續發刻,隨著沈心醇、宋葆淳、桂馥陸續出都,翁方綱襄助汪氏確定版式並核對校樣。汪啓淑刻本最終以經過多次校勘的翁方綱藏《繫傳》抄本爲底本,篆文取汲古閣本《説文解字》,附入朱文藻《説文繫傳考異》的《附録》,另經謄清寫樣後刊成。由於時在京師的翁方綱等人所藏《繫傳》抄本皆爲缺本系統,底本有篆文、説解脱漏,加上校刊時多據大徐本改小徐本,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汪刻本的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