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士铎与〔同治〕《上江两县志》中的舆图

〔同治〕《上江两县志》由上元知县莫祥芝与江宁知县甘绍盘合修,刘寿曾、张铸、汪士铎等士绅参与编纂,首刻于同治十三年(1874),为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官方编修的第一部南京志书。书中收录了“上元山图”“江宁山图”“二县水道图”等15幅舆图,图的数量及质量,在清代南京方志中,显得尤为突出。晚清实测地图的绘制技术逐渐在中国推广,〔同治〕《上江两县志》中的舆图亦呈现出这种趋势。

一个思想的生活史分析——以汪士铎歧视妇女的思想为例

汪士铎是19世纪中国社会一个非常歧视妇女的士大夫,汪氏的《乙丙日记》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信息,也给我们提供了在日常生活史层面对汪士铎歧视妇女的思想进行考察和分析的条件。通过探讨这些生活史方面的材料,可以看出、也可以更明白汪士铎歧视妇女思想肇因背后的个人生活体验和生存心态因素。

咸同兵乱下汪士铎的日常生活

太平天国进军南京后,汪士铎城陷被掳,后逃往徽州。避兵途中,汪氏遍尝子女罹难、亲友亡故、藏书荡尽等苦楚,突如其来的变故激发了汪氏内心的家国情怀。寄寓桑梓之际,他密切关注着全国战局的走向,尽管对大清官兵畏敌的表现颇为不满,但仍冀望朝廷起用能臣治士匡扶社稷。他认为治乱当用刑名法家之术,突破程朱理学窠臼,这一观点后为胡林翼与曾国藩所采纳。当战火席卷皖南大地之时,对于周遭民变迭兴的乱象,汪氏将根源归咎为人口激增所致,提出控制人口的超前举措。汪士铎在战争阴影下的生活经历,折射出秉持封建王朝正统的士绅阶层在社会撕裂之际所呈现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分化。

汪士铎人口思想解构

汪士铎认为人口的过度增长将导致资源枯竭 ,引发社会动乱 ,因而提出了一系列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 ,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 ,其人口思想中精华与杂芜俱很明显 。

19世纪中国人口观的差异——汪士铎与薛福成之比较

汪士铎与薛福成分别在19世纪中、晚期提出的人口思想代表着当时中国人口理论的发展程度及基本构成。汪士铎主张严峻而多途径的"治乱"之法以解决绝对过剩的人口,薛福成主张导民生财即发展资本主义以解决相对过剩的人口。

汪士铎人口思想探析

汪士铎人口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三 :绝对人口过剩论 ,节制人口论 ,人口质量论。我国古代人口理论是其人口思想的主要来源 ,他还受到西方近代人口思想的影响。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是其人口思想的理论依据。他是我国古典人口思想的继承者 ,又是近代人口思想的发轫者 ,他的人口思想具有承前启后的性质 ,同时还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双重特征。汪士铎的人口思想是近代世界人口思想一个组成部分 ,他是中国的马尔萨斯主义者。

汪士铎与曾国藩交游研究

晚清学者汪士铎学识渊博,尤长于舆地之学。咸丰九年(1859)因战乱投奔胡林翼之际与曾国藩相识,后入金陵书局以校书为业。汪士铎与曾国藩之间的往来,多涉及刻书之事,而二人交情之深厚,却非学术思想上的志同道合。汪士铎与曾国藩相识之初,便积极为曾国藩的军事布防出谋划策,可以说,真正支撑起二人交情的是统一战线上的同仇敌忾。

汪士铎对儒学的批评

汪士铎对于儒学的严厉批评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他认为儒学只能自修 ,不能经世 ;孔孟程朱大言空谈 ,误人家国 ;儒家德治主义的理论是错误的 ,治国只能依靠严刑峻法。

汪士铎经世思想探略

晚清道咸以来,经世思潮涌起,不同治学路向、各个社会阶层的学者都卷入其中。汪士铎作为禀承汉学的下层知识分子,在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刺激之下,也走上了经世致用的道路。他激烈抨击社会弊病,同时提出消弭内乱,改革社会的主张。其中,他对孔孟儒学的尖锐批判和晚婚晚育、节制生育、减农广商等人口思想独具特色。

汪士铎人口思想研究

晚清的社会危机,使从事汉学研究的下层知识分子汪士铎也走上了“经世”的道路。他在著述中系统提出的人口理论是其经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晚婚晚育、节制生育等主张在历代鲜有其例,是人口思想的巨大进步。但其溺杀女婴,仇视农民的思想则是糟粕。

汪士铎人口思想初探

一汪士铎(1814年—1889年),原名汪鏊,平生所用字号竟有11个之多。如“寒谷庵苦叶茶亭僧”,“江南第九等难民”等。较为人知的是晚号“悔翁”和“梅村”。其祖笈系安徽歙县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迁至金陵。幼时家贫,“尝其厨无米”。小时无钱读书,曾作过估衣店和糕饼店小伙计,14岁后方上过几年学。

评汪士铎的人口理论

汪士铎(一八○二——一八八九年),字梅村,号悔翁,江苏江宁人。他出身于破落的大商人家庭,年轻时因家庭经济条件不太宽裕,曾经当过商店学徒,不久即回家读书。一八四○年汪士铎考中举人,后来主要以授徒和任幕僚为业。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革命军攻克南京时,汪士铎留居城内未及逃出,旋于该年底逃亡安徽绩溪居住。

江宁名士汪士铎的舆地学成果刍论

清朝末期，南京城出现了一名舆地学大家汪士铎，其舆地学功底的深厚一直受到后人推崇。他的《水经注图》的绘制、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汉书·地理志》的注释和考辨等活动展示了他在历史地理学上的成果。这些成就中也呈现出少有的特色：著述多且广泛、实用性强、考证方法多样。

汪士铎的反名教思想

汪士铎(1802——1889年),字振庵,别字梅村,晚年自号悔翁。江苏江宁(今南京)人。中国近代史学家和经济思想家。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初,就有人对汪士铎的反名教思想深为不满,专门写了《【乙丙日记】纠缪》一书,对汪士铎的反孔言论进行逐条反驳,为孔孟之道正言,而且还把汪士铎和“五四”运动时期的反孔名将吴虞相提并论,被认为是“名教罪人”,咒骂为“身未灭而嗣先绝”。后来的史学界对汪士铎也多有责难,尤其是他的人口思想,被经济学界的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国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翻版。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现不揣冒昧,对汪士铎的反名教思想,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如何评价汪士铎的人口理论

汪士铎(1802—1889)的人口理论产生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初期,早于西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传入中国的时间。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人口思想,学术界早就注意到了。过去比较一致的看法,都认为汪士铎的人口理论是最反动最野蛮的杀人理论,是农民革命形势高涨、地主阶级统治受到直接威胁时,地主阶级绝望的学说。近来有一种意见,认为汪士铎的人口理论是中国历史上“叙述得最充分、最全面、最系统的一个。

汪士铎 中国的马尔萨斯

汪士铎是晚清思想界的一位“奇人”。作为太平天国起义的亲历者,汪士铎两女一子死于太平军之手,对太平军怀有刻骨仇恨,却在其文章中极力赞同太平天国的政治主张,认为“洪、杨删论语,去鬼神祭卜等类,功不在圣人之下”;作为感念清廷“皇恩浩荡”的保守派,汪士铎严辞拒绝了太平天国聘其为军师的邀请,却让其长女出任东王杨秀清的书记;作为深谙宋学,受胡林翼、曾国藩推许的道学家,汪士铎却于清政府鼓吹“同光中兴”之时疾呼“救时不得不变法”……这种由时代所铸就的思想矛盾,同样深刻地反映在汪士铎的人口思想之中。

简述汪士铎诗歌类型及其思想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汪士铎的诗歌,汪士铎的诗歌大部分收录于《悔翁诗钞》中。《悔翁诗钞》共十五卷,十五卷之后又附补遗的诗歌,内容庞杂,几乎涉及各个方面,有咏史怀古诗、咏物寄托诗、军旅战争诗、读书劝学诗等等,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状以及诗人本人的思想观念、政治主张、文学理想等,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及史学价值。本文拟以《悔翁诗钞》为参考,对汪士铎诗歌类型、思想进行分析,提炼出诗人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所形成的特有的思想观念,从中也可以看到晚清文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及做出的努力。

《金陵人杰》人物选介 汪士铎：中国倡导晚婚晚育第一人

作为晚清有名的学者、地理历史名家、人口理论家。汪士铎一生著作甚丰，有《汪梅村先生集》、《悔翁笔记》、《南北史补志》、《水经注图释》、《服礼记》、《仪礼郑注今制疏证》、《水经注补辑》、《广韵雅广韵声纽表》等，但时至今日，关于汪士铎。最引人注目、引人争议的还是他在人口理论、妇女问题等方面特立独行的主张，而被后人戏称为“近世南京名士中一大怪物”，

甘熙在《白下琐言》里的修志思想

《白下琐言》是清代甘熙所著的一部笔记,专记金陵(今南京)掌故,内容上溯六朝,下逮明清,特别是乾隆、嘉庆至道光间的社会内容多有涉及,且“地属乡井则闻见较真,时非久远则流传可据”[1]1,真实可信,史料价值丰富,与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并称金陵“笔记双星”。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同治、光绪之际,金陵开局修志,汪士铎、朱桂模、陈作霖“诸子索观是帙,佥云翔备,甄录最夥,于焉征信,洵乎不诬”[1]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