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徽州女诗人汪嫈的生平创作及其文化分析

通过对清代徽州女诗人汪嫈生平及文学创作的文化分析可以看出清代社会对女性才能的肯定以及才媛文化繁荣的主要特征。同时汪嫈可以视作传统闺秀一派的代表,在她身上也体现出徽州地域文化的重要影响。

妇女著述与徽商家族蜕变:汪嫈(1781～1842)著述中家族史的呈现

明清徽商研究揭示,徽商家族采用“贾儒分任其责”的家族策略以及与精英文化建立联系的多种方式实现了社会身份的蜕变,影响遍布扬州与江南文化中心一带。近年以《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出版为标志,具有徽商家族背景的女性作者大量进入研究视野。同时,明清妇女著述的整理和文献数字化使得具体考察这些女性作者的著述及其与家族蜕变的关系成为可能。本文以清扬州闺秀汪嫈(1781~1842)的诗文著述为核心,与传记、笔记、诗话及相关诗集相互参证,勾勒其父族汪氏和夫族程氏“皆歙望族,侨居扬州”的迁移历史和身份蜕变的活跃历程。其中尤其关注汪嫈获取文化资源、将之运用于程氏一族身份蜕变中的方式。汪嫈为《扬州画舫录》所录汪大黉之女,师承黄文旸、张因夫妇,与阮元、孔璐华夫妇渊源颇深,夫程鼎调为盐商,子程葆为阮元、曹振镛同取之进士。汪嫈塑造程氏一族重学、仁善的家族传统,并以其复兴者自任,广泛介入家族、乡里事务,展露这一时期的女性在夫族中罕见的威望。作为徽商家族史的呈现,汪嫈著述尤能深化对妇女在徽商家族蜕变中所扮演角色的认知,也能为目前以诗词研究为主的明清妇女著述研究拓展视野。

仪式类史诗视角的《亚鲁王》与《簪汪传》

很多活态史诗是在仪式中演述的,从演述语境的角度可将史诗分为仪式类史诗与非仪式类史诗。《亚鲁王》与《簪汪传》是流传于苗语西部方言区的两部仪式类史诗,就已经整理出的文本的主要内容来看,两者可视为互文,为一部史诗的不同变异。如果将两部史诗的演述语境丧葬仪式与祭鼓仪式也纳入比较的参照元素,两者的文本结构便会被撕裂,并增添诸多不同的文本内容,就完整的丧葬仪式词与祭鼓仪式词而言,很难视为相同的两部史诗。

吴大澂、汪鸣銮致潘祖同信札简释

故宫博物院藏有吴大澂、汪鸣銮二人致潘祖同信札五通,此前从未对外发布。吴、汪、潘均是苏州人,且都曾在京任职。信札主要涉及苏州士绅的日常交往,诗文著作交流等内容,对研究江南地区士绅的乡居生活,了解清末江南社会及潘祖同其人,都有一定的意义。

罗家伦的广播演讲与“讨汪扩大”宣传运动的展开

1940年2月6日,罗家伦作广播演讲《新“田中奏折”与门户的关闭》,“讨汪扩大”宣传运动也渐次展开。从五四时期的学生宣言,到东南大学时期的学术演讲课程,再到中央大学时期的演讲周,“演说”遂成为观照政学双栖的罗家伦的一大线索,在声响势能的释放中包纳了知识传递与情感动员的多重功效。而对读档案中罗家伦的广播演讲原稿与文集定本,失落于历史现场的演说语式、语势、史述及相随的“情动”效能,也能在跨媒介的“广播”助力下得到一定程度的显现。在此后“讨汪扩大”宣传的实践中,“史地”课程、广播演讲与大众文艺的推展成为其中最核心的三个面向。

援华制日:日汪合流与美国应对(1938-1940)

1938—1940年,日本与汪精卫合流炮制伪中央政权的活动引起美国政府密切关注.通过对汪精卫及其集团、日汪关系和对国民政府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美国国务院于1940年3月底汪伪政权出笼之际公开发表承认国民政府的声明.在日本“南进”战略和加入轴心国的背景下,美国因担忧日、德对蒋介石的诱降和施加压力会使国民政府倒向日、汪,遂于11月底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之际,重申对国民政府的承认并且宣布巨额对华借款.美国针对日汪合流的应对体现了亚欧局势紧密关联与美国东亚政策向援华制日的转向,该转向亦得益于国民政府对美积极外交.

名词性“汪”在苏鲁豫皖地名中的运用及其成因

“汪”字地名大量出现在苏鲁豫皖地区,这些地名中“汪”的意义与普通话常见的形容词用法不同。根据已有研究及方言材料,苏鲁豫皖地区地名中的名词性“汪”作为方言词常被用来指代水体。通过考证“汪”字的来源以及其分布情况,我们认为该字的词义演变与水文地理的变化、方言音韵的特点密切相关。在与“洼”“湾/弯”等字比较的过程中,尝试探讨该地区宕江摄演变的问题。

五声性调式和声的运用与发展——以马思聪《思乡曲》、汪立三《镶金边的浮云》为例

中国的专业音乐创作既展现了本民族传统音乐语言的独特风格,又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和声的理论与方法,这样的碰撞与交汇在绝大多数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当中都有体现,也是音乐创作“中国性”的充分展现。本文以马思聪《思乡曲》(1937)以及汪立三《镶金边的浮云》(选自钢琴组曲《音诗三章》,2003)为例,并结合樊祖荫提出的“奉五声”与“变五声”以及黄翔鹏提出的“同均三宫”理论,试图对这两部创作时间相距60余年的作品中五声性调式和声的运用方式进行分析和对比,由此引发对于中国近现代作品中和声技法发展的思考。

论汪沆诗歌中的诗学思想

汪沆为“松里五子”之一,是浙派后期的代表人物,在康乾诗坛颇具盛名。汪沆曾师承厉鹗,受其教导,浙派对其亦有深刻的影响。他游历各地,广交好友,以其丰厚的家族藏书,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通过系统梳理史料,立足文献考辨,从汪沆的诗歌中能窥探到康乾时期的政治环境与文学纠葛,这有助于揭示其重视性情的思想,山水之助的追求,崇尚学问的主张,表现出疏离于朝堂的文人的野逸心态与清莹的人格追求。

汪立三钢琴组曲《动物随想》复调技法研究

《动物随想》是汪立三先生于2003至2007年创作的钢琴组曲。这套组曲中的每一首乐曲都以动物形象作为标题,颇具童趣。组曲中使用了大量的复调技法,并结合了各类音乐要素,使音乐形象变得生动、鲜活。本文以《动物随想》中的复调技法为主要研究角度,结合作品的结构特点、各声部之间的关系、音乐的发展逻辑,以及组曲的整体创作理念,来解析作品中音乐形象表达的特点。

汪砢玉《珊瑚网》的编纂特点与价值

《珊瑚网》中收录了大量的历代书画作品和题跋,在沿袭前人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辑录历代书画收藏品目和研究评论的卷次,保存了大量完整的历代书画作品题跋以及名家书札。除了大量资料汇集以外,汪砢玉在《珊瑚网》中以按语、小注等形式记录书画作品的购藏过程、作者与名士之间品题交游,作为亲历者,他的记录更具真实性。总的来说,《珊瑚网》内容丰富,体例完善,在编纂方法上体现了较多的优点,为后世书画文献的深入挖掘研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素材,同时也为文学作品和人物传记的考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023中国音协作曲与作曲理论学会年会汪立三诞辰90周年暨钢琴及室内乐创作研讨会在我院成功举办

2023年12月6-9日,“中国音乐家协会作曲与作曲理论学会年会——汪立三诞辰90周年暨钢琴及室内乐创作(哈尔滨)研讨会”在哈尔滨音乐学院举行。本次年会由中国音协作曲与作曲理论学会主办、哈尔滨音乐学院承办。

2023中国音乐家协会作曲与作曲理论学会年会汪立三诞辰90周年暨钢琴及室内乐创作(哈尔滨)研讨会综述

2023中国音乐家协会作曲与作曲理论学会年会--汪立三诞辰90周年暨钢琴及室内乐创作(哈尔滨)研讨会,于2023年12月6-9日在哈尔滨音乐学院召开。本次会议分为三大板块:学会年会会议、研讨会学术交流、音乐会展演。来自全国音乐学院、艺术学院和综合大学音乐学院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参加了此次盛会。两次会议体现展现我国当前钢琴音乐和室内乐创作的新成果,促进作曲家、演奏家与音乐理论家之间的相互交流。

汪道涵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与国家统一的重要贡献述论

自20世纪80年代末两岸开启大规模的民间交流以来,汪道涵在推动两岸政治关系由“对抗”走向“缓和”、由“对立”走向“对话”的国家统一进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方面,他以坚定的原则性和灵活的沟通艺术举行“汪辜会谈”和“汪辜上海会晤”两次正式会谈,以“九二共识”为政治基础,建立两岸制度化的协商渠道,实现两岸从“经济对话”跨越到“政治对话”;另一方面,他积极投身两岸交流,推动中国台湾问题研究,创造性地提出关于“两岸政治定位”“共同缔造论”及“共议统一论”等前瞻性的国家统一理论,从两岸同胞所思所想和国际形势的大格局出发,跳脱中国台湾问题本身,搭建新闻媒体交流平台,以辩证思维寻求两岸社会的交流与融合,为现阶段处理两岸关系、化解政治僵局提供诸多启示与借鉴。

汪宗翰与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早期流散

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偶然发现,藏经洞文物也随之开始外流。1902年至1906年任敦煌县知县的汪宗翰,在接受了莫高窟下寺王道士和地方绅商馈赠的不少藏经洞文物的同时,还借检点藏经洞文物的机会,拿走了不少文物,是藏经洞文物流散之初,最早获得大量藏经洞文物的甘肃地方官员之一。虽然汪宗翰奉命检点藏经洞文物,但他既没有下令封存,又隐匿文物数量信息,因此,对藏经洞发现之初文物的流散,汪宗翰应该负主要责任。

音声画境事一同——论汪立三《冬花》与东山魁夷《冬华》审美意蕴的互文性

《冬花》是汪立三《东山魁夷画意》钢琴组曲中最早完成的作品,缘起于作曲家观日本画家东山魁夷作品有感,音乐与画面内容有很强的通感联系。本文通过对《冬花》核心音调、终止节奏型及宏微观结构元素分析,探讨音乐与画作艺术内涵的互文见义,二位艺术家把人生悲苦放在作品空境里叙事而得到解脱,渗透着佛家“循环”和“空”的哲思学意。

汪立三《他山集》创作中民族化研究

《他山集(序曲与赋格五首)》是汪立三先生的经典之作,本文分别从《他山集》创作背景、作品调性之间纵横关系、作品声部之间纵横关系、作品民族性与现代性融合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探究钢琴套曲《他山集(序曲与赋格五首)》中所体现的中国钢琴作品的民族性和现代性风格。

20世纪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特点探究--以汪立三《小奏鸣曲》《兄妹开荒》为例

汪立三具有惊人的创作天赋,不同的变奏、情绪的发展、织体的变化、旋律的进行恰到好处地被控制在一个音乐框架里,体现了他对我国民族音乐的深刻认知。1978年后,汪立三以民族文化和西方创作技法的交融为基点创作出许多钢琴音乐作品,如《东山魁夷画意》《他山集》等,这些作品的诞生标志着作曲家可以开拓性地运用现代作曲技法。汪立三还努力将西方十二音序列融入中国古典民族音乐,这一创作理念开拓了同时期中国作曲家的创作思维,改变了固化的民族音乐,传承了中国民族音乐。文章以汪立三的代表作《小奏鸣曲》《兄妹开荒》为对象进行分析,力求解读作曲家的钢琴音乐创作路线和取向,以此展示中国钢琴创作的突出成就和明晰20世纪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特点。

汪立三钢琴改编曲《兰花花》的音乐特点与艺术特征研究

汪立三是我国当代音乐史上一位杰出的作曲家和钢琴演奏家,他以精湛的音乐作曲技法、独特的艺术风格,以及对传统音乐的创新融合而闻名。他所创作的音乐作品涵盖了广泛的体裁与形式,包括歌曲、舞蹈音乐、小歌剧、钢琴曲等。在音乐作品中,他将中国传统音乐的主题、元素和西方古典主义音乐技巧进行结合,展现出独特的创作思维与创作理念。汪立三的音乐创作既承袭了中国音乐的传统美学,又注入了现代音乐的风格和理念。钢琴改编曲《兰花花》作为我国钢琴音乐发展历程中重要的篇章,其中鲜明地域色彩的陕北民歌主题长久以来一直都是我国作曲家进行创作和改编的素材。本文将以汪立三先生创作的钢琴改编曲《兰花花》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该曲目中曲式结构、主题变奏、和声色彩,以及旋律发展等音乐特点,总结其艺术特征,揭示作曲家音乐创作中独特的思路和艺术表现手法。

元末散曲家汪元亨的创作思想

从汪元亨的散曲作品中,可以归纳和总结出汪元亨创作思想的三次转变:一是厌世思想;二是隐世思想;三是乐世思想。汪元亨创作思想的转变有三个主要原因:元代特殊的时代背景、古代知识分子的隐逸传统和个人的选择。汪元亨的创作思想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汪元亨创作思想的转变可以说是元末士大夫知识分子创作思想转变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