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诗性回望及其审美世界的构建——以汪曾祺的创作为例

中国作家笔下的乡村始终呈现出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的“桃源”想象。自“五四”以降,作家们对乡村的诗性回望往往表现为“向后看”的乌托邦想象。对乡土的依恋与怀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怀乡病”成为构建其审美乌托邦的基础。新时期以来,汪曾祺的创作具有典型意义。他以高邮构建乡村审美乌托邦,不断回望故乡中的人事与风情,作品洋溢着浓郁的“向后看”的格调。同时,其文体意识、语言风格、思想意蕴不仅达成了当下对文学创作的“再启蒙”,也无形中成为当代乡村想象与审美构建的助推剂。

汪曾祺古典文气论的现代转换及美学特征

中国当代小说理论的思想渊源一直被认为来自西方小说理论,尤其是西方叙事学进入中国后,不仅成为中国当代小说的批评利器,进而成为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建构的重要构成部分,进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成为挖掘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理论资源的重要方法。那么,中国当代小说家的理论建构是否全然来自西方小说理论,而抛弃了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的丰富矿藏呢?答案是否定的。

以诗意为旨归——论作为诗人的汪曾祺

诗在汪曾祺的艺术生命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自述中,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是从诗歌起步的。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的新诗创作多种风格并存,除了自称“有点朦胧”、多受象征主义影响的现代主义风格外,还有平实通俗的现实主义风格,以及重抒情的浪漫主义风格。这些诗融入了汪曾祺个体化和私密化的生命体验,展现了被小说、散文盛名所遮蔽的诗情和才气,同时富有试验特征的“少作”也为他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此外,诗歌之于汪曾祺,不只是意味着文学生涯的起点,更重要的是感受和思考的起点,他不仅将诗意视作贯穿一生的追求,并且将诗歌的理念和技巧融入小说创作,使小说呈现出“向诗倾斜”的特征,积极推动了小说体式的多元化发展。

汪曾祺《受戒》中的乡土情结探究

《受戒》是汪曾祺晚年的代表作品,其中有很多作者乡土记忆与乡土情结的体现,使这部作品有着独特的乡土味道。《受戒》在语言运用上多用口语词汇,对话语言简短、直白、风趣,还有民间小调的运用,呈现出乡土化的语言风格。在人物形象设计上,塑造性格勤劳淳朴、真诚自然、不拘小节的乡土人物群像,在明海和小英子两个主人公的形象设计上,突出了两人在自然乡土中生长所形成的自然、纯真的天性。《受戒》大量描绘了苏北地区的乡村民风民俗、商业、民间信仰、民间艺术等,以及河边人家、水上芦苇荡等江南水乡的优美自然风景。在情感表达上,汪曾祺以柔和温暖的叙事基调、勤劳善良的人物塑造、自然纯粹的爱情描写表达了对记忆中乡土的爱与眷恋。这些共同展现了《受戒》中的乡土情结。

校园内外的“日规”——论汪曾祺写作中的学院性格

汪曾祺的文学穿越漫长的时代,在20世纪80年代绽放异彩。这一让“寻根”文学倾慕的写作,其最初的营养来源何在?汪氏在西南联大求学的经历,实是他文学的一个根源。汪曾祺文学在战时学院的“工作而等待”氛围下起步,吸收中西现代主义资源,相信“建设”的意义和价值,并由此发展出一种“日规”式的学院人格理想。与此同时,在漫长的当代史中,特别是校园以外,汪曾祺也客观而有分寸地书写了“日规”式学院人格的意义和限度,这在联大老学生们对母校的追慕和塑造中,达到了他人不及的深度,是一个珍贵的“大学想象”的样本。

成为“中国气派的现代主义者”——论汪曾祺20世纪40年代创作所受的现代主义影响

汪曾祺于20世纪40年代创作中表现出的现代主义倾向,及其更受重视的八九十年代创作中呈现的较之40年代创作的“断然转变”,素来是汪曾祺研究的一个重点。论者多从汪曾祺后期创作所展现出的特点向前推知其变化之因,除此之外,亦有部分研究落脚于汪曾祺前期创作,但论域较集中于几篇主要文献,如唐湜《虔诚的纳蕤思——谈汪曾祺的小说》一文,对汪曾祺所处时代、周遭环境缺少综合式的分析。

“文学性研究”与批评的三重面相——以汪曾祺研究为中心

以汪曾祺研究为中心,系统探讨“文学性研究”与批评的三重面相,强调文学性研究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的重要意义。首先,以批评方法的文学性为立论点,阐释文学批评方法本身蕴含的文学性特质。汪曾祺研究中,研究者从语言观、民间文化书写、细读批评等多元视角深入作品内核,充分展现了批评的文学性,进一步激活和发掘了汪曾祺作品中的文学性。其次,从批评文本的文学性看,文本分析过程中呈现出的文学性不容忽视,重申了批评实践中批评本身的文学性。最后,在文学性的同构层面,以批评的文学性观照作品的文学性,凸显了批评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以及在这种互动中如何实现文学性的共同构建和意义的再创造。这三重面相相互交织,共同揭示了汪曾祺研究中“文学性”的丰富内涵和多维度特征。通过对汪曾祺的文学性研究,在深度理解其作品的同时,聚焦批评的文学性指向,为当下的文学批评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汪曾祺的1980:重写旧作与故乡记忆的复活

汪曾祺以小说家的身份复出后,故乡记忆就一直是其小说创作的资源,一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仍是如此。中断多年后,汪曾祺于1979年重新开始文学创作。到了1980年,汪曾祺的故乡记忆才以文学的方式,蓬勃地复活。所以,1980年,在汪曾祺小说创作生涯中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耐人寻味的是,汪曾祺是以重写旧作的方式,重启对故乡记忆的叙述。本文的关注点,不在于汪曾祺对旧作的重写、改写本身,而在于强调:在1980年,汪曾祺以连续性的对旧作重写和改写的方式,激活了对故乡的记忆,于是,此后的几年,便有了取材于故乡记忆的小说井喷式的问世;于是,故乡记忆便成为汪曾祺小说创作的经常性资源;于是,一直到逝世前夕,汪曾祺仍在写着高邮,写着故乡。

汪曾祺短篇小说《八千岁》中的狂欢色彩

汪曾祺的创作极富民间意识,风格谐趣幽默,广泛地包容了民间生活的生动趣味。以短篇小说《八千岁》为例,小说展现了一个风云变化的时代中芸芸众生的生活百态,在形式、语言、思想内容等方面,体现出了带有平等性、包容性、颠覆性、开放性质的乌托邦色彩,小说中具有着巴赫金所说的狂欢特质。

论伍尔夫对汪曾祺早期小说创作的影响

汪曾祺早期小说创作深受伍尔夫影响。西南联大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为其接受伍尔夫影响提供了可能性,自身创作主张与伍尔夫小说理念的契合使汪曾祺具有学习现代主义的自觉性。汪曾祺借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和时空蒙太奇的意识流手法进行创作,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先驱意义。借鉴伍尔夫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基础上,汪曾祺在文体形式上融入中国元素,在审美追求上提倡“和谐美”,创造出具有本土性的现代主义小说。

论汪曾祺小说中“具体的乌托邦”——以《受戒》《大淖记事》为例

相较传统乌托邦,布洛赫的“具体的乌托邦”更具开放性,通过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把握推定出更完满的未来。艺术“先显”通过描绘愿望图像,感性地显现“具体的乌托邦”。《受戒》《大淖记事》作为汪曾祺的小说代表作,其愿望图像立足于苏北水乡贫困愚昧的现实,通过人类的美好品质,营构了以宽容、博爱、和谐为显著特征的“具体的乌托邦”。这一愿望图像具体反映了汪曾祺融贯中西的人道主义,以务实而开放的态度呼唤本真人性与寻找尚未之乡。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饮食意蕴

饮食不仅是人们正常的生理需求,也蕴藏着某种精神追求。汪曾祺多次将饮食融入小说的描写当中,无论是清淡的果蔬,还是油腻的荤腥,都从侧面展示了人物的性格与生活态度。在《受戒》中,汪曾祺通过简单的食物描写和饮食构造突出了平凡人的烟火气息和俗世的人情生活,彰显了独特的人文关怀,显现出别样的意蕴。

知识翻译学视阙下《汪曾祺小说选》英译传播

在中国小说走出去的大潮中,许多优秀的长篇小说翻译作品在国外有着强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相比之下,短篇小说的英译较少,对外推广任重道远。从知识翻译学的角度,笔者以融合中国文化的《汪曾祺小说选》为例,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进行知识转化,实现文化的知识化英译与传播。“真、善、美”的翻译观要求译者从知识论出发,以善心成就中国短篇小说之美。

以矛盾分析法看汪曾祺小说中的私奔故事

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在小说中也不例外。那么作为寻根文学的一 员大将,汪曾祺似乎对私奔故事有着别样的迷恋,在其众多小说中,或多或少有着一点“私奔”的影子。有一笔带过的, 如《受戒》中写道:“一场大焰口过后,也像一个好戏班子过后一样,会有一个两个大姑娘、小媳妇失踪,——跟和尚跑 了”;有在小说中作为人物背景交代的,如《大淖记事》中莲子私奔的描写;也有作为小说重要一环的“私奔”情节,如 《小姨娘》中的章叔芳、宗毓琳以及《小孃孃》中的谢普天、谢淑媛等等。那么,“私奔”何以让作者如此钟情?“私奔” 故事中体现着怎样的矛盾论的观点?

文学坐标系的重寻:汪曾祺小说空间叙事质素研究

汪曾祺小说创作经历着由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回归的文学坐标系重寻,写意与回忆间,空间叙事因子以共时性特质,重构叙事历时性。其形成受中国文艺传统、西方现代派意识流、现实主义、个人生活经历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在回溯与展望中,以语言为媒介重构记忆故乡之中的“三维”空间,寻历史文化之根,构筑理想生活形态的存在。汪曾祺以自身的现实主义文学书写实现了对时代、社会的担当,实现着自身“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创作理想。

汪曾祺笔下的高邮 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作为“资深美食KOL”的汪曾祺先生,用一篇《端午的鸭蛋》让高邮咸鸭蛋成为国民美味,然而,他却时常为自己的故乡“叫屈”。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高邮傍水而生,不仅有好逛的古街、古塔、古驿站,还有各式各样的湖鲜美味,好吃的东西真的不只咸鸭蛋而已。

汪曾祺短篇小说的结尾艺术

汪曾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知名作家,他的短篇小说创作将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其小说结尾处也是承载着作者独特的艺术构思。这种艺术构思,或是对主题的颠覆——意外却不突兀;或是对意境的营造——言虽尽而意无穷;又或是对悬念的设置——引发读者深思与共鸣。这些都被看作他小说中的“点睛之笔”,不仅深化了作品的主旨,还丰富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引导了读者洞悉世俗人情。

汪曾祺与中国的本土现代主义

如果不把“现代主义”仅仅理解为以“西方性”为主体的文学思潮,可以说在20世纪的文学史进程中,现代主义是一场席卷世界的国际主义文学运动,因此具有一种全球性或者世界性,具体表现在,除了欧洲与北美,亚非拉作家也同样加入到“现代主义”的阵营,并且贡献了与西方迥然有异的现代主义作品。而西方之外的现代主义者们在借镜先发的西方“现代派”的过程中,差不多都会面临一个如何创造本土化的现代主义的历史性议题。

另一种“返乡”——高邮方志与汪曾祺的地方书写

汪曾祺在1980年代的返乡之旅中,集中阅读了大量地方文献和方志史料,“地方志”构成他重要的写作资源之一,为其这一时期的地方书写提供了大量素材。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阅读行为中,汪曾祺的地方记忆被再次激活,在对高邮历史和人文传统的重新梳理中,汪曾祺也完成了另一层面上的“返乡”,他以参与地方修志的方式重新思考“地方”的意义,接续了一种地方传统,并在“扬弃”与“改写”中完成对故乡高邮的个性化建构和表述。

汪曾祺文学批评论绎

汪曾祺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相互映照,以极高的辨识度共同组成丰富的文学世界。汪曾祺的文学批评属于“印象派批评”,摒却理论,纯以鉴赏家艺术眼光聚焦于作家作品情感内核,修辞立其诚是其批评审美创造的核心要义。他看重批评的美学功用,主张文学教育、审美作用统一,却又对不公与丑恶直言相对。他厌恶批评的评论腔和八股气,极具语言自觉和文体自觉,以独特“汪氏文体”推动批评臻至美文之境界,为当代文学批评确立了新的审美范式。他甘愿为青年做梯,心怀关爱照顾之慈心,更对今天的文学批评尤具警醒之义,也是重读汪曾祺文学批评之现实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