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灾区民众心理援助的体育支持——论震区心理拓展训练的广泛开展

心理拓展训练作为一种特殊的体育项目,被广泛用来解决各种心理问题,且效果显著。汶川灾后的心理援助具有相当特殊性。而心理拓展训练的形式、作用恰恰可以与之相适应。并且此项目创意独特、训练方式灵活、普适性强、易于开展在汶川灾区推广切实可行。心理拓展训练在地震灾区的广泛开展,对于协助国家更好地完成对灾区群众心理援助任务将起到重要作用。

公共关系视角下的汶川灾区黑色旅游开发探析

黑色旅游的开发因其敏感性曾引起较大争议,但开发的意义不言而喻。本文以公共关系为视角,在分析其黑色旅游构成要素的基础之上,重点探讨了其开发思路,即满足游客公众的体验和感悟的精神需求,协调灾区居民公众与黑色旅游景点管理之间的关系,实现灾区经济复苏、形象重塑等。

汶川地震灾区恢复重建研究后援建时代的汶川灾区农村发展研究——基于农村居民可行能力的理论分析

随着国家对汶川地震灾区投资项目和各兄弟省市对口援建工作的逐渐结束,汶川地震灾区整体上进入了后援建时代。灾区农村居民是整个汶川地震灾区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基于灾区农村居民的能力视角,汶川地震灾区的农村后续发展面临着农民主体的可支付能力和农村社会资本负向发展的双重困难,加大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源投资、完善制度,提高其可行能力就成为灾区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两个必不可少的内在条件。

汶川地震灾区恢复重建中人力资源状况调查与分析

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基本完成情况下,我们对灾区人力资源状况进行了调查。本文通过调查分析认为:无论从心理还是生存角度看,根据政府灾区产业发展规划要求,目前灾民的素质结构还有相当的差距,心理阴影依然存在,心理康复工作任重道远,许多灾民的素质结构需要调整,培训工作滞后等,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几点结论。

关注灾区持续发展的软实力:人力资源——对汶川地震灾区恢复重建中人力资源状况调查与分析

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基本完成情况下,我们对灾区人力资源状况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分析,认为无论从心理还是生存角度看,根据政府灾区产业发展规划要求,目前灾民的素质结构还有相当的差距,心理阴影依然存在,心理康复工作任重道远,许多灾民的素质结构需要调整,培训工作滞后等,并在此基础上对灾区人力资源开发路径进行了理论思考,并得出了几点结论。

汶川地震灾区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分析

汶川地震灾区位于长江上游,是我国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的主要分布区,被保护国际认定的25个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导致该区域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需要识别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指导灾后生物多样性保护。选取物种生境质量、植被景观多样性指数和物种多样性指数作为评价指标,其中生境质量采用InVEST生物多样性模型计算,然后利用空间相关分析中G系数进行热点地区分析,探测出灾区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区,并在此基础上与现有保护区分布、物种生境分布以及Marxan模型计算出的优先区进行对比验证。结果显示:热点区范围涉及到现有76%的保护区,且保护区内的热点区面积达到灾区所有保护区面积的55%;在选取的69个指示物种中有60个物种位于热点区的生境面积占这些物种在灾区的总生境面积的50%以上,有32个物种在80%左右,热点区内的所有指示物种生境总面积占整个灾区指示物种生境总面积的70%以上。基于空间相关分析方法得出的热点地区基本上与Marxan模型输出的优先保护区范围结果基本一致。但空间相关分析的热点区划分克服了Marxan模型优先保护区分布过于离散,孤岛效应明显的不足。

2008年汶川地震重灾区的泥石流

2008年,在"5.12"汶川地震后,随着降雨的发生,地震重灾区的中高山区较普遍地多次发生了泥石流灾害,尤其是对一些地震灾民安置点板房区造成了危害,累计造成人员伤亡(含失踪)达450余人,进一步加重了灾情。按照地震与泥石流暴发的时间顺序分类,区内的泥石流属后发型地震泥石流。其特征主要为:泥石流活动频率增高,暴发点多,规模大小不一,流体性质一般以粘性为主,密度值多在2.0～2.3 t/m3之间;泥石流的活动范围与降雨关系密切,活动范围还受地形因素控制,主要集中在龙门山等中高山区;泥石流危害形式有冲毁、淤埋、堵塞主河等多种形式。因此,在汶川地震重灾区这样的区域选址恢复重建,实质上是在工程地质条件复杂的不稳定区内选择相对稳定的安全岛,可供选择的场地极为有限。故恢复重建居民点时应因地制宜,尤其是岷江等江河峡谷区等地的居民点重建,宜保持当地居民传统的分散、多点居住的特点,而不宜于搞成规模较大的集中成片的居民点。这样既有助于场址的安全,又可以避免大规模泥石流、滑坡、崩塌、山洪等山地灾害发生时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地震重灾区2008年的泥石流活动显示,龙门山及邻近的邛崃山等山区因汶川地震的影响,泥石流已进入强烈活动时期。其强烈活动时间,可能持续10～30 a,甚至更长。对此,要有足够的重视。在可能遭遇泥石流的区域开展的各种工程建设,一定要加强防范措施,防止泥石流危害。

汶川地震灾区儿童行为问题的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研究用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对汶川地震灾区400名10-13岁儿童的行为问题进行了测评;比较了灾区儿童与普通群体及震前同地区儿童的差异;并探讨了家庭状况和父母心理状况与儿童行为问题的关系。结果发现,地震灾区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为38.2%,显著高于全国及其他地区;除了违纪,灾区儿童其他各因子分均显著高于同地区儿童的震前水平;灾区儿童行为问题的严重性主要由地震本身造成,家庭状况、受灾严重程度和父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水平等对问题检出率影响不大。总体上汶川地震灾区儿童的行为问题表现出严重性、全面性和普遍性的特点。

汶川地震灾区的社会资本状况分析

社会资本在灾害中的作用是近年来灾害社会学研究和政策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根据2008年和2009年的两次大规模抽样社会调查数据,从社会支持、社会参与和社会信任三个方面对汶川地震灾区的社会资本水平及其变化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地震发生后,灾区人民得到了广泛的社会援助和支持;与此同时,灾区群众体现出强烈的社会参与精神,居民们自发组织起来,积极参与救灾和重建中的各项社会公益行动;灾区群众的整体信任程度较高,与灾前相比,社会信任水平呈明显上升之势。灾区人民的互助、参与、团结与信任,构成了他们重建家园时最可依赖的"社会资本"。在制订灾后重建政策时,应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并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促进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与发展。

汶川地震极重灾区植被恢复分区研究

在对汶川地震极重灾区植被破坏情况进行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植被破坏与恢复现状、生态功能区划和立地条件等,将整个极重灾区划分为8个植被恢复小区。结合自然恢复的β多样性指数对各小区的恢复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植被恢复建议。

汶川地震灾区农村居民急救能力调查

目的了解汶川地震灾区农村居民急救能力现状,为开展农村居民急救普及和相关培训提供有益的建议。方法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参考《2008年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中与急救能力相关的内容自编问卷对四川地震灾区某重灾县5所乡镇医院222名应诊者家属进行急救能力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一般资料、获取急救知识途径和急救相关知识。结果汶川地震灾区农村居民急救能力得分为(5.19±2.29)分,其中犬、猫等咬伤后处理方法得分最高,为(0.75±0.43)分,心脏骤停急救得分最低,为(0.21±0.44)分;与发达地区(广州)农村居民急救能力比较,本组居民骨折现场急救,犬、猫等咬伤后处理和触电抢救方法得分较高,其余项目,如心脏骤停、煤气中毒的急救等得分都较低;电视广播是获取急救知识的主要途径。结论汶川地震灾区农村居民急救水平亟待提高,急需开设居民急救知识与技能培训,提高居民应急自救互救能力。

基于地貌指数的汶川地震灾区单沟泥石流总量计算方法

现行的泥石流总量计算方法普遍存在计算参数较难获取或难以精确获取的问题,加上汶川地震灾区沟谷内分布大量的由崩塌、滑坡体等形成的固体松散物质;所以多数泥石流总量计算公式在汶川震区存在局限性。参考适用于以崩塌、滑坡体为主要物源的泥石流总量计算公式;分析研究区范围内地形地貌发育状态与降雨因素及其地质条件之间的影响关系;将地貌指数(Strahler积分)应用于泥石流总量计算,尝试解决缺乏降雨数据情况下泥石流总量计算问题。根据"8.13"四川清平群发性泥石流数据初步回归分析得到适合于汶川震区的泥石流总量计算模型。

汶川地震灾区建筑垃圾的资源化方式与管理策略

5.12四川汶川地震后,龙门山脉的许多城镇建筑大面积损毁,由此产生的数千万吨建筑垃圾进一步威胁灾区的生态环境,灾区恢复重建当务之急就是科学有效地处理当地的建筑垃圾。基于龙门山灾区的地理区位条件和建筑垃圾再生加工制造业长期发展的必须条件的矛盾性,权衡了社会、经济、环境效益,提出了灾区适宜采取粗放型的建筑垃圾资源处理方式,同时还提出了政府应采取的扶持再生加工制造业和提倡建筑垃圾减量化的若干干预政策,以保障灾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工程的健康发展。

汶川地震灾区城镇化与进城务工人员的空间分异及流向分析

通过分析汶川地震灾区51个县(市、区)的1 271个乡镇城镇人口、外出进城务工人员的调研统计数据发现,汶川地震灾区城镇人口数量少,城镇化水平过低(只有19.8%),比同期全国城镇化水平低24.1个百分点,城市化发展尚处初期阶段;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巨大,较低和低度城镇化地区占78%以上,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更加偏低。但灾区进城务工人员规模达359.31万人,相当于灾区总人口的1/5,根据各乡镇外出进城务工人员比率,将灾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空间分布分为高外出区、较高外出区、中等外出区、较低外出区、低外出区共五种类型,呈现出到省外的进城务工人员多于到省内县外的进城务工人员,平原丘陵地区多于山地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多于经济落后地区、人口密集地区多于稀疏地区、城镇化较高地区多于较低地区、汉族地区多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空间分布特征。综合分析灾区到省外务工的人员流向可知,外出到省外务工人口主要集中在广东、浙江、上海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山西、新疆等资源富集地区。为了提高灾区城镇化水平,建议加快灾区城乡统筹重建步伐,推进灾区进城务工人员的本土化,变灾民为市民,加大灾区灾民劳务输出的力度,多渠道扩大灾民就业,对口建立灾区劳务输出市场,确定劳务输入的重点区域。

地震灾区(汶川)中学生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焦虑性情绪障碍状况分析

目的分析地震灾区中学生肠易激综合征(IBS)患者的焦虑性情绪障碍状况,为寻找IBS发生的主要原因和治疗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多级整群随机抽样方法 ,使用IBS的罗马II诊断标准和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表对地震灾区和非地震灾区,极重灾区和一般灾区的6所高完中3403名中小学生同步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焦虑性情绪障碍状况调查。结果①校正后罗马II诊断标准IBS的患病率是23.1%,男女患病率和年级之间的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地震灾区IBS学生和非IBS学生的发病率与地震发生时情形(如是否目睹房屋倒塌、是否被房屋掩埋、是否看到遗体或残肢、是否受伤、是否因受伤导致伤疤或残疾、是否看到他人受伤或遇难等)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③分层作Man-WhitneyTest秩和检验,地震灾区患IBS的学生中有失眠和静坐不能症状的比例明显高于非地震灾区的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④在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表(SCARED量表)5个领域的分值比较中,地震灾区的IBS学生的焦虑性情绪障碍倾向发生率高于非IBS学生,也高于非地震灾区患IBS的学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我们发现地震灾区患IBS的学生,焦虑性情绪障碍倾向发生率高于非IBS学生和非地震灾区患IBS的学生,虽与地震发生时各种情形的刺激无直接关系,但它们诱发中学生的焦虑性情绪障碍是肯定的,说明焦虑等精神因素对IBS的致病是一个累积结果 。

汶川地震前后绵阳灾区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

目的探讨地震前后绵阳灾区老年人的认知效能、情绪体验、自我评价、人际交往、适应能力等心理健康状况的变化。方法对比震前4个月四川绵阳77名老年人和震后6个月绵阳77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结果地震后绵阳灾区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总分低于地震前(t总=2.39,P<0.05),其情绪体验、适应能力维度得分皆低于震前(t情绪体验=3.22,P<0.01;t适应能力=2.57,P<0.05)。女性老年人心理健康总分、情绪体验和适应能力维度得分低于震前(t总=3.49,P<0.05;t情绪体验=3.87,P<0.05;t适应能力=4.15,P<0.05);60～69岁组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震前(t总=3.02,P<0.01);除人际交往一项外,其余维度低于震前(t认知效能=2.69,P<0.01;t情绪体验=3.53,P<0.01;t自我评价=2.22,P<0.05;t适应能力=2.67,P<0.01)。结论震后6个月,老年灾民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下降,适应能力减弱,感受较多负性情绪。女性老年人、60～69岁的老年灾民心理更容易受到影响。

汶川地震灾区暖区强降水的特征及环流分型研究

利用2009-2018年加密自动站逐小时降水资料、常规观测资料和ERA Interim再分析资料,统计分析了汶川地震灾区31次暖区强降水个例的降水特征、环境条件和环流背景得出以下结论:暖区强降水落区与龙门山地形有密切的关系,暖区强降水主要发生在海拔高度500-1000 m的盆地与青藏高原过渡带上;暖区强降水有明显的日变化特征,主要出现在凌晨和午后两个时段,尤以凌晨时段最强;强降水是在高能高湿不稳定层结条件下,在沿高原边界层下滑的弱冷空气和山谷风环流的共同触发的对流性强降水;汶川地震灾区暖区强降水主要是在副热带高压型和鞍型场型两种大尺度环流背景下发生的。

5.12汶川地震灾区流动图书馆建设研究

5.12汶川地震过去1年多,灾区人民的精神家园重建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对灾区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调查了解,分析了在灾区建立流动图书馆的意义,并就建立流动图书馆提出了几点建设策略及在建设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汶川地震灾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理性思考

教育信息化是汶川地震灾区学校重建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重建后以绵竹遵道学校为代表的灾区学校全部安装了高端的教育信息化设施.对如何提高信息化设施的应用,促进灾区教育信息化持续、有效的发展进行了探讨.

巨灾后人口重建的路径分析——以汶川大地震重灾区为例

巨灾导致人口数量、质量与结构失衡,应根据巨灾的性质和破坏情况,因地制宜,选择人口外迁、迁入或出生人口以进行人口数量重建。人口质量重建则主要借助于以下四条路径:通过全面康复提高残疾人口的社会参与能力,通过孕前、孕期医疗支持减少先天缺陷新生儿的出生,通过心理援助、恢复和扩展社会支持网络缓解受灾人口的心理压力,通过重建校舍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质。人口结构重建则在改善灾民可持续生计的前提下,依赖政府的政策与规划,实现人口结构的优化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