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抑或思想史?——试论沃格林历史哲学的限度与中国“效应”

沃格林的历史哲学对各种文明表现出西方学者中罕见的宽容与深度,成为中国思想建构的一个有益镜鉴,然而这种哲学在思想性质、秩序观、历史观等方面的限度也不可不察。在思想性质方面,它在根本上乃是一种思想史的乃至社会科学的考察,即从过往思想中总结历史规律,并以某种本身貌似自明的模型来评判历史,而没有达到哲学对这种考察方式之效力应有的更深刻反思。在秩序观方面,沃格林忽视了他心目中的一些灵知主义“典型”在现代性的边缘之处通达宇宙秩序的可能性。在历史观方面,沃格林虽然反对人的解释受到历史的主导,主张“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却由于致思方式的局限,仅仅看到“历史中的哲学”,没有真正达到“哲学观照的历史”,尤其是忽略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与谢林肯定哲学“究天人之际”的旨趣。鉴于这些限度,加之中国文明在根本上并未遵从西方以形式感主导的构成方式,我们在沃格林之后“接着说”时不应以沃格林的论述框架为“底本”,而只应将其作为我们重新发掘中国文明“道中庸”的不同方式时的外部参照物。

沃格林《新政治科学》对现代心灵失序的诊断

沃格林对现代社会科学中实证主义的不满,与其对现代西方文明中心灵失序问题的全面检讨有关。在《新政治科学》中,沃格林开篇对韦伯的批评是他全书对现代内在主义或“灵知主义”之革命问题进行诊断的开端。由于偏离了前现代灵魂秩序中人性与神性的参与性经验,现代灵知主义的精神倾向无法给出关于实在秩序的全面表征,而只能返回信心与良知等内在维度。在这一倾向转向宗教化的激进主义实践时,必然要求一整套带有实证意涵的政治技术作为其创制新秩序的保证。这样的代表机制实则延伸到现代主权国家的法权建构原则当中,并为现代意识形态政治提供了原型。由此,沃格林认为,从发生原因、内在机制和历史效果来看,现代的实证主义倾向和灵知主义倾向,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二面。

从宇宙论体验到超越性体验——沃格林论“天下时代”生存真理的分化

在轴心时代或天下时代的精神突破中,最为核心的一点是突破宇宙论体验,而发现作为生存张力性结构的超越性体验。超越性体验的时间意识是永恒与时间的交叉点或居间点,它将人的生存界定为在有死的时间与不死的永恒之间的张力性结构,从而区别于宇宙论体验的时间意识只是将时间等同于宇宙节律,而人只是终有一死者,与不朽者的神分属不同的界域。宇宙论体验中神是宇宙内的最高事物,是宇宙整体的构成部分,而超越性体验中,神从宇宙内的神转变为世界与万物的神性根据,人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朝向神而展开的在神人之际的生存。宇宙论体验由于其实质性与类比性,而采用了神话的符号形式;但随着天下时代的精神突破,超越性敞开的位点变成了人的心性,这就导致了在天下时代与轴心时代心性论的兴起;而如果以智性意识承受超越性的敞开,就有了哲学的符号形式,如以灵性意识承受超越性的敞开,就有了启示的符号形式。基于启示而有救赎论的生存真理样式,它在神性与人性两极中更加侧重神性极点对人性的上拉或牵引;基于哲学而有人学的生存真理样式,它更加侧重人性极点朝向神性极点的探寻。

灵性病症及其疗救——埃里克·沃格林论恶的问题

埃里克·沃格林对政治社会中恶的问题有深刻的理论思考。事实上,他一生所致力于建立的新政治科学,本身就是应对和抵制恶的努力。在批判回避善恶抉择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借助于古典哲学人类学、德国解释学以及现代英美意识哲学,沃格林勾画了一种围绕实在结构、面向超越开放的心灵经验而展开的秩序科学之基本轮廓。他探讨了恶的精神根源,并就理性与灵性层面的秩序重建提出了治疗建议。他的新政治科学试图深入到个人经验层面,对诸种符号的意义进行解读,揭示与阐发关于存在的真理,重申普遍人类意识及人与人的共通性,以唤起当下人的道德与责任感,激发个体自觉参与到与失序和邪恶的持续斗争中去。

试论埃里克·沃格林的“政治宗教”理论

《政治宗教》是沃格林学术生涯早期的代表作,通过“政治宗教”的理论视角考察了纳粹德国的历史根源、符号特征与世俗宗教本质。学术界围绕“政治宗教”的理论内涵与学术价值展开了大量的争论。然而,若要恰当地评估“政治宗教”则需要澄清该理论所遵循的理论基础及其所体现的特征与性质。首先,“政治宗教”的特征体现在其“符号—经验”的分析模式中;其次,该理论是沃格林探究纳粹德国政治危机的新视角,也是沃格林“精神政治学”的理论雏形。在明确“政治宗教”的特征与性质之后,进而可以恰当地阐明该研究对当今学界诊断社会政治危机与探索良善秩序的启迪意义。

沃格林论“天下时代”的秩序转换

作为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的替代性理论,沃格林的“天下时代”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刻画了人类文明的秩序变迁:从“治出于一”的宇宙论帝国秩序到“治出于二”的“天下秩序”。天下秩序的核心是精神与权力的分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世界宗教与世界帝国的对峙及其张力。秩序本性从“社会的宇宙化原理”转向“社会的人化原理”;秩序的担纲者从“前天下时代”集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于一身的帝王转变为文明的精神担纲者——圣贤、先知、哲人。这些转变的核心是“精神突破”,在具体社会不再能够承载生存意义的状况下,它指向以人的内在心性承受超越体验。

西方政治秩序演变的历史分析——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述评

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稿》以政治观念的“唤启”功能为出发点,将观念史和政治史融为一体,探索西方文明几千年的演变路径。全书以宏大的叙事方式,通过分析希腊化时期“精神的瓦解”、基督教兴起与西方政治秩序的构建、中世纪神圣帝国秩序,以及宗教改革以来现代性的兴起及其危机,提供了西方文明共同体形成、发展、内外变迁及衰落的全景分析。这不是一部通常意义的政治观念史著作,它是关于西方政治秩序演变的历史分析,是一位杰出思想家对西方文明如何导致现代性以及如何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哲学诊断。

审判被审判——论沃格林笔下的“苏格拉底审判”戏剧

沃格林的系列研究试图表明,西方人类的无序现象在历史的早期就已出现。苏格拉底审判本身是无序的表现。此中,除了雅典城邦审判苏格拉底、柏拉图用对话来审判雅典城邦外,还应该包含哲学对哲人的审判与审视、神话对哲学的审视,防止因哲人或哲学偏轨而让城邦陷入无序。在此,审判者被审判。沃格林试图成为"现代柏拉图",通过哲学活动赋予自己所在的文明以最智慧的类型,以此祝福自己的人民。这或许是真正哲人的基本素养。

沃格林的三个战场

沃格林深刻地洞察到灵知主义的非人属性,知道任其泛滥必将威胁人的根基,因而走上了净化的道路,试图清除历史中的阴暗与罪来净化西方文明。只是,灵知主义是西方夜间的哀鸣,是西方光亮身形下的阴影,对它赶尽杀绝只会加重西方夜空的戾气。沃格林的历史与秩序是在城邦世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缺少种植与生长性的土地文化根基,本质上是以力量为主导的技术文明,同他所批判的灵知主义一样,都是非人属的。因此,他的批判悖论似乎显示他的西方文明已经走到了人的尽头。

沃格林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反思

沃格林对意识形态与知识扭曲的关系十分关注,认为二战前希特勒之所以能够上台,主要原因是当时德国知识界的精神氛围已经出问题,致使知识异化,最终导致德国时代精神整体败坏,这是典型社会无序的表现。如何防止知识异化为意识形态成为当代西方知识分子的使命。沃格林强烈的文明危机意识体现出西方知识分子对自身文明传统至深的关切,是知识分子反哺社会的一种方式,即以知识的力量来推动社会向健康方向发展。

历史的另一度:沃格林论“没有柏拉图的希腊人”

沃格林的研究掀开了古代希腊的另一维度:史诗显示出希腊世界从神界到人间都已身缠重疾;修昔底德则警示世人,不受约束的强力只会带来“动荡”以及“民族自杀”般的灾难,雅典就是例证。而早期思想已经意识到,人没有智慧,不要妄想拥有真理,占有存在。人永远没有这个能力。任何妄称拥有真理的人,如果不是天真的幻想,那就是无知的轻浮与傲慢,必将遭到毁灭的报应。强盛雅典帝国毁灭之际的绝望哀嚎,是这一论断的鲜活象征。

回到前科学知识——论沃格林与施特劳斯的共性与差异

沃格林与施特劳斯的对话从早期对于科学主义的批判,到中期对于胡塞尔的理解,始终围绕着作为实在秩序的前科学知识这一话题。他们的共同点也建立于此,即对于政治事务的研究必然要将人相关于实在的本然秩序。但是在如何理解前科学知识和与之相应的具体操作上,二者出现了严重分歧。这个分歧最终在这个问题中体现出来,即对于前科学知识的指示最终能否将之归于体验,以及能否依据体验将实在之理解放置于历史的象征形式中。作为本质的前科学知识是否可以在体验中被历史化,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决定了沃格林与施特劳斯的差异。

谢林的政治哲学期待——从沃格林的角度看

尽管谢林那里缺乏直接的“政治哲学”论述,但在沃格林对时代生存经验的描述中,谢林整个哲学呈现出一种生存-经验性的“政治哲学”诊断维度,从这个维度出发,可以把谢林对近代哲学的批判及其体系建构放在一个更广泛的政治经验历史中来考察。这一考察向我们表明,尽管谢林并不是一个直接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家”,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哲学”也能以非政治哲学的方式,从对于时代精神概念的诊断中得到阐述,一种对于政治哲学正面言说的“失语”,或许更多地指向对一种“未来政治”的期待。

理解“奥斯维辛”:论沃格林与阿伦特之争

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沃格林与阿伦特之间这场由《极权主义的起源》所引发的争论,隐约地透露出日后双方思考的走向,并在各自的思想旨趣上推进了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理解与反思。沃格林与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研究方法、人性问题以及现代性困境的根源上存在思想分歧。重启沃格林与阿伦特之争的价值就在于,挖掘时代危机背景下两种不同思考方式的碰撞。

自然正当的神学之维——论埃里克·沃格林的自然正当观

自然正当是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沃格林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正当概念的分析指出,它与存在运动和神密不可分,也是对由神所创造的宇宙的秩序的分有;它通过明智落实于人的具体行动中,就表现为一种社会的正当秩序。

秩序与历史:沃格林的历史多元论与秩序解读法

沃格林在《秩序与历史》中以“存在的飞跃”为主线,建立了一套能够揭示秩序如何在诸文明中演进的思辨历史哲学。他认为,对存在领会的突破构成了文明史的关键线索,但这一线索并非单线化、西方中心主义的,而是一种克服“历史创生论”、突出各类精神突进进程复杂性的框架。这一对历史秩序网状结构的叙事基于沃格林对历史书写的独到见解,他将历史编纂本身看作发现人性历史维度的重大事件,因而历史写作自当努力阐明人作为居间的存在不断在存在之流中挣扎的过程。而为了以一种更能展现历史厚度的方式贴近史料,沃格林摆脱了黑格尔以降用僵化概念解读史料的方法,他将史料看作与当时的经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活生生的符号,极力还原当时之人对于存在秩序的体验,试图在具体的语境中解读史料的涵义。由此,沃格林通过体察诸多文明形态各异的秩序理解,彰显了历史的展开将何以可能。

从“轴心时代”到“天下时代”——论沃格林《天下时代》中的核心问题

18世纪初以来,欧洲的思想家开始面对和思考“中国精神”,典范人物可从莱布尼茨、黑格尔、韦伯一直数到沃格林。其中,沃格林算得上20世纪思考得最深的历史哲学家。他从世界政治史和政治观念史的双重角度思考人类的诸种“秩序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用“天下时代”概念取代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在地理上和历史时间上,“天下时代”指西方从波斯帝国到罗马帝国的帝国更替,与此平行的是中华帝国在远东的崛起,西方和东方平行发展出两种不同的“天下意识”。“天下时代”还有形而上学的普遍含义,即寓指这个世界的恒在性质:世界因群体或政治单位之间的冲突永远充满暴力、不幸和灾变。“天下意识”意味着对天下征服的精神反应:人类政治体之多样性及其冲突这件事困扰着我们,同样困扰过早期天下的帝国时代。无论在帝国式的政治体还是希腊城邦或以色列式的政治体那里,关于政治体起源的思辨都与历史之域相关。这意味着政治秩序的思考受到历史之域的限制,史学带有神话时间与溯源式叙事的基本形式。宇宙论式的帝国秩序紧紧包裹着人类的观念,以色列的存在经验才让人类的观念突破了帝国式的宇宙秩序。东西方文明的根本差异因此在于:存在的飞跃没有像西方那样彻底打破宇宙论秩序。

沃格林的秩序哲学与古典文明研究

沃格林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古典哲学概括为秩序哲学,并基于此展开了对古典文明的历史研究。据其后来的阐发,意识哲学是秩序哲学的核心,历史哲学是秩序哲学的主干。在意识哲学中,沃格林重视人的体验,强调人朝向超越的神性根基的参与意识,并发展出一种体验实在论,从而为其历史哲学奠定了基础。

沃格林的秩序哲学与古典文明研究

沃格林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古典哲学概括为秩序哲学,并基于此展开了对古典文明的历史研究。据其后来的阐发,意识哲学是秩序哲学的核心,历史哲学是秩序哲学的主干。在意识哲学中,沃格林重视人的体验,强调人朝向超越的神性根基的参与意识,并发展出一种体验实在论,从而为其历史哲学奠定了基础。一在《秩序与历史》第一卷《以色列与启示》导论的一开头,沃格林说:“神、人、世界和社会,构成一个原始存在共同体。

试从《天下时代》看沃格林对哲学的理解

尽管“哲学”一词如今被用在各种场合,但“什么是哲学”,却远非一个清楚明白的问题。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沃格林为我们提供了探索该问题的一个独特视角。在其晚期的重要著作《天下时代》中,沃格林提出一对解释性的概念——“理智性的”与“灵性的”——来建构其观念史。本文指出,此对概念实际上取自使徒保罗的《哥林多前书》,其中蕴涵属人的理智或属人的智慧远远低于属神的灵的主张。通过探究沃格林对保罗、斐洛和柏拉图的解释,本文进一步表明,沃格林将哲人对“理智性运动的参与”理解为“对神显事件的一个回应”,取消了哲学的自主性。沃格林甚至声称,“向哲人们显现的神……就是向摩西启示自身的同一位神”。然而,这样一种观点在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这样的哲人看来是很有问题的。他们认为,哲学与启示不共戴天,且哲学在根本上具有无神论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