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交互与自我重塑:对沈从文20世纪30—80年代自订选集的综合考察

20世纪30—80年代沈从文有多种自订小说选集出版,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36年的《从文小说习作选》、1957年的《沈从文小说选集》和1983年的《沈从文选集》。通过考察它们的选篇变化和文本异动可以发现,沈从文选校作品的活动往往是在与文坛对话中进行的,而最终的选定、改定的文本也彰显了不同历史语境下作者重塑写作史、表达文艺理想的愿望。就《从文小说习作选》而言,沈从文改写了自己一度追求“实利”的写作动机,表现出对“乡下人”道德理想的追求;而《沈从文小说选集》则强化了革命话语对小说选篇和文本修改的干预,增加了大量表现底层民众苦难和革命斗争的内容,体现了作者对新中国历史话语的认同;《沈从文选集》的编选既反映了作者在新时期获得重评的渴望,也受到文坛上诸如“丁沈失和”等人事龃龉的影响。

情与中国性:沈从文对《野叟曝言》苗地建构的承续与改写

西南苗地的情爱故事是贯穿沈从文小说的重要主题,其笔下故事的发生地“湘西”也因此世界闻名。沈从文对苗地湘西的文学建构如何受到前现代文学文本的影响,却是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沈从文小说的苗地建构,与《野叟曝言》中言说苗地的话语书写之间有着重要的承续关系:一是共享明清时期的“苗地知识系统”,二是均围绕“情”和“中国性”的话语从本地人的视角对苗地展开文学空间的审美建构。具体言之,以《边城》为例,在半殖民地中国的新情势下,沈从文经由书写苗地之“情”,重新定义了“何为中国”,从而将传统文学遗产创造性地转化为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对另类现代性的呼吁。

湘西情结的书信表达——以沈从文与大哥沈云麓的通信为例

沈从文浓厚的湘西情结不仅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也体现在其书信中。沈从文与大哥沈云麓的通信中流露出鲜明的湘西情结,它具体表现在关注湘西地方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强调对湘西民俗文化和民间工艺的传承保护、心系湘西作家培养和1949年后意图进行新的湘西题材创作以及对湘西美景、美食和特产的眷恋。

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生态审美建构

沈从文小说以独特的原生态美学著称。生态文明建设重新定位了沈从文小说的生态审美意义。当前对生态审美建构的理论支撑不足,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沈从文小说的生态审美建构则从根源上展现了生态审美元素和表达内涵及美学价值的现实意义。

沈从文与谭恩美作品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沈从文和谭恩美两位作家在文学作品中是如何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受重视。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分析这两位作家作品中国家形象建构的共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沈从文作品中的国家形象建构强调民族特色、关注民生和历史传承,展现了湘西地区的民族精神和历史文化。谭恩美作品则注重民族文化的表达,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文化有机结合,呈现多元、立体的中国形象。本研究对于理解自身文化特点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构建和谐、包容的世界文化,推动文化交流与理解,促进跨国文学研究的发展。

开明版“沈从文著作集”考论

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编选了“沈从文著作集”交给开明书店出版,但出版计划遭遇较大变故,仅出版了部分图书。就版本来看,有前期桂林开明版和后期上海开明版;就所含书目来看,应否定“13种”之说;就人事关系来看,出版著作集得到了叶圣陶的大力支持;就缘起和结局来看,沈从文编选著作集是为了缓解经济压力与总结创作成绩,但最终被开明书店毁版,出版计划夭折,图书佚失严重;就价值意义来看,“沈从文著作集”具有版本价值和批评价值。

“抗战意志论”与战时写作的文本裂隙——以沈从文《战国策》派时期的写作为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围绕抗战建国的时代召唤,沈从文生成了一种隐性的“抗战意志论”思想观念。“抗战意志论”有两个层面:国家意志和生命意志。国家意志的观念对应《战国策》派“大政治”主张下“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抗战现实;生命意志的观念接续沈从文对生命存在本体的抒情化思考。“抗战意志论”是一种将民族国家存亡和个人生命重造二者结合,用来指导文学写作,表现理想人生的“有情”的观念创造。“抗战意志论”作为抗战建国的观念自有其历史与现实合理性,但与沈从文的创作个性不相符合,表之于小说写作中出现人物、叙事节奏、叙述重心等方面的裂隙或者矛盾,体现出别样的艺术审美特质。“抗战意志论”折射出沈从文观念写作与个性写作的龃龉,也必然导致其以寓言体、主观抒情和传奇故事等方式复归“抽象的抒情”的个性创作并修正战时文学路径,继续书写其对生命、理想、人性等抽象对象的表达。也因此,在战时文学写作版图中,沈从文逐渐成为一位不合时宜的被划为“与抗战无关”的孤独的思索者。其实,历史并非这么简单。

对抒情的皈依与叛离——沈从文与胡兰成比较

王德威总结陈世骧等人的抒情论述,将抒情视作一种贯通古今的史观,并分析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其中沈从文和胡兰成是王德威论述中选取的个案,是抒情的皈依与叛离两种典型的写照。二人创作中有相似的情感载体,皆有对古典文明的继承,且都在革命的时代选择了用抒情标记心声,但是出于不同的立场与目的。通过对话比较,可以管窥抒情的历史作用,探索抒情的底色,理清诗与史的辩证关系。

沈从文创作的佛教意识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的佛教意识是颇为独特的。随着创作实践的不断推进,沈从文的佛教意识也表现得愈加自觉。在早期(1924—1933)创作中,沈从文的佛教意识主要集中在运用佛经表达对于“文学”的见解,以及把宗教信仰对象化为文学创作的信念。沈从文中期创作(1933—1937)的佛教意识则表现在自觉借鉴佛经探索现代小说创作的题材空间、叙事技巧以及试验文字的“抒情”与“韧性”。其后期创作(1937—1949)的佛教意识更为沉潜,表现在运用佛教思维方式构建诗学体系。

沈从文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

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明确其思想与创作的“现代性”或“反现代性”却是沈从文研究的一大难题。从时间的角度以及沈从文的风景描写与“风景中的人”三个方面来看,沈从文具有“现代性”与“反现代性”并行的独特魅力。“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矛盾两极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形成了极强的艺术与思想张力,这种张力来自于艺术领域的不二法则——真实,也造就了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和耀眼。童庆炳先生倡导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可以作为解决这一难题的一个切实的起点。

回忆录写作与新时期沈从文文学史形象建构

新时期以来,学界陆续发表、出版了二百余篇有关沈从文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新时期沈从文历史形象的构建过程,而且与新时期的文学生态形成了复杂的历史纠缠。通过对沈从文回忆录的爬梳考索,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沈从文回忆录发表、出版的整体情况,还原沈从文历史形象的建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沈从文形象,而且试图探讨由此反映出来的新时期文学场域的历史复杂性。

恋爱的危机及其克服——论沈从文早期小说中的恋爱书写

恋爱话题是沈从文早期小说中的重要话题之一。他笔下那些“怯汉子”无一不是恋爱中的失败者,恋爱的危机使他们时刻处于自卑的心理状态之中。可即便如此,这些男性人物在面对女人时,几乎无一例外地会产生神经质式的心理波动,这反过来又加重了主人公的自卑,从而将恋爱的失败感扩大。但随着作者生活阅历的增加以及社会地位的变化,此类描写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即主人公逐渐寻找到了克服恋爱危机的方式。对这一转变进行系统考察,对于解读沈从文早期小说而言,不失为一个别样的切入点。

沈从文阅读史发覆

仔细比对、考辨沈从文的自述与创作,辅以参照周边人的指证,能最大程度地挖掘出沈从文的阅读史。沈从文的阅读对象广涉古今中外,可分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与非文学类著作四类。随着创作的日臻成熟,沈从文的阅读选择从随意性转向系统性,接受倾向从技法借鉴转向思想层面,接受方式从模仿挪用转为创造性转化。沈从文的知识结构在创作初期就形成了民间文化、传统文化、外国文化三条线索,三者相互交织、彼此渗透,为沈从文的创作提供活力。

沈从文文学生活的两次转换

从湘西走向都市,从都市回望湘西,以及30年代的两次返乡既构成沈从文人生历程上的两次转折,也是他文学生涯上的重大转换--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的对立互参格局、对湘西现实问题的凝眸及以文字改造社会的思考者姿态。对于湘西人生形式与现实问题的关注是贯穿沈从文作品的情感脉络,沈从文一直以湘西地域为着眼点,这既是对自身文化定位的确认,也是思考整个中华民族现代化问题的参照。

由沈从文“寄食者”群体生存状态看其文学创作的生命观

沈从文的作品常常竭尽全力掩饰自己的主观意识,同时又在不经意间将对每个人物的偏好、情感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这种既想要赞颂湘西人物的真切、自然,又对这些人物的苦难有着难以言表的悲痛和怜悯的矛盾,恰好体现了其文学创作中的生命观。“寄食者”群体在沈从文笔下占比较大,且具有身份上的独特性,文章从“寄食者”这一独特群体的生存状态来看其文学创作的生命观,为沈从文作品的解读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助益青年入文坛——兼考现代作家沈从文编辑之路

沈从文既是知名的现代作家,亦是出色的报刊编辑,其一生参与编辑的正式刊物计20种,且多为主编。考察沈从文的编辑活动史,尤其是他任主编期间所刊发文章的核心作家群体,可以发现,他对初涉文坛的青年作家(尤其是来自大学校园的文学新秀)情有独钟、青眼相加。沈从文如此大力培养提携青年作家,与他的文学理想与美学追求密不可分,背后饱含着他深刻的“五四情结”和文学革命思想,寄托了他重造文学经典与民族品格,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美好愿望。

何为经典怎样建构——以沈从文“伟大中国文学作品”观为中心的讨论

作为中国现代文坛一位风格独特的重要作家,沈从文终其一生都对“伟大中国文学作品”念兹在兹,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于文学经典的独到理解。在沈从文看来,真正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应该是“现实性”“独创性”“历史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体;而要创作出“伟大中国文学作品”,则应重点从创作体裁、创作态度、语言文字、文学批评生态四方面建构标准,沈从文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观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影响深远。

沈从文湘西书写的发生与变迁——以“乡下人”身份的形成为中心

沈从文湘西书写使他从早期的文学探索中脱颖而出,这是与批评界密切互动的结果,其内容多与沈从文的行伍见闻相关。随着文学自觉与自信的增强,沈从文发现湘西的眼光也逐渐从“小兵”变成“乡下人”,“湘西”则从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景转变为对抗都市文明的桃花源,正是这一转变成就了沈从文。沈从文的“乡下人”身份是“五四”新文学启蒙传统的产物,它以理想人性和完美世界为目的,无论是所构建的“湘西”与崩坏中的湘西之间,还是“乡下人”身份与湘西人的现实处境之间,都有无法弥合的裂缝,这也正是沈从文的隐忧,因而在他的湘西书写中始终有悲哀的音符相伴随。当沈从文返乡并正面遭遇湘西的沉沦后,这种冲突开始动摇沈从文的湘西想象,并直接导致他的湘西书写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式微。

论沈从文和莫言小说的生命原力

沈从文和莫言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两位代表性作家,他们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并都以寻求新生活为旨归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此外,两位作家同时坚守民间写作立场,从“湘西”和“高密东北乡”两个文学场域出发,对人性进行了深刻的讴歌与批判,并呼唤和推崇雄健刚强的生命原力,试图疗救萎缩的人格和衰颓的时代文化,表达出重构民族精神的文学理想。当下社会,也应召唤和汲取这种生命原力,对于激发个人和民族的青春活力,同时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

战时沈从文杂文的经世致用之思——以四篇佚文为中心的考察

新发现沈从文四篇佚文《拥护领袖》《利己或爱他》《谈统制》《新年希望》,均为沈从文战争时期评时议政的杂文,虽然创作时间跨度较长,但在写作形式和思想观念上具有内在一致性,是其创作转向后尝试与时代对话的重要作品。这些作品既是沈从文对抗战所引发的具体刺激和问题做出的文学回应,也是他试图在重新清理自我,重新结构自我与历史、自我与现实关系的基础上,探索和创造一种“经世致用之文学”,一种在内容与形式上更具包容力和涵纳力的文体与文学的有益尝试。它们既集中凸显了沈从文的“杂文家”身份,也补充和丰富了沈从文战时的文学创作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