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兼士与故宫博物院

沈兼士与故宫的关系,肇始于1922年他做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时。沈兼士是近代最早认识到明清档案文献的学术与文化价值,并积极领导明清档案文献保护、整理和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主持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对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整理。故宫博物院成立,沈兼士先后担任文献部主任、文献馆馆长十几年,为近代明清档案文献整理做出了开创性的突出贡献。抗战胜利后,他被任命为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主持接收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自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沈兼士与故宫博物院的渊源达二十余年,在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的建立和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沈兼士《广韵声系》体例考察

《广韵声系》是一部谐声字典,编排体例严谨,系统性强。对其目录、正文、附录三个部分的编排体例进行考察和解读,不仅为使用者提供方便,也有助于深入、清晰地了解《广韵声系》的性质、内容、用途及其在语言学史上的价值。

《广韵声系》和沈兼士的“右文”观

沈兼士重视文字的形、音、义的关系,提出了较为科学的右文观点。他明确了"声符"与"右文"的区别与联系,突破了前人"右文"研究中的局限,扩大了同源词的系联规模,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声训的主观随意性。《广韵声系》在完整的谐声系统中布列了大量"同声母字",是实践沈氏"右文"观并将汉字形音义结合的典范之作。

论沈兼士的语源学研究

沈兼士是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他为汉语语源学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提出了一些关于语源学的基本概念;第二,在研究中他提出了一些重要理论;第三,他就如何研究语源学提出了相应的方法和步骤。

沈兼士研究语言文字学的方法

沈兼士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在传统的语言文字学领域中建树颇多,尤其是为“语根字族”之学的建立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沈先生在研究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方法的自觉运用,这些方法既继承了传统的语言文字学研究成果,又吸收了国外的语言文字学理论,既立足于传统,又有所突破和创新。

论沈兼士的文字起源说对中国文字学的贡献

本文介绍了沈兼士文字起源于语言和绘画的二元说,评析了后起文字学家对沈说的批评,论述了沈说的科学性及其在中国文字学史上的地位。

语源学:杨树达与沈兼士

在西方语源学影响下的杨树达和沈兼士,其语源研究均为章氏的后出,因而二者转精之处颇多略同,但也有语源学草创时期的时代局限以及体现他们治学特点的不同之处。

顾随与沈兼士

顾随与沈兼士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本文挖掘、综合现存有限的诗、文、书信等材料,将两人之间少为人知的交往情况呈现在读者面前。

沈兼士“义同换读”学说述评

"义同换读"是沈兼士文字学研究的一个重大发现,运用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文字产生异读的原因。本文着重介绍沈兼士关于"义同换读"的研究成果、理论意义及应用。

浅析沈兼士的方言研究理论

本文归纳了沈兼士方言研究的主要理论和观点,分析了其理论形成的背景、特点以及后来的方言研究者们对这一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沈兼士方言研究理论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沈兼士先生对汉字构形学的贡献

汉字构形学是汉字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这是随着汉字学研究的发展而形成的一个学科。虽然这个学科刚刚建立,但其基本的理论构想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由沈兼士先生提了出来。沈兼士先生对传统语言文字学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对汉字构形学的观点和看法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沈兼士档案思想研究

沈兼士是我国民国时期研究明清档案的专家,也是近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沈兼士早年求学于日本,回国后先后担任了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故宫博物馆文献馆馆长等职。沈兼士较早地提出了“档案学”这个词语,在档案的理论思想和管理思想方面创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尤为重视档案材料的编纂和利用,他的档案思想值得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即从沈兼士生平的档案工作、档案思想的主要内容、档案思想的影响这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沈兼士与近现代语言文字学的革新和发展

在中国语言文字学现代转型发展的第一个三十年(1919～1949年),沈兼士是推动传统小学向现代语言文字学转型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继承章太炎先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精神和丰厚成果,凭借着深厚的小学功底,顺应时代的学术潮流,力主进行学术革新,他以开放的眼光吸收、借鉴了来自诸如自然科学、逻辑思维科学、语言学、史学等西方现代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探索中国语言文字学自主创新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真正实现了从传统小学向现代语言文字学的全面跨越。

沈兼士语言文字学研究特点析论

沈兼士(1887-1947)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在清末民初传统小学向现代科学的语言文字学过渡的新时期,他继承传统小学和章太炎语言文字学的治学精神和研究成果,积极借鉴西学的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本着“努力以求真实”之独立、祛妄、实验的研究精神,博通中学而推新知,广引西学以寻出路;在重视传统微观考据的基础上,进行自主的学术理论创新;焕发旧材料的学术活力,发掘新材料的研究价值;继承传统形音义兼治的训诂方法,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手段,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烙印、富有继承性、又反映沈兼士个人学术理念、倾向的特点。了解沈兼士语言文字学研究的特点,既有助于明确沈兼士在近现代中国语言文字学发展史及章太炎学术传承史上的历史定位,又可以藉之管窥20世纪初中国语言文字学发展的趋势、走向,也为当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新环境和新形势下,探索再度面临西学强势冲击的中国语言文字学如何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经验教训和历史启示。

沈兼士“初期意符字”理论初探

沈兼士先生在<初期意符文字之特性>(1946年发表)一文中提出了"意符字"的设想,认为由文字画蜕化为六书文字,中间应有一过渡时期,逐渐将各直接表示事物之图形,变为间接代表言语之符号,这个过渡期的文字即为"初期意符字".沈先生的这一理论打破了六书的旧框架和只从形体上着眼的肤浅之论,草拟了汉字发展的全貌,认为汉字产生前曾经历过文字画、意符字这两个阶段.对于文字起源问题也有一定的启示价值,这个学说为越来越多的材料所证明.

沈兼士年谱简编

沈兼士(1887-1947年),原籍浙江归安(今属湖州市),生于陕西汉阴。早年留学日本,入东京物理学校读书。留日期间,曾随章太炎受业,主攻语言文字学。归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北京辅仁大学等校任教,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著述颇丰。沈氏所处时代正是清末至民国的特殊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的剧烈变革对其思想、心理、性格及学术的影响极大,且因交游广阔,师友、学生众多,对其思想和著述的形成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根据沈氏亲友口述历史、友朋往来书札和日记、档案资料,以及史书、方志、家谱等,大致描绘出谱主一生的行状。

沈兼士与故宫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至二十三日，北平《世界日报》以十一次连载的巨大篇幅，推出沈兼士专访报道。报道首日的标题摘要中即有“故宫整理文献工作大功已告成”字样，

論沈兼士語言文字學研究的學術地位

沈兼士是中國近現代語言文字學發展史上既有继承又富有创新、推動傳統小學向現代語言文字學轉型的代表性學者之一。然而,沈兼士複雜的政治背景,以及時代和學術的發展帶來的更高的研究視角和學術價值判斷標準,或多或少地影響了對其學術地位評價的客觀性。因此,本文從材料出發,結合沈兼士所處的時代和學術背景,以學術史的客觀態度,論證沈兼士的語言文字學研究在傳衍章門學術、推動中國語言文字學現代轉型方面的作用和貢獻,公允地評價其在中國近現代語言文字學史上的學術地位。

关于沈兼士在抗战期间若干问题之考辨

沈兼士其人：名坚士,浙江湖州人。沈尹默之弟。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教育学家。1887年7月31日出生于陕西省汉阴县城,19岁时自费东渡日本求学,并加入同盟会。归国后先后任教于北平大学（今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

沈兼士在北方的抗战岁月

抗日战争时期,故都北平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作为传统学术文化中心,北平文教界对于社会各界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力。北平辅仁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沈兼士,面对敌伪横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局面,忧心如焚。他毅然走出书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一面联络知识界同仁,宣传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一面组织各种抗日活动,鼓舞民众的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