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对杜甫的定位和接受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共选录278位诗人的1940首诗。杜甫诗歌255首,居首位。从五言古诗到七言绝句,七种“体裁”并选杜诗。所选古、律并以杜甫居首,绝句则未列前茅,不及李白、王维诸人,甚至在文学史上声名并不显赫的王涯,所选绝句亦高于杜甫。充分体现出沈氏对杜甫诗的定位:兼备众体而特擅律诗,绝句则稍逊。杜诗在《唐诗别裁集》中的定位,则与沈氏论诗力倡“格调”紧密关联。“格调说”强调情旨的“温柔敦厚”并“怨而不怒”,在语言上则要含蓄慰藉,措辞温婉且格律严整。《唐诗别裁集》对杜诗的编选凸显出沈德潜在诗学上的独特眼光,其对杜诗的接受显然是基于杜诗契合沈氏“格调”诗学的理想典范。

沈德潜诗论中的读者意识及批评向度

沈德潜的诗论中具有深刻的读者意识。他重视读者在阅读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为读者的阅读阐释行为树立典范;提倡涵泳的阅读方式,使读者对诗歌的语言、声律、情感和思想主旨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并从读者的立场出发,对诗歌的创作提出要求,希望诗歌以形象思维的方式、鲜明的个人风格对读者实现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使诗歌并不仅仅是“嘲风雪,弄花草”的娱乐工具,重新发挥其深刻的教化作用。

《西湖志》四十八卷

《西湖志》号称“西湖第一书”,雍正年间由浙江总督李卫主持修纂,吴焯、厉鹗、杭世骏、沈德潜等47位名家参与撰修,凡四十八卷,仿通志体例,分门记载,列目二十,并附有大量精美插图。此书是记载古代西湖和西湖文化历史的珍贵孤本,也是关于古西湖最具权威的一部“百科全书”,成为“西湖文化学”的起点。

论方东树对沈德潜诗论的继承与改造

作为桐城派诗论家,方东树在清中期诗坛实有重要地位。在性灵、格调互为攻讦的背景下,方东树继承并改造沈德潜的格调说,既平亭冲突,更突显自身理论特点。在对待唐宋诗的态度、强调真情的体现、注重格律声响及主张诗歌反映社会现实等几个方面,对沈德潜诗论进行了发展与改造,以会通性、兼容性特点适应着清代学术倾向于总结整理的趋势。

论沈德潜诗歌复古论对明七子复古论的修正与完善

沈德潜诗歌复古论与明七子诗歌复古论一脉相承。然而,世移时迁,沈德潜对七子诗歌复古论又加以修正和完善。首先,在作诗宗旨方面,重提儒家诗学传统,强调"善"与"真"的统一。其次,在学诗对象方面,提倡唐音,又不废宋调,树立了远比七子宽广的师学方向。最后,在具体作诗方面,把"才"的因素提到新的高度,强调"才"与"学"、"法"的统一。沈德潜继承七子复古理论,同时又对其进行修正与完善,是明末清初以来诗坛发展的必然趋势。

文章学的对话——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与日本赖山阳“增评”本对读札记

乾隆十五(1750)年沈德潜编定《唐宋八家文读本》,这一选本亦传入东灜,曾得到日本幕府末期文豪赖山阳(1780—1832)的"增评"。赖氏评点与沈氏选评形成了丰富的对话面向,可以加深对汉文化圈文章学资源运用的了解。沈选的笃实学风与承载的清人反省明七子拟古之失的文坛路径,对赖氏思考本邦文坛脉动的走向形成触动。赖氏对于沈选受道学束缚之处往往多有廓清,快人心目,这与他倾心于文学上的"化腐出新",加上其史学训练对"自实起意"的注重与偏好等,不无关系。

格调对神韵的兼容——从《清诗别裁集》选王士禛诗看沈德潜的“格调说”

清代,中国古代诗学四大流别呈现出相互接纳、融会的特点。沈德潜的"格调说"充分吸收了王士禛"神韵说"的部分特质,在审美追求上,既崇尚阔大朗健的气象,又表现出对"神韵"古淡、清远的美学风格的喜好。这是因为古淡清远这一美学风范与文人阶层的理想和品格大体一致。另外,从艺术的表达方式上看,"格调"和"神韵"都追求不切,也就是不落实处。这种艺术表达方式,正可以沟通古淡清远和阔大朗健这两种看似不同的美学风貌。当然,沈德潜的"格调说"在融会"神韵说"的基础上,也坚持了自身的独立品格。在题材的选择上,沈德潜的"格调说"坚持对社会的关注。所以,在《清诗别裁集》中,沈德潜虽然以诗作入选数量的方式,肯定了"神韵说"倡导者王士禛诗坛盟主的地位,但他却不顾王士禛对五绝的偏好,大量地选取了王士禛创作的七绝,因为七绝这一体式与现实人生的关联更紧密。这样,沈德潜就以巧妙的方式把"神韵"王士禛改造成了"格调"王士禛。

沈德潜的诗学贡献及其历史定位

相对沈德潜的名声和地位来说,沈德潜诗学的理论贡献和批评成就往往让人感觉名不符实。实际上,沈德潜的格调观念及相关诗学理论,足以包括古典诗学的传统观念和一般倾向,像他所编的历代诗歌选本一样,历来被视为代表古典诗学理想的正宗。即使从独创性的角度来考量,沈德潜诗学中也有很多独到的理论命题和批评见解。如果从理论、批评及诗歌史三个层面分别来考察沈德潜的诗论,就会看到其中不乏有价值的理论命题、通透的批评眼光和犀利的诗史见解,得出一个异于学界通行看法的评价。

论沈德潜的宋诗观及其对叶燮诗学的接受

叶燮针对七子派狭窄的师法取径、退化论诗史观以及偏激的宋诗立场,构建了以"变"为核心的诗史发展观,进而梳理诗史源流,解构了七子派宗唐抑宋的合理性。沈德潜承其师说而将格调诗学的师法对象扩展至包括宋诗在内的整个诗歌史;梳理宋诗之源,获得了对宋诗价值的正确认知,从而在根本上改造了七子派宋诗观,使之成为清代中叶格调诗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沈德潜诗学的渊源、发展及命名

作为乾隆诗坛地位最高的宗师,沈德潜诗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青年求学时期、中年馆课时期、晚境腾达和归田时期。青年时代有三个人给予他的诗学观念以重要影响,老师叶燮的开放包容的胸襟、友人许廷鑅的宗唐立场和精神偶像王士禛的神韵学说,由此熔铸成其诗学的基本倾向。中年的沈德潜屡馆于名诗人之家,拓宽了诗学眼界,以诗话、选本、评点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诗学见解,同时建构起更富于包容性的经典序列和诗歌传统。晚年随着政治上的腾达,他成为京师文人领袖和诗坛盟主,诗学观念也日趋正统。当代学者以格调派命名沈氏诗学,不足以概括其主导倾向,适足模糊了它的某些本质特征。

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案略论

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案的发生,不仅是爱新觉罗王朝文化专制强化的结果,也与沈德潜所秉持的“以诗存人”的编纂原则有关,诗选中诸多触讳之处均由此原则而产生。沈德潜对这一原则的坚持,对扭转清前期以来诗坛以名位交游为重的风气,大有裨益,也使《国朝诗别裁集》成为真实呈现清前期诗坛景观的重要选本。

沈德潜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沈德潜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之一。本文从文学发展史和文艺理论演变史的角度,在纵向概述沈德潜生前及后人研究沈德潜情况的基础上,对学界普遍关注的沈德潜的诗学体系、“格调”说与“温柔敦厚”说、沈德潜诗歌创作及其在唐诗学上的贡献等情况作了细致的学术梳理和评述。作者同时指出,目前人们对沈德潜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指出今后研究的重点所在,并且对研究的方法作出自己的思考。

作为讽喻的事件——沈德潜时事讽喻诗考论

沈德潜诗中有十余首针对具体时政事件而发的讽喻诗,涉及其时敏感的话题,诸如朱三太子案、科场案、立太子事及满汉之别等。诗人以感事的方式,抒写其立场与态度,矛头往往指向最高统治者。同时,为达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艺术效果,诗人继承《诗经》及杜诗的讽喻传统,将情感通过比兴的方式表达出来。沈氏前中期深怀遗民意识,故对朝政多有批评;然自乾隆八年庶常馆散馆正式进入仕途后,由于被乾隆树立为诗坛典型,故诗风一变,歌功颂德之作增多,时政讽喻诗为应制诗替代。这一转变,也体现出乾隆文治举措的成效。

沈德潜诗学思想的调和意味与文化内涵

沈德潜的诗学思想是调和"格调论"与"神韵论"、"性情论"而构成的。他的理论使格律声调等形式要素、优美壮美等美学要素与抒发性情、复归雅正等内容要素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既避免诗性抒发的空疏自赏,又保持诗学立场的中和稳健。但是他的这种"调和"毕竟是以儒家传统诗学思想为旨归的,从可观察的文化形态看,沈德潜诗学思想的实质与当时主流文化思想的价值趋向相互照应。从深层次的文化结构看,沈德潜诗学思想的构成可谓兼容成分有余,而创新成分不足。它折射出的是一种"圆形结构"的文化心理。

选本与文学权力意志的外化——试论沈德潜诗歌选本批评的“正典”意识

沈德潜是清代著名的诗人和诗论家,曾选编了多部诗选集,以唐诗为基点,上溯先秦,下探清代,构建了一部比较完整的“诗史”。这部独具风格的诗史,以“温柔敦厚”的诗教立论,重视人品与诗品的合,一,严谨而又通侻认可诗歌创作风格的多样性,包容诗史“正”与“变”的多种样态,相对降低了唐宋诗之争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沈德潜的审美理想新探

乾隆时期的诗学大家沈德潜 ,一向被视为“格调说”的倡导者 ,但他实际上在继承了严羽和明七子“格高调逸”理论的同时 ,又吸取了明清以来主性情、重创新的思想 ;他推崇杜甫“鲸鱼碧海”的风格 ,而又赏识清远宛然的诗境 ,主张壮美与优美的结合、格调与神韵的统一。他的审美理想 。

论乾隆时期台阁文人的疏离心态:以沈德潜为中心的考察

乾隆八年(1743年),浙派名公杭世骏因"内满外汉"触怒乾隆帝被贬,得到乾隆帝恩宠的诗坛领袖沈德潜作诗相赠。将沈德潜赠杭世骏二诗与同时期江浙文人赠诗对读,可看出其用典指向与思想观念的内在一致性,即均同情杭世骏而对清朝官方的文化政策有隐微不满。这与沈德潜早年结交遗民、晚年因编纂《国朝诗别裁集》及著《徐述夔传》遭遇乾隆帝清算等事件具有内在一致性。可见,作为"台阁文人"的典型代表,沈德潜的个性化表述和"变音"倾向仍有甚多可发微之处。研判这一问题有助于从更丰富的角度理解沈德潜的诗学理念和诗学品质,厘清对沈氏的刻板认知。稍晚,沈德潜弟子王昶对此事的引述,和当时文人的类似创作、言论,足以证明乾嘉时期文人普遍存在疏离心态,台阁诗人亦多隐含不满情绪,此为这一时期士人心态和文学思想的一大特色。

“朝野离立”背景下的诗学论争:沈德潜与厉鹗关系辨

沈德潜与厉鹗是雍乾时期在朝诗人与在野诗人的代表,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清代诗史中"朝野离立"诗学特点的典型。沈德潜与厉鹗于雍正九年共入《西湖志》志局时相识,彼时二人诗学观虽有分歧,但相处融洽。随着乾隆年间沈德潜地位的不断提高,他开始公开指责厉鹗偏于宋调的创作方式,并最终通过《国朝诗别裁集》的评选,将厉鹗诗歌纳入自己宗唐的诗学体系。

沈德潜与其同调乔亿格调论诗学观的比较

格调论发展至乾隆之时,已呈现出较为成熟的态势,沈德潜为格调论的集大成者,乔亿作为沈德潜的同调,与之桴鼓相应,声气相通。通过对两人格调论诗歌观念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二者的诗学观在强调诗歌政教功用、人格优于诗格、性情与音调、宗唐祧宋等方面具有较多的共同性,但也有些微的差异。这说明清代格调论的发展与完善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发展过程,它也昭示了一种诗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既需要领袖人物的振臂一呼,也需要广树坛坫,有一批得力干将的支持。

沈德潜与乾隆诗坛

沈德潜是清代乾隆年间早期著名的一代诗文大家,向来被视为"格调说"的倡导者,其实它更具有深刻的丰富性和兼容性。他重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但其早年的作品更接近社会民生,多反映老百姓的疾苦和社会凋敝,与所谓的"乾隆盛世"很不和谐;沈德潜论诗虽然在很多场合下有些道貌岸然,恐失"温柔敦厚"之旨,但他在具体论述和评价过程中,对这个尺度的把握却又特别宽泛。沈氏的诗学独树一帜,其特点不是能仅用"格调"一词就能概括的。其文学地位的稳定确立,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以及对诗歌的独特理解和深刻感悟有关。